总之，追溯其渊源来看，“台独”的矛头所向与其说是雄踞大陆的广为国际所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莫如说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军事政权；与其说是要自外于中国，莫如说是旨在挑战国民党政权的法理基础，以拓展自身的政治空间，直至打开通向岛内最高权力之路；其反对的与其说是尚属遥遥无期的“国家统一”，莫如说是国民党假以统一旗号和中央政权名义在台湾地方所实行的极权专制。当然“台独”之流也不见得就是争自由民主，但起码总是要向当政者争权争地位的，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更不会拒绝使用自由民主这样的高尚的名义。蒋氏政权在镇压异见之余，也不免有些策略性的调整，这在客观上确也有助于推动岛内自由民主的进程，符合新生的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但是仍然存在我所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三、台湾民主化的两难与岛内政治重心的失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何况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但凭心而论，在既得利益问题的阻力之外，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台湾民主化特有其的内在的两难困境。彻底推行民主化，则势必难以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法统即它所坚持的全中国的代表性；要完全地维持“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一所谓法统，就势必会妨碍台湾自身的民主化：两者不可得兼。现实中的“中华民国政府”有效控制的范围仅限于台湾地区，即便通过岛内直选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基础，在法理上其合法性也明显地不及于大陆。然而“中华民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文继续保留，据此“中华民国”仍然是指包括整个大陆乃至外蒙古在内的全部中国。如果放弃这部宪法，又形同“台独”。于是就有了一个非驴非马的说法：“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表述的确是勉为其难，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实已暗渡陈仓。
另一方面，台湾当局不得不转变早期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开始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却又明显不能自废法统。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大约就是“两国论”或“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一个渊源。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可容忍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可是，难道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只怕台湾当局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了。
列宁说，“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我同样不高兴“台独”，也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但对台湾的进退维谷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台湾的民主试验因此长期饱受“统独之争”的困扰。若非出于对大陆的某种恐惧而使国民党的稳定牌屡屡见效，则国民党的下台恐怕不会等到今天，而黑金猖獗等种种内政积弊亦不会达到如此积重难返的地步。考虑到是在这种特殊艰难的条件下实践民主，我对同属中华民族的台湾人民油然而生同情和敬意。
陈水扁的就职演说中，试图有所纠正岛内政治重心的失衡，在主要的篇幅安排上专注于台湾自身的问题。演说的对象首先是台湾人民，而他们（特别是投票给陈水扁的人们）真正关心的是什幺？陈水扁应当认知，那是寄希望于他来推动包括扫除黑金在内的内政改革，因此演说稿在比重上谈内政远多于谈两岸和“外交”。诸如扫除黑金、行政改革、地方自治、产业发展、治安改善、社会福利、环保生态、司法改革、教育、文化等等，均有所涉及，而构成了一份蔚为大观的“治国纲领”。
撇开具体的政见之争甚至“统独之争”不谈，此次政党更替可以标志着台湾民主的新纪元。陈水扁大可鼓吹一下民主、自由、人权之类的“普世价值”，标榜道义形象，迎合公众口味，也对西方投其所好。这是政客的拿手好戏，不出所料，他这幺做了。他又暗示说，“大陆在邓小平先生与江泽民先生的领导下，创造了经济开放的奇迹；而台湾在半个世纪以来，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缔造了民主的政治奇迹。”但陈水扁的“民主牌”并没有完全使将出来，他对大陆当局心怀顾忌，并不想冒犯龙颜，这至少证明了陈水扁可以是一个合作者。
当然，一些人心怀疑虑的是陈水扁的所谓“台独”的背景，我认为这基本上属于杞人之忧，原因在于－－
四、“台独”之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这也是我所要讲的第四个问题。
当年，围绕着“国会”是否全面改选，进而最高行政当局是否也按岛内自下而上的程序产生，台湾各派政治力量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和斗争。两派意见各执一端，却各有依据。不用说，主张全面改选的一派轻易地就被对手扣上了“台独”的帽子，并大量地遭到当局的流放、监禁甚至处决；而反对全面改选的一派则被指责为“反民主”无疑了，因此长期面对来自体制内外特别是民间反对派的抗议和不
满。
当时的“万年国会”究竟有多老呢？至1988年初（李登辉上台时）为止的情况如下：“国大代表”中的“资深委员”总数851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108人，71岁至80岁的450人，81岁以上的293人，平均年龄77.8岁；“立法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216人，其中61岁至70岁的8人，71岁至80岁的92人，81岁以上的116人，平均年龄81.4人；“监察委员”中的“资深委员”总数36人，其中71岁至80岁的14人，81岁以上的22人，平均年龄82.8岁。（转引自高文阁编着：台湾与大陆风云40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57页。）如此一把年纪的人在三个机构中占据着相当的比例，他们常因体力不济，在会议中闭目养神或离席而去，很难发挥议事功能。在“立法院”中，又常因“资深委员”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到会，使得会议人数不足而不能表决，以至于为了凑数，有时就坐担架或轮椅与会。如此形同残局不算，还要老成凋谢，所以哪怕从当局办事方便考虑，也需要对“法统”进行修补。
台湾当局从50年代起，修补“法统”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出缺递补制度。“立法院”于1953年9月紧急制订了《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出缺递补补充条例》，陆续将各省原本落选者，按得票多少顺序，依次予以递补缺额。二是增补选代表。1966年台湾第四届“国民大会”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69年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以此为依据，为三个机构增补选少数代表。以上递补代表、增补选代表，连同原来在大陆选出的三个机构的”中央民意代表“一起，统称为”资深代表“，他们在”万年国会“中终身职。在1988年前后，每人每月坐领干薪10万元台币，而那些退出军队的老兵号称”荣民“，每人每月领到的生活费才有2000元台币（相当于当时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难怪”荣民“骂”资深代表“为”老贼坐享其成。“三是增额代表。1972年台湾第五届”国民大会“订定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对三个机构代表进行增额选举，从1972年以来到1988年，共选举增额代表：”国大代表“213人，”立委“397人，”监委“79人。
尽管对”法统“如此修补，仍然难以弥补”万年国会“与台湾现状的矛盾，为此，在各方压力之下，蒋经国生前曾在1987年12月提出”中央民意机构充实无可避免“的方针。李登辉当上”总统“后，于1988年2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充实中央民意机构方案“，提出对”民意机构“进行”革新“的四条原则：一、大幅度增加”增额中央民意代表“总额；二、鼓励”资深代表自愿退职“；三、长年卧病或长居国外、不能行使职权的”资深代表“视为自愿退职；四、停止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递补制，后于3月份正式废止。这个方案会导致”资深代表“逐渐淡出，但还远没有满足台湾各届”全面改选“之要求。
随着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几十年间要求民主化和本土化的呼声日渐高涨，终于形成官方所不可小觑的在野势力，即便在体制内也不乏应和之声。再说，那些国民党政权圈养起来的万年国代们，不断老死，自八十年代后期已经所剩不多了，靠他们维持合法性的老办法实在是难以为继。原来那种战时体制和空悬的政治架构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只有民主化和本土化才能确立台湾长治久安的根基。
蒋经国临终前有所醒悟，毅然开放党禁报禁。经过一段时间，台湾总算实现了国大全面改选，再后来总统也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为岛内全民直选。经过以上的三部曲，台湾民主化的基本轮廓便已奠定。反对派拥有了了充分的政治空间和施展舞台，自1996年实现首次岛内全民直选总统，特别是最近的2000年这次大选终于导致政党更替，在野党候选人一跃当选，则”台独“之长期暗含的基本政治诉求实已得到满足。
当然，就”台独“的字面含义仍需一个交代，用某些人的惯常话语来说，”台湾（事实上）已经独立（或台湾一直就是个主权国家）而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按照这样的逻辑就无需再行宣布什幺”独立“了。更换一个别的什幺国号，譬如”台湾共和国“，徒具符号而已，本身并不能改善其国际处境，还将使中共再无回旋余地，可能被迫采取断然措施而陷台湾于灭顶之灾，是谓过犹不及。故我早就指出，所谓台湾宣布独立的动武底线云云，实已成为两岸心照不宣的一个微妙默契。
所以不难理解，在陈水扁当选后，民进党内就有人提议取消民进党党纲中关于用公民投票方式决定是否建立”台湾共和国“的条款，其实，此议由来已久。建国党虽属于台独原教旨派，其党名便宣示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为己任，可也在不久前，二十几位建国党元老宣布退党并提议解散建国党，理由是建国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凡此种种，亦并非完全出于缓解大陆压力的考虑，而是符合”台独“的内在逻辑的。
听到这里，有些人不免要问：难道你说”台独“并不存在吗？非也。死心塌地的极端台独分子固然有，却未必构成个问题。如果望文生义，则”台独“问题基本上已经是个伪问题。正如我曾经指出，所谓”台独“在政治上实别有诉求，而在社会心理和情绪背景上，莫如说是一种孤立主义而已。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五个问题－－
五、”台独“泛滥还是偏安思想与孤立主义倾向在蔓延正如列宁所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我们进行”反台独斗争“，也要多一些设身处地的理解。设想如果台湾坚持自己是”中华民国“，那幺它该如何看待大陆呢？两者必居其一：要幺，继续称中共为”匪“或”武装叛乱集团“，视大陆为”沦陷区“，则两岸关系就永远只能是敌对关系，这固然不可取；要幺，放弃那种”汉贼不两立“的僵化态度，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又成了”两国论“，成了”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台湾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大陆方面当然历来不承认他的”中华民国“，可又断然不许人家放弃”中华民国“的名分，哪怕是通过修宪将领土范围缩为台澎金马也不行，似乎是要人家声称其主权加于整个中国大陆甚至外蒙古才好。可是，难道你指望他们”反攻大陆“吗？
台湾因其弱小更倾向于把两岸关系国际化，若国际社会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则大陆对台动武会被认为是一国对另一国的”侵略“，好比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可望获得国际社会的有效干预。因此之故，诸多本心未必赞同”台独“的人也可能被台独的主张所吸引。然而人皆共知，若台湾”宣布独立“，在其尚未得到国际社会承认之前就可能招致武力攻击，何况所谓国际承认事先并无把握，因此又不能铤而走险。这样台湾的最佳考虑，必须既使两岸关系最大限度的国际化，同时又不承担直接宣布独立的名义，而且还要为日后可能的自愿统一留有余地。这种办法，应使独者见独，统者见统，各得其所，众口能调；又进退有据，左右逢源。最近这次大选中几位主要候选人大陆政策的微妙的趋同化就是明证，而在某些易于激动的人士眼里尽皆视为”台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其后的复杂因素。
由于实力对比的悬殊和国际形势一直并未发生如其所愿的变化，何况美国中途又抛弃台湾转而与中共建交，台湾当局感到自身都已难保，故从蒋氏政权后期开始久已不复有问鼎中原的雄心壮志，在武力的逻辑上，这是个现实主义的态度。所谓”光复大陆“的理想被无限期推延和淡化，台湾的当务之急变成下大力气自强自保，自求多福，当然不肯采取积极姿态挑战中共和主导统一进程。正所谓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好在暂时还能躲得起。
至于近一二十年来岛内本土意识的复苏与高涨，作为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副产品，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政客野心家们不再敢于要挟岛内人民为之充当炮灰，”三年准备、五年反攻“之类，成其所谓功业，就是台湾的一个进步。随着国民党早期迁台势力的日益飘零，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下，岛内政治本土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站在大陆的立场不妨视之为一种地方自治，亦可聊以自慰，毋须庸人自扰。但是，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一些人即便明确反对”台独“，更多出于战争恐惧，而非有归附之心和向往之意，于是偏安孤岛的思想日益盛行。这些虽亦在情理之中，从大陆的立场却不可掉以轻心。
但是要有一个慎重的恰如其分的估计。我以为台湾真正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台独“泛滥，莫如说是这样一种孤立主义的情绪在蔓延。正如美国历史上几度出现的那样，有其客观背景和土壤。处在大陆的角度如果视若不见的话，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我为之正名而称作孤立主义，这一良苦用心，恰如某学者的解释：”这就是说，现在大多数台湾人的心理，主要还不是下决心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是画地为牢，自安自保，不肯被中共统了去。当然，决心台独的人是有的，不过对相当数量的台湾人来说，他们现在唯一明确的意愿是拒绝被中共统一。“实际上，使用孤立主义这一称谓，不仅在学理上更严谨，在政治上也有策略含义，问题是当局者迷，还不知顺此台阶而下。
我们既要认清「台独」的历史渊源和内在实质，做到冷静对待，留有馀地，切不可一触即跳，自乱阵脚；也要有怀柔的胸襟、分而化之的计谋、招安的打算。还要把少数政客的极端言论与广大民众的真实心态区分开来，切忌将孤立主义情绪和偏安思想混同于”台独“大肆批判，却要设身处地体察民情民意，安抚民心。
试看今日欧盟诸国，语言文化各异，历史上多曾刀兵相见，就是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准也互有差距，政治主张上各有出入，即便如此，仍不可逆转（虽然小有反复）地走上了全面一体化之路。何况大陆与台湾！故而我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相信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胜利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但是，有人仍然担心，海峡彼岸不是拒斥”一个中国“吗？话可不能这幺简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