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78-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78-2014年数 据的实证分析 一、相关文献综述 如何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重 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种要素的投入 就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索洛( Solow)研究发现，经济增 长并不能完全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来解释，还存在“索洛余 值”。[11在对“索洛余值”的研究中，舒尔茨( Schultz) 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并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产出的剩余 部分，宇泽( Uzawa)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驱动的生产率改 进经济增长模型。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罗默 ( Romer)r 41和卢卡斯(Lucas)等经济学家所开创的新经济 增长理论的发展，巴罗( Bar-ro)[6]、曼昆等(Mankiw et a1．)[7]相继对索洛模型进行了拓展，把人力资本纳入新经 济增长生产函数之中。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教育 则被公认为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引入人力资本的多 种经济增长拓展模型清楚地表明，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 手段，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鉴于教育在人力资本积累中的重要作用，大量实证文献 通常用教育的相关指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因此对人 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实际上探讨的主要是 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外学者研究中，约根森和弗罗米 尼(Jorgentson&Fraumeni)对美国1948-1986年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核算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6 %；
肯诺和卡莱Klenow 8L Clare)对98个国家人均产出增 长跨国差异研究时发现，人力资本提高的作用占经济增长的 6%～12%r91；
豪和琼斯(Hall&Jones)对127个国家人均产出 跨国差异水平的核算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占总份额的22%；
巴萨尼尼和斯科皮特(Bassanini& Scarpetta)对经合组织国家19 71-19 98年的数据的研究表 明，成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每提高1%．劳动者的人均GDP 增长0.57%。
国内学者研究中，韩宗礼依据不同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劳 动生产率，估算出我国1964-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 贡献为36%；
蔡增正利用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研究得出 了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且外溢作用最为显著的结 论；
陆根尧和朱省娥运用教育与非教育两部门模型研究发现， 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国际相比较低，教育对非教育 部门的外溢作用与国际相比则相对较高‘14]；
郭海湘等认 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于教育对实际人力资本的贡 献率和实际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乘积，其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2003-2006年中国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为8.28%；
田庆华和李廷瑞的研究表明，中国东部地区教育转化为现实 的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效率低下，教育产业每增长1%，经济发 展只提高0.16%[16]。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不仅从人力资本 积累这一基本方面揭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而且进一步探讨教育发展通过改善社会基础结构、促进知识和 技术创新、推动社会价值观与社会文明进步对国家经济发展 的促进作用[17]，也有学者从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提 高社会素质和民主素质等方面，研究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基础 性作用；
更有学者把实现教育发展特别是发展高等教育看成 是推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强调增加教育投 资、加快实现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育转型的重大意义。
[20] 理论与实证研究文献表明，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手 段，教育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前，中 国教育整体上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伴随着37年来改革开放 的历史进程，中国教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回顾37 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科学地估计教育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于全面认 识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通过发展教 育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数量与质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模型变量与方法设定 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教育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1978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推进教育改 革的法律法规及纲领性文件，对教育体制改革做了全方位部 署。经过37年的持续改革，中国教育的各项制度法规逐步健 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投入体制、招生体制以及收费体 制等都日趋合理。统计显示，1978-2014年中国全社会教育经费总投入累计达到244 099.2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总投入累计达到182 419.3亿元。从增长率来看， 1978-2014年全社会教育经费和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 长分别达到17. 7%和16.9%。在各级各类人才培养方面，从 招生数看，1978年高中（包括职业中学）、普通高等教育和 研究生分别只有692.9万人、40.2万人、和10 708人，2014 年则分别达到1 416.4万人、721.4万人和62. 13万人。从毕 业生数看，高中（包括职业中学）、普通高等教育和研究生 1978年分别只有16.5万人、682.7万人和9人，2014年分别达 到1 434.9万人、659.4万人和53. 59万人。①为了估计改革 开放37年来中国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本文下面 将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本文将样本期间定为 1978-2014年。选取中国的实际GDP为被解释变量(Y)，用来 表征中国的经济增长，教育发展为核心解释变量(E)，为避 免模型设定误差，同时引入劳动(L)和资本(K)两个解释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变量指标具体选取如下。
1．使用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来指示经济总产 出指标 实际GDP年度值的计算方法是，先确定基期的名义GDP， 然后用此GDP逐年乘以（或除以）年度GDP指数，得到基期价 格的年度实际GDP。本文以2000年作为基期，计算得出了以2000年价格表示的1978-2014年的中国实际GDP。（见图1） 2．使用教育发展水平度量教育发展变量 教育发展水平年度值的计算方法是，先将每一类受教育 水平按一定的受教育年限进行折算，然后用折算后的数据乘 以年度各类受教育水平的毕业生人数后加总。以E代表教育 发展水平，N代表各类受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Q代表各类 受教育水平的毕业生人数，教育发展水平年度值的计算公式 如下：
本文将受教育水平分为五类：研究生、大学、高中（含 中专）、初中和小学。各类受教育水平的受教育年限折算的 处理方法是：研究生以19年计、大学以16年计，高中（含中 专）以12年计，初中以9年计，小学以6年计。中国各类受教 育水平的毕业生人数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资 料，加总后得到1978 2014年的中国教育发展水平年度数据。
（见图1） 3．用就业人员数度量劳动投入 对于劳动投入量的实际数据，国外文献通常使用工作小 时数，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并没有这一指标， 本文选取历年的就业人员数。此外，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就业人员数实际上是年末数，而使用年中数更为合理。因此， 我们将前后两年末的就业人员数进行算术平均，得到 1978-2014年中国就业人员的年中数（见图1）。
4．用实际资本存量度量资本投入估算实际资本存量常用的方法是由戈登史密斯 ( 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盘存法‘圳，其基本公式为：
其中，K，是以基期价格计算的t期的实际资本存量，l1 是以当期价格计算的t期的固定资本投资额，P，是t期的价 格指数，δ是资本折旧率。不难看出，估算实际资本存量涉 及四个方面：固定资本投资流量的选取、价格指数的选取、 基期资本存量K的确定以及资本折旧率的设定。对于固定资 本投资流量I1本文选取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于价格指 数P1，理论上说应使用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但由于统计 数据缺失的原因，我们无法得到19 78-2014年整个样本期间 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因此无法得到整个样本期间统一 按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平减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幸运 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2007年发布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 算历史资料(1952-2004)》中给出了以1978年为基期的 1978-200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我们使用这一指数 可以推算出1978-2004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而对于 2005 2014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我们使用同期的名义固定 资本形成额与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计算得出。对于实际资 本存量的基期，本文同样选择2000年，以与实际GDP选择的 基期相一致。对于基期资本存量Ko的确定，我们按照K,，一 Jo/（g+δ这一国际常用方法计算，其中g是样本期固定资本 投资的年均增长率，δ是资本折旧率。对于δ的设定，国内 外的研究一般采用5%，本文也采用5%。确定了固定资本投资流量、价格指数、基期资本存量和 资本折旧率，利用公式(2)，估算得到19 78-2014年的实际 资本存量如图1。
图1显示，四个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相 关系数检验显示，整个样本期间GDP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 系数都较高，特别是与教育发展水平和实际资本存量的相关 系数分别达到了0. 86和0.97。表l给出了四个变量统计分布 的基本特征。
（二）方法设定 因为上述四个变量选取的都是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直 接估计可能导致的伪回归，首先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考 虑到序列本身可能存在的高阶滞后相关问题，本文采用增广 迪基一富勒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ADF)方 法，对变量本身及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在验证变量为单 整序列的基础上，考虑到变量的多重性，本文采用约翰逊 (Johansen)协整检验‘22]进一步来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协整关系。
在运用协整检验确认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 需要具体估计出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因为本文的样 本容量只有37个，而检验涉及的变量有4个，由于Johansen 检验在样本不大时存在肥尾(Fat Tail)现象，并可能导致模 型估计产生实质性的均值偏差问题，为此，本文只是在检验 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en检验方法，而对变量间均衡方程的估计则不再采用该方法。考虑到GDP、教育发 展、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四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变量 之间难以避免的滞后效应，本文采用西姆斯( Sims，1980) 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22] 来估计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方程。VAR模型是一种分析 和预测多个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关系的常用动态 模型，与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不同，该模型并不严格区分模 型中的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也并不严格地拘泥于某种经济 理论来确立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是主要基于数据的统计性 质，把相互联系的多个变量看作一个内在系统，系统中每一 个内生变量都作为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相对于传 统模型，VAR模型能在更大程度上反映出动态变量之间的相 互影响与滞后性影响。本文采用的VAR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y为k维内生变量向量，C为k维常数项向量，A1… …Ap是k×k维系数矩阵，p是最大滞后阶数，u1为随机误差 项。本文因为有四个变量，所以模型中k=4。
三、实证分析 （一）序列平稳性检验 为了缓解样本数据的异方差性，本文下面对变量的分析 均采取其自然对数形式。对上述四个变量及其差分进行单位 根检验的结果见表2。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1%、5%还是10% 的显著性水平，四个变量的水平序列都存在单位根，检验结 果同时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四个变量的差分都是平稳的，可以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协整关系检验 采用Johansen方法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 检验结果见表3。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迹 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这意 味着变量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 基于前面讨论过的原因，本文对变量间协整关系方程的 估计采用VAR模型。根据赤池信息准则( AIC)、施瓦茨准则 (SC)和汉南一奎因准则(HQ)等最大滞后阶数的判定准则（见 表4），并考虑样本自身容量的限制，本文将VAR模型的滞后 阶数确定为2阶。
VAR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表5分为三部分，上面部分（2 ～28行）是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估计系数的标准差（系数估 计值下面小括号内）以及相应的t统计量的值（系数估计值 下面中括号内）。中间部分（29～38行）是各子方程的相关 检验结果，下面部分（最后4行）是针对该模型整体的检验 评价值。分析回归结果发现，在各变量回归中，个别来看， 每个方程并不是变量所有的滞后项都统计显著，但由于各参 数是否显著并不是VAR模型所重点关注的，而且中间部分显 示的F统计量的值都很高，不能拒绝所有滞后项联合统计显 著假设，为此回归方程保留所有滞后变量。
方程(7)表明：1978～2014年中国的教育发展与GDP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均衡关系，两者变动呈现正相关。具体来说，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教育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 分点，长期来看，GDP平均提高0. 2311个百分点；
同时，劳 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GDP也呈现正相关。具体来说，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长期来看，中国劳动力投入每提高1 个百分点，GDP平均提高0.7878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存量每 增加1个百分点，GDP平均提高0.4163个百分点，这表明劳动 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也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同时，实证研究也表明，虽然1978-2014年教育发展对 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具有推动作用，但推动作用相对有限。比 较可知，如果都是提高1个百分点，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 影响只有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的29%和56%。如何全面提升 教育发展水平，提升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教育发展对GDP增 长的实际贡献，应成为今后中国教育发展所着力解决的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回顾了改革开放37年 来中国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并实际估计了 1978-2014年教育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 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 GDP提高了0.2311个百分点。
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
一国要想在当今世界各国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自主创新 能力的提升成为关键。总体来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对不足，其原因除了创新体制改革滞后、创新投入不足以及 创新要素配置不合理之外，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和创新性人才 培养水平的滞后是更为基础的原因，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的 因素才是一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根本。当前，中国正在进 入经济新常态，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再主要依靠劳 动和资本的大规模投入，其必然出路是把经济增长从依靠要 素投入转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转到人力资本提升和 技术进步上来。为此，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加快教育改革步 伐，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加快人力资本的数量积累和 质量提升，努力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创新型人才。只有这样， 中国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