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五千年中国古老文明，蕴藏着无比瑰丽的智慧宝库，形成了绵延不绝、日益丰富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中，肇始于尧舜禹时代的治政理念和治国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儒家为官治政理念和官吏管理制度，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把中国古代的治国之道和官吏管理制度，称之为除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以外的第五大发明。
把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与为官治政之道相互衔接、融为一体的，主要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儒子阶层。他们在参与管理国家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治政理念和经验。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道。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从《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张和《礼记·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德目，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处处洋溢着中国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治政智慧、道德理念及对为人为官的人生感悟，其中不少是超越时代限制的真理性认识。因此，我们必须对儒家为官治政理论进行适应时代的认真整理和深入的研究诠释，做好适应现代价值的转化工作，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将会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
历史上议论最多的莫过是“为政之道”。所谓“国正天下顺，家和万事兴”，就是强调国家有道有德，才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谈论“为政之道”。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古知今，以往验来。”纵观历史上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如初周的圣贤之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都说明道德教化对国家的作用。从历代的明君贤相来看，如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之辅佐成王，还有齐桓公时的管仲，汉高祖时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太宗时的魏征，北宋时的范仲淹，明初的刘伯温等，他们都是强调治国要尊道施德的。
不仅如此，古代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方面，也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像通过科举考试和吏部加试来铨选、任用官吏的办法，说明只有经过“身、言、书、判”的严格挑选，才能进入仕途。而且，一个人为官，如果不孝顺父母，不亲和兄弟，品德不端，行为暴戾，即使再有才能，也不会得到重用。可见，权力的运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优先性，依赖于文化系统对权力运作结构做出的合理阐释，任何朝代都将道义得失摆在与自己命运攸关的地位。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是本体在宇宙运行中创造出来的形式，即盛世美德的秩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讲道德与秩序的关系。而人心衰坏、社会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都是对秩序的破坏。它打破了和谐的社会关系，销蚀了美好的社会风尚。特别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容易引发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紊乱，甚至造成社会失序、犯罪迭起的非正常状态。所以，在古代圣贤们看来，吏治的关键是加强人身道德修养，严格规范管束，通过建章立制来监督权力阶层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
在中国传统的为官为人和治国之道中，“为政以德”不仅作为治国的方略，作为为官立身和从政的准则，而且也是人格道义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的具体体现。“民无信不立”、“以信待天下”的古代政德民风，反映了中国民众重视政治道德的传统，并把作为个体内在的“修齐”层面的道德基础，延伸到外在的“治平”意义上的政治领域。“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文传统精神，无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还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为政方略，都具有法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
中国历代有关治国之道、为官之道的著述各有倚重，各有短长。法家强调法治，重视短期的治理效果；儒家道家强调德治，注重长期的教化效果。在长期治国的实践中，一些明君良相把二者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形成了中国古代“德法并重”的政治思想。
在法家的代表作《商君书》中强调，一个国家治理得好，要靠法度、信用和权力，如果上面的君王有好法并且守法，下面的臣子也一样。即所谓“君好法，则臣以法事君”，就会天下太平。在商鞅看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和春秋五霸都很了解治乱之道，并且公私分明，任人为贤，认为“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也，为天下位天下也，论贤举能而传焉，非疏父子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故三王以义亲民，五霸以法正诸侯”。
儒家提出了道德教化的安邦治国方略，强调道德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儒家对权力的解释从不离开道德的标准。《中庸》这样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就是强调当权者与道德的关系。而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和驱动作用，主要是通过政治文化精英的
表率、社会舆论的评价以及个人的自我良知来实现的。孔子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均要修身、正心、诚意、致知，而这种行道修德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家庭、国家，而且是为了普天下人的和平与福祉。孔子还特别强调当权者自律是一个大事，主张“为政在人”。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略》）认为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能实现天下大同的圣贤政治。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是将道德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以德来统治时，不但人民要遵从，统治者也要遵守，将官民一视同仁地要求恪守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德治。所以提倡“德治天下”，不但指人民群众要有良好的民风民德，政府官员也要有良好的官风官德，若官员平民都有了道德，德治的诉求就有了现实意义。
从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愿望出发，政治系统的深层要求是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寻求权力的合法性和权威的合理性。“德法兼治”的思想正源于此。不可否认，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德治隐含了强烈的人治色彩，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形很难避免，从而又给人治和权力滥用留下巨大空间。所以，我们在借鉴传统德治思想时，必须坚持“以法治国”，防止重蹈人治的老路。
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自古以来就有将人格、诚信、礼义、廉耻作为立身的精神尺度和标志，作为从政的行为准则，这是古代治国之道在政治伦理方面的重要特征。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不轻易许人以“仁”。但认为君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即“质旺文则野，文旺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本质善良，品性端正，再辅以礼仪教化就可以成为君子，而“君子”正是国家需要的治世之才。孟子还认为，君子不仅要有德，还要有“浩然之气”。强调“气”，必须在“义”和“道”的引导下，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达到。君子有了“浩然之气”，为官就能居于仁，立于义，行以道，别以礼，做人也能堂堂正正，勇敢无畏。
从政之道首先要有良好的人格和品性。古代推崇的官德、官风是建立在人格和品性塑造之上的，历来是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自我操守、救世拯民、扶危助困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一个从政者应该成为一个有德行、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对这种恪守道德的报偿，就是使那些尽义务、尽责任的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奖赏，让那些贪私欲、渎职责的人受到严厉谴责和惩处。
当然，传统文化中的治国之道和为官之道，毕竟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它推崇的只是一种宗法型的社会，而宗法型社会自然要强调人伦，主张人治，轻视个人权利和契约。从一些朝代及其官员腐败的根源上去分析，有许多就是源于这种背景，如家长制和家族制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助长了亲缘集团及其权力结构的膨胀和发展，为实行“一言堂”，“家天下”，维持没有监督制约的环境提供了土壤。所以，我们在学习、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结合实际，与时俱进，创造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与“三个文明建设”相符合的新观念新制度。
四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民族传统，使之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就业形式多样化了。这对国家的治理、行政行为和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的治国之道和从政道德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完善。
从现代社会道德层面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机制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又具有腐蚀人们的理性道德，以感性欲望来取代精神理想的消极作用。所以，新的政治道德不仅要通过公共权力来维持秩序和进行价值分配，而且要通过国家力量将一种道德伦理观念推行于社会，不断借助于理性指导的实践而完善自身。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人文精神和治国从政道德，学习和借鉴一切反映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的管理经验，创新发展公共行政管理科学，把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德法兼治”的有效机制，既要讲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又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手段，借助国家权威、社会舆论、监督体系的力量，并与传统习惯、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等伦理典范融合起来，造成有益于干部队伍健康成长的氛围，形成多管齐下、多方治理的态势。
我们奉行的价值原则，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的道德理想目标基础上的，它坚持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并且与传统的价值规范和伦理目标相符合。我们强调干部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弘扬人格道义的力量，既要重视约束和强制，更要靠理性和道德的力量，靠以身作则，以理服人，以德化人。对当代干部道德建设的要求和评价，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宗旨，以能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最高标准。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了社会法律系统与个体调控系统的综合功能，加深了人们对公共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因而有利于全民族道德水准的提升和社会风尚的改善。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理论，其丰富的内涵，表达了我们党对治国之道的深刻认识，对整个社会文明建设更全面的把握。把法治和德治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全面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