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看诚信观的本土文化特征
从朴素辩证思维方式看诚信观的本土文化特征 民族文化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行为模式、认知体系、 无意识结构、价值观认同等诸多方面。任何一种观念的产生 和更新都需要关注本土文化的内生性因素。诚信观是人们对 诚信的内涵、作用及其践行等系列问题的主要观点和基本看 法。学界在对比中西诚信文化传统时，发现中国人的诚信观 颇具本土文化特色。往内溯源，诚信观本土特色的形成与我 国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而朴素辩证思维方 式正是中国人最常用的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思维工具。为 此，本文拟从朴素辩证思维方式这个角度切入，对中国人诚 信观的本土文化特征展开分析，以期探索出适合我国社会需 求、更具本土针对性的诚信教育的路径。一、我国文化中的朴素辩证思维方式 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反映出中国人的认知特点和解析问 题的习惯，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传统印记。对我国产生深刻 影响的儒、道、释三家思想本身就充满辩证思维因素。其中 的典型当属矛盾观念和中庸观念。矛盾观念就是阴阳两面互 相依存，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也不会有阴。“在中国人 的心目中，甚至邪与正都是互相依赖的，而不是绝对的。中 国人的心目中没有绝对邪恶和绝对神圣的事物，这是西方的 朴素认识论所没有的。”［1］中庸观念强调不偏不倚和调 和折中，讲求因时因地因事因物制宜。当代学者杨中芳提出 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指出“中”作为行事思考准则，是依情境不同而施以不同程度的行为准则，考量后寻找对具体 情境而言最“恰如其分”的行事选择。具体执行德行时，要 达到最大的效果，在“太过”与“不及”之中找寻一个均衡 点，相当强调“自我约束”及“灵活变通”的力量。孔子强 调“适中”的变通性和灵活性，他强调道德实践既有原则性， 也有灵活性。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权”的构念，把注意力 集中在如何选择适用于某一具体情境的最佳行动方案上。孟 子也常用“思”字来表示权衡之义，而非知解之“思”。他 常提“因时损益”，即是在时间的变迁中，获得最恰当的均 衡点皆有不同。［2］事实上，就连我国民间常用的谚语中， 富有辩证意味的谚语也比比皆是，如“祸福相倚”“乐极生 悲”“吐故纳新”“见微知著”“否极泰来”等。
跨文化心理学通过实验和调查等实证研究方式证明了 朴素辩证思想是被我国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中国人最 常用的思维工具。彭凯平等学者在实验中将从英文、中文和 希伯来文中挑选出来的辩证谚语和非辩证谚语，同时呈现给 中国读者。研究发现，中国人普遍欣赏、熟悉、喜爱那些辩 证的谚语，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还是希伯来文的。［1］ 128他们在另一实验中分别让中国被试和美国被试阅读一对 看似矛盾的科学发现，之后对这些矛盾信息进行判断。结果 发现，美国人的判断呈现出一种极化现象，常常是选择相反 两端中的一端作为自己的立场，即美国人看到对立面证据时， 更加相信其以前相信的东西或者更加不相信其以前不相信的东西。而在对中国人的实验中却发现，当只呈现一方面的 信息时，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判断没有什么区别，都有一种自 然的偏好；
将两种对立信息同时呈现时，中国人的判断明显 受到朴素辩证法的影响，“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即将事物 一分为二，觉得一件事物可能不是想象中那么对，也可能不 是想象中那么坏，中间可能是最好的判断。［1］129 二、诚信观的本土文化特征 从古至今各人对诚信的理解皆有不小差异，这里难以尽 述。从最基本的含义看，判定个体是否诚信须做两方面比 较：一是横向的表里比较，看个体外在的言行举止与内在的 想法是否一致；
二是纵向的言行比较，看个体先前和之后的 言语及行为是否一致，前后有无自相矛盾。在我国传统社会， “诚信的内容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最基本的是以诚为本， 取信于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为人思诚，信以行义，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诚信之德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讲究信用，遵守诺言”。［3］但是，如果横向比较的 场合变多、纵向比较的时间拉长，那么个体是否诚信将不局 限于当下的表里如下和言行一致，而要看他在更大更远的时 空中是否做到表里如一和言行一致。这就产生了诚信的绝对 性和相对性问题。
西方道德教育发展史上，对诚信观有两种颇具代表性的 思路。一种是道德绝对主义的观点，认为诚信是源于传统且 为当前社会所需要的一种美德，是无须加以质疑的绝对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人对诚信的遵守是无条件的，完全不为当事 人的主观因素和具体情境所影响。康德的“绝对命令”即为 典型代表。建立在道德绝对主义理论基础上的诚信，可以称 为绝对诚信；
另一种是道德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诚信与情 境密切相关。人会因地域、民族和文化的不同而对诚信有不 同理解，个体也会因所处的社会现实条件、当下自身情况和 周围利益博弈的约束而对诚信有不同感受和行为反应。诚信 与道德主体的需要直接联系，在不同的情境下将导致不同的 选择后果。因而，诚信是条相对的有条件的道德准则，而非 恒定的普适的道德律令。杜威、皮亚杰、哈特肖恩和梅等学 者都持这种观点。“哈特肖恩和梅花了三年时间，对一万多 名8至16岁学生进行实验研究，发现诚实的行为更多地受直 接情境的影响而不是受内在道德原则的支配。” ［4］建立 在道德相对主义理论基础上的诚信，可以称为相对诚信。
我国诚信思想的发展遵循着不同于西方的推进路线。受 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影响，我国的诚信观反而能将明显对立的 理念加以兼容并收，形成自己的本土文化特色。绝对诚信与 相对诚信这样明显对立的两种诚信观，中国人在践行诚信时 不是二者择其一，而是走二者相统一之路。也就是说，启用 朴素辩证思维的中国人，既不只在绝对意义上来理解和追求 诚信，也不只在相对意义上来解读和践行诚信，而是致力于 达成绝对诚信与相对诚信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要求个体将绝 对美德意义上的诚信作为做人做事不懈追求的目标，又要求个体依不同情境能够采取相宜的对策。以儒家思想为例。儒 家批评泥守绝对诚信的僵化和教条，孔子曰，“言必信，行 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5］与此同时，儒家又要保证诚 信不因权变而成恶德，一则将“诚”推定为“明善”，《中 庸》有云“自诚明，谓之性；
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 明则诚矣”；
［6］二则将“仁”、“义”等范畴置于“信” 之上，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7］也就是说，个体要在不同的情境中，在善或仁、义的 指引下，灵活践行诚与信。
三、绝对诚信与相对诚信相统一的具体表现 当个体身处两难选择的情境中或是遭遇互相冲突的力 量作用时，中国人倾向于用朴素辩证思维方式来应对，如前 文所述的矛盾观念和中庸观念自然融入应对的全过程。此时 个体坦然接受种种矛盾冲突，积极设法协调各方力量，把握 好进退的时机和尺度，致力于寻找适宜的策略和方法，做到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普遍真理与特殊情况相结合，展示 出传统文化的智慧。绝对诚信与相对诚信的统一即是这方面 智慧的典型体现。个体在践行诚信时如何看待事实和规则、 如何表达情感、如何选择行为目标，中国人对此类难题的回 答可以用“守经达权”来概括。这样既坚持了绝对诚信意义 上的原则，又不反对相对诚信意义上的随机应变。守经达权 式的统一充分揭示了朴素辩证思维方式对诚信观的影响。
1.诚信之对事实和规则的认知：外圆内方“圆”取圆融、圆通之意。钱钟书说“圆”是“以圆转 形容天运，道心之周流灵活”。“方”取方正、方直之意。
钱钟书论“方”是“直立而不挠，素白而不污”。［8］诚 信实践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面对事实和客观规律、礼仪法度、 规章制度等规则。在思想上，实践诚信要求“方”即要求从 表到里、前后始终都尊重事实和坚持规则。那么如何尊重事 实和执行规则呢？尽量不要硬碰硬，要讲究尊重事实和执行 规则的技巧，这就是“圆”的要求。讲诚信要“圆”就是要 求个体学会随机应变，灵活变通，与外界环境相处融洽，减 少冲突和阻力。至方则迂直、呆板、不合时宜，俗话说的“太 较真”“认死理”；
至圆则圆滑、世故、圆媚，俗语常比作 又滑又溜的泥鳅，“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无从辨真 假。至方与至圆皆不可取，而外圆内方才能既坚持了诚信原 则又能将事情做得圆满。正如《菜根谭》中写道，“作人无 点真恳念头，便成个花子，事事皆虚；
涉世无段圆活机趣， 便是个木人，处处有碍”。［9］ 一言蔽之，个体实践诚信时要有方有圆。既要表里如一 和始终如一地坚持事实和规则，又能诚心诚意地根据情境的 不同做出尊重事实和合乎规则的行为。不仅如此，在方圆之 间还提倡外圆内方。修养“诚”的功夫就是要尽心尽力地思 考不同情境的要求，权衡其中的利害关系，保持和的大局。
个体可以灵活变通，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是不能突破底线。
如果突破底线，个体为人处世就成了世人所不耻的“外圆内圆”，诚信的原则已荡然无存。
2.诚信之情感表达方式：路曲心直 “曲”者弯转、不直，“直”者直线、不弯曲。就情感 表达而言，“曲”取迂回、间接之意，“直”取直率、直接 之意。中国人表达情感往往不主张直来直去，而是强调在迂 回、含蓄的表达过程中透露着真心真意，此即为“路曲心直” 的情感表达方式。如果一个人说话太直，会被斥为无礼莽撞， 而听的人可能会介意，视之为对己的冒犯。所以，个人的意 见、想法、感受或建议往往需要采用间接的方式提出来，如 讽谏、借古、托言、自谦等。然而绝不能因为一个人多绕了 几个弯、多说了几句曲言，就看不到他的真心真意，而将此 人下定论为虚伪、谎话连篇。西方人往往不理解中国人这种 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而将之推定为虚伪。明恩溥按西方人 的思维评述中国人的行为，就得出了这样不准确的结论。他 认为中华民族不重视真实性，中国人的真诚得不到保证，在 中国随处可见虚假的谦虚、虚假的礼貌和虚假的同情。［10］ 这样看来，似乎路“曲”了心就难以“直”。某个人说 话做事，一路行来多迂回几次、多弯几个曲，心意好象就摸 不清、猜不透了，那么他的真诚、守信体现在哪呢？道家很 早就发现，在环境的制约下可以采用相反相成的策略，例如 欲扬先抑、以退为进、大智若愚、以讷为辩等。是故“路曲” 并不能改变“心直”，反而有利于保证“心直”。“路曲心 直”的情感表达既不驳对方情面又能让对方愉快地接受，岂不两全其美？相反，“路直心直”则可能会伤人伤己，横生 矛盾，最后两败俱伤。因此，情感表达虽然也可直率张扬， 但含蓄内敛却是更为不错的选择。这种情感表达方式虽然表 现在外的手段与内心真正的目的不一致，但个体的原初动机 和最终目的仍能做到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当然，如果采取 的是不择手段就另当别论了，那已经演变成了“路曲心曲”， 虽然能最终达到目的，那也是充满了阴谋和欺骗，已经完全 背离了诚信。
3.诚信之行为目标选择：名副其实 名实思想起源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从先秦语境至现代 语境，名实主要在三个层面上使用，有三种主要含义：（1） 在日常生活层面，名实指名誉与实际功利、名声与实际价值 和标准；
（2）在语言逻辑层面，名实指概念与实在、名称 与实物；
（3）在伦理政治和社会治理层面，名实指名位与 实际权力和职责、名分与实际规范和秩序。从本质意义上讲， “名”是一种呈现于外的形式上的符号和象征，“实”是包 含其中的实际内容。名实关系的最理想状态是“名副其实”， 即名与实是完全相符的。但名实关系是动态的，名实经常发 生矛盾甚至分离。于是社会实践中常出现“名不副实”的情 况，即名与实可能呈现出完全不相符或不完全相符的面貌。
诚信行为的追求目标自然是“名副其实”，排斥“名不副实”。
中国人强调的名实关系往往不是“实至名归”，而是“名 先实后”。考察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其“正名原则”一直影响至今。孔子主张理政要“先正名”，而后才能名正言顺， 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
刑罚不中，则民无所 措手足。” ［11］于诚信行为而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 下，由于市场主体间信息不对称，诚信的获得也往往是先做 “名”，如定位、宣传、造势等，而后努力下功夫使实际内 容与“名”相称，形成“名”与“实”相辅相成的局面。当 然，如果之后做“实”的功夫没跟上，导致名实不相符甚至 分离，那就只能计入不诚、无信之列了。为此，儒家特别强 调做“实”的功夫，要求个体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做起，通过 自我修养来实现自我完善。这也就是修“诚”的功夫。儒家 要求个体不仅在表现于外的行为层次上做到表里如一，还要 在内心意念层次上做到表里如一。孟子提出“反身而诚”， 《大学》提出“诚意”“慎独”“毋自欺”，《中庸》提出 “诚之”，皆表明儒家在道德上着重“心理的内观”，君子 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凡事但求“心安”、求“问心无愧”。
［12］实践诚信者在“名”与“实”之间如何选择和协调呢？ 答案是“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行为效果上能不 能有“名”，交给后人或是社会大众吧，个体能做的努力， 只是从良心、从行为动机上去求“实”。当然，“名副其实” 是最终的行为目标和最理想的行为结果。
四、对我国诚信教育的启示 个体在知、情、行等心理活动中经常会启用朴素辩证思维方式，从而形成绝对诚信与相对诚信的统一，整个过程充 分展现了诚信观的本土文化特色。诚信文化的现代化要立足 于本土，在本土的诚信传统中生长出本土的诚信现代化。诚 信教育同样也要回看滋养人们至今的本土文化传统，从中寻 找适合本土情况和需求的教育内容、手段及方法。显然，适 合我国本土的诚信教育模式非常需要立于朴素辩证思维方 式的角度，同时能够充分涵盖绝对诚信和相对诚信相统一的 文化特征。
绝对诚信观的教育通常采用美德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有 一系列具体方法，如讲授诚信的内涵、叙述诚信的故事、明 确诚信行为的标准、树立诚信的榜样、加强诚信的行为训练、 培养出自内心自觉的诚信习惯等，意在让受教育者理解、认 同和接受诚信是一种美德和普遍准则，需要受教育者无论在 何种条件和情况下都要遵守和践行诚信；
然诚信终究会受情 境影响而表现出相对性。相对诚信观的教育则采用情境教育 模式。这种模式不再关注诚信的至上性，而将注意力集中在 诚信行为产生的外在情境和个体的内在动机上。此时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是平等主体关系，而不是权威者与服从者的关系。
教育双方通过对话等多种互动方式，贴近受教育者的内心诉 求，回归当下现实生活的种种情境，讨论个体诚信选择时可 能面临的种种矛盾冲突，意在将抽象的绝对的诚信规则具体 化、生活化，充分尊重个体诚信选择与否的差异性，最终让 受教育者在不违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能针对不同情境采取恰当的对策。
美德教育中的诚信具有崇高性，情境教育中的诚信则具 有现实性。我国的诚信教育宜综合这两种模式，选取能同时 兼顾美德教育与情境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一直以来我国的诚 信教育传统都比较重视美德教育，但我们不能好高贪大求全， 不能忽略个体诚信行为养成的过程、遭遇和环境。教育者宜 将诚信教育目标分出不同层次，视绝对诚信为最高目标和努 力方向，视相对诚信为可行的现实选择，在不同层次采取相 应的方法，以共同促成诚信在受教育者身上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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