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驾驭者与市场主体的关系。
党要驾驭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要成为市场主体、参与到微观经济活动当中去，更不意味着要以党代政行使对经济运行的管理活动。党是国家生活的领导者，而不是管理者，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主要是指我们党在认真学习市场经济知识的基础上，把握市场经济规律，领导政府，使其正确发挥经济管理职能，运用宏观调控等经济手段，驾驭经济全局的能力和艺术。其中以经济的手段和法律的手段从宏观上驾驭经济，防止过去搞计划经济时期以党代政干涉经济生活是其主要内容。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各种矛盾和冲突比较突出，企业发展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很多，作为具体管理经济运行的政府部门，要做的必须是也只能是通过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引导，帮助困难企业摆脱困境，而绝不能去替这些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作主”，行使生产经营权，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体永远是企业本身，政府只能靠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去引导，而不靠行政命令。可实际上，这样的问题在基层却屡屡发生。比如最近为了深化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实现增资扩股任务，不少地方，由党委撑头、政府出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给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及职工下达集资入股任务，要求每个单位几年内完成几万元的入股任务，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计划经济的一套做法，这样搞很快之间企业股份制改造可以完成，但群众的利益却被冒了风险，怨声载道中深层次的矛盾又会形成。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大量存在，这说明我们的干部中还有很大一部人习惯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那一套做法，动不动就搞行政命令，动不动就越俎代庖。习惯于当水手而不习惯于当舵手，怎么能驾驭好市场经济这艘大船呢？
二是如何处理好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
加强党的领导必然涉及到如何强化领导权的问题，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又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对党的执政能力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权力天生有腐蚀性、扩张性、专断性，一切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与制衡，必然产生腐败，党的领导权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党提出了民主政治的理念，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和民主执政并不矛盾，党的领导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党对国家的政治思想、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领导。政治领导的核心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党的政治领导就是要求党通过民主政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转变为党的主张，并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行对国家政治事务的领导。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核心，但它和国家政权不是也不能是一个东西。要实现党在政治上的这种核心领导，必须充分而有效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彻底改变战争年代的领导体制和方式，在宪政约束下，建设党，在宪政原则下，以法治国，真正使党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领导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代替人民当家作主，只有这样才能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三是如何处理好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与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
世界上任何一个执政党都面临着一个特定的执政环境，这种执政环境一方面要受到当前具体国情的制约，另一方面也要受到这个国家长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尤其是政治历史传统的制约，这就是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先进性的政党，不论处于何种历史方位，在代表先进政治文化前进方向上，都应该永远保持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的精神状态，都应该比其他政治派别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胸怀更宽广，更应该不断创造条件，努力突破执政环境的历史局限性，不断在执政理念与治国方式上有所创新。
在引领先进政治文化前进方向的进程中，我党在历史上曾做出过卓越的贡献，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它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前提。建党之后，我们党坚定地反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帝国主义侵略文化，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倡导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问题上更明确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当前，根据我国曾经历过长期的
封建社会、落后的封建文化十分顽固的这个国情，要营造理论创新的文化环境，最重要的是加大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力度，强调文化生活的开放性、包容性。
历史已证明，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因其开放程度高，因而其落后的具有封建属性的文化改变也彻底。开放能打破落后，吸取先进东西，使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孕育出先进的文化。这是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目前有些人主张经济可以大开放，文化方面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甚至认为文化开放会导致“全盘西化”。这种忧虑实际上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心理倾向。其实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证明它是最具有融合力的文化。历史上多次较大的中外文化的交融都始终保持着中华文化的特性。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并未使中华文化“印度化”，反而使佛教“中国化”。同样，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才有了今天认定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的融合只能产生新文化，而不可能“全盘”地改变自身的民族的文化。因此，从文化发展规律与中华文化特点去分析，可以淡化对文化全盘西化的忧虑。而从中国国情来看，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封建文化的顽强，加之我们过去一定时期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因而在对待文化问题上，一是忽视了对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强性的认识，而未能把反对封建主义作为重点，二是甚至错误地用封建文化意识去反对资本主义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比如在权力运行上，我国自封建社会以来就流行一句经典名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权力赋予给他，就不能怀疑他，甚至更用不着去监督他，这实际上是将权力的运行设定在权力者自觉自律的理想状态下，但实事证明，靠权力者的自觉、自律和自控，根本上是不可能对自身行使的权力起到监督和制约作用的。这就好象运动员和裁判员永远不能集于一身一样。在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摸索，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权力制衡理论和分权思想，这可以说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的一项政治文明成果，但一具体到我国，就被某些人以不适合国情的理由而简单地加以排斥和拒绝。那么，权力制衡理论与分权思想到底是与我国怎样的国情不适合的呢？是不适合我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封建主义高度集权这个国情呢？还是不符合至今仍在顽强禁锢某些人头脑的封建教条这个国情呢？
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首先要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越多，可供社会主义借鉴的就应该越多，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一味地排斥和拒绝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的。所以强调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处理好执政环境的局限性与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关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要求，更是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迫切要求。
四是如何处理好构建和谐社会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
任何社会都有矛盾，正是有了矛盾，才使社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得以向前发展。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要加强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首先要正视社会矛盾，不能害怕它，更不能对矛盾藏着、掖着。在基层，有些干部为了保一方和谐与安定，见不得矛盾和冲突，一见就急、一急就简单粗暴，其结果只能是更加激化矛盾。
现代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的平稳而有序的运行，必须充分调动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它们能够正确而有效行使各自的权利。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深入阶段，在这个阶段，有许多社会问题光靠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是不能够解决的，彻底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必须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比如，前不久媒体报道的重庆某县法官通过上访总理为农民工讨回被拖欠的工资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利好于农民工的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折射出当前社会信“访”不信法的普遍程度，折射出现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方面存在的不合理问题。行政、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它们的关系，就永远不能解决司法运行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性，就永远不能树立法律在国家生活中至高无尚的地位。因此，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整合社会力量，协调各社会阶层、集团、机构的利益和权利，早日形成分工明确，各尽其责，权责相符，不越权，不虚位的科学管理体制，才能早日求得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如果政改长期处于缓慢状态，那么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就会长期得不到解决，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早日实现。
另外，社会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与平衡，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矛盾的不断转化，原有的和谐与平衡将会被不断的打破，唯有不断地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的改革，唯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求得这种和谐与平衡保持动态的稳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想法和做法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