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俄两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的过渡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讨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两国改革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两国改革的绩效差异以及普京时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过对俄罗斯转轨道路的反思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转轨道路/比较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俄罗斯的转轨是在苏联解体、共产党丧失执政权力甚至合法地位、激进的自由派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方面制度变迁的政治方面的阻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新执政的权贵也需要大刀阔斧地破除一切与旧势力、旧权威有关的制度。就像转轨伊始俄罗斯所进行的快速私有化对私有者阶层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改革不可逆转的政治追求超过了对经济效率的诉求。因为只有迅速地完成制度的转轨，新的执政阶层才具有合法稳固的统治地位和拥有广泛的支持者阶层，才不至于被复兴的俄罗斯共产党赶下台。
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应该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第一次重要探索，此前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逐步推广。由于此前几十年的闭关锁国，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相当贫乏，对外开放是在改革过程中逐渐展开的，因此说对外部模式的模仿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日益取得成效的过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是改革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它在改革过程中所追求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稳定使其尽力避免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推倒重来”。
上述分析旨在表达一种思想，即采取激进或渐进改革方式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政治结构等多方面的因素，改革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
二、两种改革道路的绩效分析
考察一种制度转轨的绩效是个长时段的课题，通常需要经历了一种制度的萌芽、构建、运行到制度效应的充分体现之后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而制度效应的体现又往往会经历时滞乃至曲折，最终慢慢稳定下来。俄罗斯和中国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轨才刚刚进行了十几到二十年，无论是采取激进还是渐进的方式，制度的转变还只能说是初步完成，不只是制度构建还远未完善，在传统的文化传统和管理机制不能随之迅速转变
的情况下，新制度甚至还不能有效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效应也不可能得到真实的体现，甚至可能被扭曲。因而在这时候来评价和比较两国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绩效一定是不完全的、也不能够很准确的。但是，从阶段性的发展进程来看，我们也可以对此进行一些阶段性的分析和总结。
其一，从市场化制度的构建看转轨绩效。
俄罗斯在转轨之初采取的是激进的改革方式——“休克疗法”，包括所有制结构、价格体制、对外经贸体制、金融银行体制都迅速地向市场机制过渡，尽管因改革过程中出现种种的问题和危机而不断进行调整，但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已经从1991年的80：20改变为2003年的20：80[1]（p82-86）。具体如银行领域，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系统性危机，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制度、银行业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银行破产和重组机制，自然人存款保险机制等一整套类似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制度都已建立起来。2002年美国、欧盟正式承认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市场化的制度形成可以认为是十几年转轨取得的最大成效，经济部门的后续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制度障碍将大为弱化。
中国转轨20余年来逐步形成了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包括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各环节也初步形成。但从相对微观一点的层面上，中国尚存许多制度性障碍，比如，中国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已占到经济总量的60以上，但它不是在国有经济民营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改制问题目前仍是难题。在金融银行领域，国有银行一股独大、民营资本进入难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加速解决，无疑会成为后续发展的障碍。
其二，从宏观指标和微观层面看转轨绩效。
转轨以来俄罗斯宏观经济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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