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把自己吹熄，以免燃尽——谈谈民族主义】

请把自己吹熄，以免燃尽——谈谈民族主义

　本文的题目来自尼采的一句话：“我要把自己吹熄，以免燃尽”。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如果怕被吹熄，就把自己燃尽了，这显然不好。借着这句话，正好可以谈谈民族主义。

　　我一直觉得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陈述而被别人断章取义，是一件让人很不开心的事。既然要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就要先厘清民族主义到底是什么。怎样定义民族主义呢？我觉得民族主义是一个由政治、意识形态、心理上的故土观念等因素构成的综合体，它常常是跟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神话传说以及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简单的说，我不否定民族主义，但我认为挂在很多人嘴边的“民族主义”其实骨子里是一种“伪民族主义”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讨论的正是这样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众多人头脑的时候，反思自己的民族，反思自己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指责别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从自己开刀？曾经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反思和阅读，愈是深入地阅读和思考，愈是对自己曾经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冒冷汗。下面就几个我所关注的问题，谈一下想法：

　　一、民族主义与戾气

　　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在这１００年里，受了很多外民族的欺负。百年悲情，无从排解。这种民族主义的悲情该导向何方？是谦虚地向列强学习，还是用“将一切凌辱过我们的都打碎”的豪迈，生活在自己编造的大中华的迷梦里？

　　走出迷梦，就一定要对“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时代”做出准确的把握和洞悉。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勇于拿出手术刀和透镜，只有敢于直面这一团血肉模糊、糜烂斑斑的脏器，才有可能期许一个健康的未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当今世上欲望最多道德最少”（王力雄语）的民族，并且是一个“科技和文化全面落后”的民族；这样一个充满着戾气的民族正处在这样一个大转变时代：它的政权正在由非理性向趋于理性过渡。

　　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里，这个民族所面对的是一个商业社会。除了利益以外，我们并没有多少非功利的支撑点。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宪政的秩序，才有可能抚平今天中国社会当中根深蒂固的戾气，让这个当今世界上“欲望最多道德最少”的民族沉静下来，开始心平气和的挣钱。一旦中国人从“欲望多道德少”的状态中安静下来，大家都去平心静气地赚钞票的时候，加上华人特有的勤劳和质朴，我们才有可能达到那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目标。（一个旁证是，在华人世界中，港澳台以及新加坡，或者还可以勉强加上沪京粤，凡是“开阜”和“西化”较早并且比较彻底的地方，凡是工业文明比较发达的地方，它的民众素质均要稍高于其他地方。）

　　民族心理病要用什么去治疗？我想药方可以开得多种多样。但民族主义却是一付毒火攻心的猛药，这付药不会给民族带来心平气和，只会带来虚火中烧，然后毒火攻心。

二、民族主义与公民的道德底线

　　这就不得不提到教育问题。我们国家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所以我们才会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尴尬的时代常常感到自身的尴尬和胸闷。中国当今的教育以及媒体上的舆论宣传，充斥着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煽动，但正如李钧先生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在精神上成人》一文所述：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关于人性、人权、人的尊严、生命的可贵、和平、宽容、反暴力、反恐怖、民族和解、人类共处、化解仇恨等等品格的教育的缺失，是极端严重的。这种教育上的让人失望的现状，正是弥漫在青年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得以滥觞的根源。

　　我们缺的什么？用余杰的话来说，我们缺的是：“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我们学习了知识，学习了被传播的固有的不可质疑的条条框框，却没有学到“人为什么是人”的答案。教育没有这些内容，新闻又尽是一面之词，我们怎么能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做出人性和理性的回应呢？所以，当我看到“为美国人受恐怖袭击而叫好喝采”的思维充斥着国人的头脑时，当我看到举国上下都在摩拳霍霍准备以武力向小岛上的同胞开火的时候，当我看到生活中的角角落落都被泛政治化并被导向民族主义的视角时，当我看到这些东西在国内是如此的有市场时，我丝毫不感到意外。我感觉自己也是这可怜的同胞中的一员。我们所受的教育注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彼此又有什么不同呢？无非是愈清醒愈痛苦，愈清醒愈绝望罢了。

　　归根结底，我们缺少的是为自己活，为自己争个人权力的意识。缺少了这些东西，一个国家永远都不能够

挺拔振奋。然而，在网络中，在任何的讨论平台上，在现实的生活里，“对我们的敌人（即我们反对的东西）也怀有爱”，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语境之中，我们一直生活在大中华的迷梦里，我们一直生活在高举一样东西，打碎另一样东西的环境里，以至于我们手上反对它们的武器也是它们的。我们的身上难免会有我们所受教育的浸淫的影子。一个自绝于人类文明的主流脉搏之外，感受不到任何“个人的觉醒”的民族，注定将要承受无边无际的苦难。

三、民族主义是一件煽动和利用的最好伪装

　　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民族主义是否应该被无限拔高”？我对此常常是保持警惕的。我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件最好的外衣，里面装着的是少数权贵和既得利益群体借助“爱国”将老百姓变成炮灰的实质。勿庸置疑，基本上，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也爱国。但是，请注意，爱国不能爱得糊涂。因为，国家可以分成三重意义，即文化意义上的，疆域意义上的，政权意义上的。你爱的是哪一个呢？

　　对于爱国，我还是希望“打铁先要自身硬”，不是不要爱国，而是先爱自己再爱国。什么时候中国人把心态调整成随时可以为自己的利益振臂高呼赤膊上阵而不是躲藏在人群中作阿Q式的奴才，中国才有希望。如果“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那么这种“勇气”并不伟大。有一个流传很广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着斯大林的面痛骂罗斯福。”看，这就是勇气的差距。很多民族主义者，吆喝起来都是能耐，骂起人来都是勇士，听见枪声一响呼啦一下跑得比兔子都快，在地铁上专坐“老弱病残孕专座”，看见小偷把眼睛闭上，遇到流氓生怕殃及自己，闯红灯，乘公车不排队，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连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都克制不住，这样的人即使整天高喊着“大中华”、“日他个小日本”，也是个大倭瓜而已。

　　实际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豪情太泛滥了，而正义感、爱的观念和公民意识却少之又少。

　　遍望所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集权国家，任何官方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有益于专制和集权统治的曲解。我倾向于，这些问题的发生，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结构上的问题也难辞其咎。这种结构上的问题使得对统治有利的部份被摘取和夸张，对统治不利的部份被回避和抹杀。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对待自由主义思想，对待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也一样继承了这种回避和曲解的手法。然而，这一次，却并不成功。

　　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只抨击来自外国的自由民主理念，不批评同样是来自外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一党专政。其实，我们国家官方从来都不是一味迎合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而是只在对官方有利的方面迎合他们。迎合的例子，比如坠机事件，比如炸馆事件。而反对的例子，要推９１１事件。那一次，中国官方就与高涨的民间喝采声相反，谴责恐怖主义，慰问和同情遇难的平民。其实，这些民族主义者们自己也是糊涂的，他们没有一套明晰的世界观，只是借着年纪轻的冲动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跑。这些在前面领路的其实就是一些御用的犬儒。这些犬儒们自己也不确定，哪一次的献媚会成功，哪一次会被主子反踢一脚。这些犬儒们最大的爱好就是饶有趣味的揭露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性，而对自己国家里现实和民间的疾苦充耳不闻。西方社会的现实绝不是不可批判和揭露的，相反，批判西方社会的排头兵，从来都是西方自己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些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因为任何缺陷和黑暗就连带着否定自由民主的理想。这是他们与何新这样的中国犬儒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

四、要“爱国”，更要“批判理性”

　　基本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些东西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基本情感，并且在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确实能够焕发出强韧的民族力量；但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是先天不足的，这些东西无法成为国民的精神信仰和至尊价值。一旦，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互相缠绕成了一种至尊的价值信仰，就必定会诱发出全民族的恶魔性，值得警惕。

　　现在有一股潮流，似乎不对西方说一声“不”，就不算“爱国”；基于国内现实的任何理性“批判”的声音，都是不“爱国”的。

　　这些受挫心理和义和团情结彻底的障住了很多国人的耳目，使他们无视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的存在，却把精力用来批判那些对国内现实的“批判者”。借用他们的思路，我也要问问这些新左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中国今天仍有一亿人口每天仅挣一美元（甚至不到８块钱）而活着，他们得到的民族主义者的帮助有多少？而义愤填膺的爱国者们却有过剩的精力去声援（在嘴上！！）南联盟、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民，因为他们在美国霸权主义的魔掌下呻吟。我要告诉这些人，即便是这些地方的人也比中国某些地方的老百姓过得好一些。其实，说白了，只要跟“仇家”美国有关的，就一概排斥，这才是他们这些人的准则。可见，民族主义者们也是“爱憎分明”的。然而可笑的是，他们给别人的同情通常换来困窘和尴尬。南联盟的人民推翻了自己的“民族英雄米洛舍维奇”，各位可以去问问南联盟的老百姓他们还愿意回到过去吗？伊拉克的独裁者如今已经倒台了，亲手拉到萨达姆雕像的就是巴格达的老百姓，他们会愿意回到萨达姆独裁和专政的魔掌下吗？

　　“民族主义”和“不理性”往往是双胞胎，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缺少了“批判理性”，就一定会陷入全民族的幼稚和偏狭。借用金刚先生的话来说：“西方世界里，‘与国家机器斗争’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天职。‘批判理性’是资产阶级最优秀的政治遗产。”这是一句异常清醒的话。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们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个“批判理性”。中国人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批判理性”吗？当然不是。可惜的是，“批判理性”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总是会沦为浪花余沫。

　　比如，柏杨说“中国人是丑陋的”，鲁迅说“我要刨祖坟”，胡适说“我要扒粪”。这就是批判理性。我们的民族主义者和新左们也喜欢抓住别人的一句话责难不休。即便是对鲁迅和胡适这样的大家，你要是抓住他的一句话去诘难，那也很可能得手。但他们悲天悯人的责任感是自豪的民族主义者们所无法企及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基本的底线，但有了这些随便说话的自由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深度的理性和自省，哪怕是绝望也好，这些东西才能造就我们美好的未来。

　　对这种“爱国”和“说不”的共鸣追根溯源，就不能回避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文化受挫心理，以及义和团情结。这与前面谈到的“民族主义与戾气”是相似的。对一些美好事务的追求只是因为来自西方，就一概被妖魔化了。当这种情绪走火入魔，任何“理性批判”的声音都会被淹没。“批判理性”的缺失背后当然还有一只舆论宣传的手。何清涟曾经有一段著名的话：

　　“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一万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文革’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文革’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如果说，‘文革’及‘文革’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深入地读书，深入地思考，深入地了解世界，你就不能不产生悲天悯人式的伤感。生于这个时代的我们应当回头去读读鲁迅，更要读胡适。我们要作真正的爱国者，更要作自由主义战士。如果我们有了批判理性，有了深度的自省，就不会走到极端和狭隘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