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政府的定位问题依旧悬而未决。继"西方模式"、"苏联模式"之后,充满歧义的"东亚模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中国目前还没有在政治经济体制方面作出决胜的能力,特别需要的是驾驭混沌状态的智慧。
[关键词] 现代化 东亚模式 混沌 价值观
经过20年的改革、转变和过渡,中国已进入混沌、模糊而广袤的灰色空间。转变和过渡是时下中国的时髦话语,但并不是中国的决策者或普通民众都明白中国将转变和过渡到哪里去,尽管模糊和混沌未必全是坏事。
即使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早已确定,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依旧剪不断、理还乱,政府在新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定位问题依旧悬而未决,至少在实践中是如此。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百年行程,似乎在相继尝试了"西方模式"和"苏联模式"之后,正在将"东亚模式"作为归宿。然而,"东亚模式"本身的歧义给人们带来困惑,时下正在肆虐这一地区的金融风波更加令人沮丧。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混沌特征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社会主义中国进入"改革时代"。经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由最初羞答答地为"商品经济"划出一席之地,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中国政府及理论界的部分人士认为中国改革已找到了明确的目标与途径,已不再"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口如果中国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能够轻而易举地说个明白,"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生前也就不会那么厌烦"争论"了。
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中国领导人或理论界的理论创造,而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相当古老的命题。它的最初源头,至迟可以追溯到布哈林在2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论断。①布哈林的理论连同他本人很快就遭到了斯大林的处决,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火花也随之消灭了。3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经济学者狄更森(H.D.Dickion)等人进一步阐发了如何利用资本流动、商品价格、银行利率等市场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等问题。②这些理论后来被付诸实践,先是在东欧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国,后来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大本营苏联,从50年代以来便在不断地尝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便克服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从经济体制的角度说,中国当年作为"修正主义"来大张挺伐的,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斯大林体制终于维持不下去了。经过20年的改革实践,神州大地可谓一片混沌,"外资共内资一色,计划与市场齐飞"。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l996年中国创造的99595亿元工业产值中,国营企业占28.5、集体工业占39.4、个体工业占15.5、其它经济类型工业占16.7③。在共产党政权领导之下大行其道的承包、租赁、拍卖、炒股、炒地皮、炒楼花、分红、外资、独资、期货、回扣……实在令人眼花缭乱。难怪一些人趁机兴风作浪,利用人们的困惑来挑起"姓社"还是"姓资"的论争。
从理论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能开拓的,正是一片灰蒙蒙的混沌天地。依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而创立的经典社会主义,当然没有市场的合法位置。在经典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支配社会行为的是排斥私有制与市场关系的马列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支配社会经济生活的是庞大的行政调节体系和"官府所有制"。④
所有制当然是社会制度的根本,但从实际经济运作的角度看,这种体制最关键的是行政调节体系。中国在改革前国有经济和名份上属于地方政府的集体经济,实际上就是由一个庞大的党政官员阶层通过行政手段来支配和调节的。这个等级官员阶层垄断了一切社会权力,直接支配了各个经济单位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产、供、销的全部过程。无论是服从由中央政府制定的指令性计划,还是将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允诺部分"计划外"生产和对"价值规律"的"利用",都丝毫没有改变排斥市场关系的行政调节这一本质。这种体制所造成的浪费、停滞和落后等严重后果,世人有目共睹,这也是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踏上改革征程的根本原因。
改革将中国经济带人一个新的境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国家的意识形态、产权关系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是经济生活中"市场调节机制"的形成以及它与"官员行政调节机制"之间的关系。"市场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与下面这些因素是互为前提、互为因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自由流通,法律与合同的尊严,价格、利率和汇率依价值规律自由浮动,财政硬约束和优胜劣汰,等等。显而易见,这与"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官员行政调节机制"一统天下的年代,官场取代了市场。改革将那种
一统天下打破了,硬是把市场嵌了进来,于是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和谐。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官员行政调节机制"和"市场调节机制"这两套机制都同时发挥作用的"双轨制"。这当然是一种灰色的、混沌的状态。由于党政官员支配一切的一统天下已被打破,由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已经形成,由于各经济单位和个人利益的刚化,"官员行政调节"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大部和宏观经济领域的相当部分已经失灵了;与此同时,由于在指令经济时代形成的很多观念和规章制度依旧大行其道,而适合于市场经济的许多观念和规章制度尚付阙如,由于等级党政官员依旧大权在握,更由于一些由旧体制和旧观念培育出来的党员官员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不情愿给市场机制出让权力与地盘,市场原则在经济生活往往不能贯彻到底。两者互相较量、难分胜负,两者都很元奈。而当两套原则都不能贯彻到底时,不同程度上的混沌状态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而且有可能使经济完全失控。"苏东剧变"之前的苏联、东欧各国所处的正是那种状况。剧变的结果是以共产主义制度崩溃、政府屈从于市场的方式解决了两者之间的对立。中国政府当然不愿重蹈覆辙,而决心另辟蹊径,其勇气相当感人。这种尝试能否成功,世人拭目以待。
二、中国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这是一个也许太老的话题。关于"现代化"的定义,有人侧重社会结构,有人侧重文化心理(或人的素质),但对"工业化"及其相应体制这一基本指标并没有多大岐义。⑤但是,无论从哪一角度去定义,西方都是"现代化"的原型。
中国现代化的行程,早可以从魏源等人倡导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算起,迟可以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倡导洋务运动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领导戊戌变法算起,至少已有一百年的历史。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最初所崇拜的是"西方模式"。从最初向西方学习"坚船利炮"、工艺器物(物质文明),到后来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制、学校报刊(制度文明),以及思想观念、哲学文化(精神文明),用梁漱溟的话说是"层层剥人"。追求"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过程于五四时期达到高峰,其余绪一直延续到40年代,并且在80年代再度复兴。在对这一模式的追求中,西方世界以现代工业为核心的工艺技术和科学知识、以代议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体制、以及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观念都被介绍到了中国,并在不同程度上扎下了根。
但是,"西方模式"从未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从当权者的角度说,晚清和民国时代对"西方模式"的追求至多也只是半心半意的。倒是现代化的"苏联模式"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迅速地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并巩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笔者在另一部著作中曾指出,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选定"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救国之道,既是历史机运使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⑦20年代初先进的中国人和部分西方人都将第一次世界大战视为西方文明没落的标志,而将俄国十月革命视为给整个人类带来光明的壮丽日出。与此同时,当时中国统治者的暴映和帝国主义的骄横使酷烈的革命行动成为唯一可行的救国救民之道。不过,英国哲人罗素1920至1921年访华时便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人,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只能作为实现中国独立和工业化的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在革命成功之后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国家官员手中,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且不说"革命贵族"们即使能永远保持"革命情操",他们在管理现代经济与社会的知识与能力方面的缺陷就足可带来灾难。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掌握全部社会资源的执政党,将不可避免地吸引大批利禄之徒侧身其中、谋晋身生财之道。"苏联模式"的现代化,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依靠国家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惊人的严酷方式与惊人的代价取得了惊人的高速度。但其进步的能量很快也被耗尽,采纳这一模式的各个国家舍改革而别无他途。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从模式选择的角度说,最初只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找出路,相继试图模仿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后来才审时度势,理直气壮地亮出了"中国特色"这面旗帜。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即便是在"苏东剧变"之前,中国的领导人及其智囊们就已日益将眼光移向"东亚模式"上。这种倾向在"苏东巨变"之后就更为明显了。无论是对日本、新加坡、南韩和台湾的羡慕与模仿,对"新权威主义"和"新儒家"的期许,还是对"再造香港"的渴望,都体现了这一思路。
其实,倡导"东亚模式"的始作俑者不是在东亚,而是在西方。我们都知道,直到本世纪50年代,使西方学术界困惑的不是东亚的成功,而是东亚的失败。他们在那时醉心探讨的是为什么现代化唯独在西方成功,而在其他地方都失败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最有代表性。只是到了60、70年代,随着以社会与经济缺乏活力的"英国病"在西方的蔓延和日本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中创造了"奇迹",西方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一些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探寻创造这种"奇迹"的灵丹妙药。于是,人们开始谈论"日本模式"与"太平洋世纪"。⑧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南韩)以及中国这条东方巨龙在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东亚模式"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⑨
不过,对于"东亚模式"的确切含义,人们并没有达成共识。东亚各国经济成就的动因何在?"东亚模式"的倡导者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D他们开列的清单包括来自儒家文化的对社会秩序和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节俭与勤力的大力提倡;促进劳资合作的团队精神;政府官员的精明能干和危机意识;民众的高积蓄率;勤勉而又自律的产业大军;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等。"东亚模式"还有一个更切合中国人胃口的分支,即"华人资本主义(ChineseCapittdism)或称"儒家资本主义"(ConfucianCapitalism),其主要标志是"家族企业"和"儒家伦理"的支配地位。⑩
特别是关于市场和政府两者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人们的意见大相径庭、以至于截然对立。以海伦·休斯(HelenHughes)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派"(Neoliberals)、或称"新古典主义者"(Neoclaicals)将各国的经济成就归功于市场。按照他们的观念,这些国家的经济奇迹是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行带来的,如合理的价格、合理的货币政策、合理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积蓄率等。政府的作用只限于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宏观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并制定"与市场亲善的政策"("market-friendlyPolicies")。(11)与此相反,以约翰逊(C.Johon)、艾丽斯·阿姆斯丹(AliceAmsden)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Statists)则强调政府的决定性作用。约翰逊举日本的通产省为例,论证日本成功的秘密在于日本的"发展导向型政府"("DevelopmentalState")。在他看来,日本在战后培养了一个在管理才能和道德风尚等方面堪称世界一流的官僚阶层,而且日本的政治体制保证这个阶层能够在不受外来干扰的条件下制定各项正确政策并得心应手地干预生活,从而使日本在国际竞争中后来居上并立于不败之地。(12)阿姆斯丹更向前推了一步。约翰逊将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视为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的世界潮流,阿姆斯丹则将政府的中心作用视为"后起工业化"("LateIndustrialization")国家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她进而提出"充当企业家角色的政府"这个范畴,认为南韩等国的成功秘诀是由政府协助企业家、甚至充当企业家的角色来与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竞争。（13）
的确,从经济上总结出一个统一的"东亚模式"远非易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各自的发展道路其实差异很大。政府的积极干预在日本和南韩更为明显,政府所制定的产业政策、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对大公司的津贴扶持,已远远超出国际社会所能容忍的程度。新加坡和香港则主要是依靠自由市场,政府基本上是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台湾介于这两者之间。虽然台湾政府积极地干预经济并维持庞大的国营经济但在台湾经济中最具活力并占主导地位是由市场制约的中小企业。如果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去作总体上的考察,倒是更能在国际社会中凸现出"东亚模式"的特色:相当时期内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速发展的经济以及在不同程度上共同继承的儒家传统。
问题不仅仅在于"东亚模式"本身的岐义,也不仅仅在于那种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是否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图景。更加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人们满怀激情地总结和提倡"东亚模式"的时候,这一模式正在裂变、崩溃和消失。对目前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作出全面的评价,现在还为时过早。但是,显而易见,造成这一危机的原因显然不仅仅局限于金融监管不严和国际"热钱"作孽等技术层面,而且涉及制度层面和价值层面。东亚各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功劳,以往显然被夸大了。地缘政治、历史机遇、外来援助等可待而不可求的暂时性因素,被"东亚模式"的倡导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为了扼制共产主义的扩展而慷慨地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让技术并单方面敞开市场。在冷战结束之后逐渐形成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欧美各国显然不再那么慷慨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实际上,当约翰逊在80年代初将日本通产省作为典范介绍给世人时,日本经济官僚头上的光环早已在日本民众的心目中剥落。通产省和财政部的一流官僚在8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突出业绩可言,倒是贪污渎职的丑闻不断。日本这一"东亚模式"的头号代表在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以来一颗不振、无力回天。1977年以来更有"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券亚洲,泰国、南韩和印尼最为惨烈,货币成倍地贬值,金融机构及相关企业纷纷倒闭,不得不请求国际金融组织采取急救措施。
世人现在才能冷静地去面对"东亚模式"的另一面。就连日本最值得炫耀的"终身雇佣"与"团队精神",也有其阴暗的一面。"终身雇佣"制是以规规矩矩、服服贴贴、任劳任怨为代价的,而且只限于大公司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员。由于经济陷入不景气,很多公司已不再承担保证员工终身就业的义务,而很多新的青年员工也不再甘愿承受这种束缚、"从一而终"。日本官僚万能的神话也已破产,神户地震中官僚所表现出的无能、财政部上层官僚丑闻的不断曝光,使世人再也无法从整体上对日本官僚表示敬意与赞誉。世人还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集权的政治体制口印尼、马来西亚、甚至于新加坡的集权体制,特别是印尼的"家天下"统治,愈来愈显露其内部的祸害,深为世人所垢病,并终于迫使苏哈托在屈辱中下台。
三、东西合壁非坦途
中国人近年来倾心于"东亚模式",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近年来大谈"亚洲价值观"(AsianValues)一样,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反殖民主义情结"在起作用。中国及亚洲其他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奴役的国家在获得独立之后都因为对西方霸权的旧仇新恨而不愿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的技术、制度和思想。这几年在东南亚掀起的"亚洲价值观"热,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亚洲各国的文化差异很大,并不存在一套涵盖亚洲、可资发扬光大的文化价值。所以"亚洲价值观"这一话语更多地是借对"西方价值观"的非难来为存在于亚洲社会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念辩护。据称,当代西方面对经济不景气、家庭解体、吸毒盛行、色情充斥、暴力犯罪等"社会衰变"(SocialDecay)现象,政府与社会都无能为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和民主制度的失灵(DefficiencyofDemocracy)。因而,自由、人权、民主等西方观念及相应的制度并不是一定适合亚洲,也不值得亚洲学习与模仿。相反亚洲人的强调的家庭伦理、集体观念、尚同精神、贤能政府等反而更有利于本地区社会政治的稳定与经济发展。(14)最先提出这些观点是东南亚政界和知识界的一些人士,但在西方也不乏支持者。
这些人士提出"亚洲价值观"这面大旗,立意本有可取之处。毕竟,西方霸权主义必须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值得追求。但是,他们所倡导的"亚洲价值观"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这些价值观绝非亚洲所特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亚洲价值观"的倡导者们强调最多的家庭伦理,在西方社会从古代至"维多利亚时代"也曾具有不亚于亚洲社会的地位。其二,将服从权威、社会政治稳定至上作为"亚洲价值观"来提倡,有为集权和专制主义政府张目之嫌。其三,将当代西方文化说成是强调个体而忽视群体、喜欢冲突而不讲合作,那是一个常识性大误会。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高度的群体观念和合作精神,西方的团体生活和民主制度,根本不可想象。试想落选的一方采取不合作态度,来个你死我活,民主制度还能存在吗?其四,诸如和平、尊严、平等、自由等价值,是整个人类的共同理想。为要反对霸权主义而拒绝西方的自由民主并无条件地对西方采取对抗态度,那是作茧自缚、自绝前程之举。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那是因噬废食的非理性选择。
现在看来,现代化的"东亚模式"虽不失为特定时期的可行之道,但不见得就比"西方模式"更为优越。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如兰德公司的福山(FrancisFukuyama)所说,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于1806年的论断已被证实,任何超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尝试都有害无益。10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运动绝非一事无成,东方各国后来居上的努力也并非徒劳无功。笔者在另一论著的结尾曾这样詹望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品性本就更适合于后工业社会而不适合于现代化,当中华民族把握时机迅速走完了现代化的艰难行程时,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明在后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芒和魅力。"(16)但是,可以这么说,"东亚模式"市场那一端是学自西方,政府那一端是采纳东、西两种传统而有所创获。最近亚洲金融和经济危机暴露了"东亚模式"的根本弱点,由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官僚腐败和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正是政府与市场的不正当关系出了问题。官僚腐败、裙带关系和缺乏透明度是信贷失序、金融市场混乱并给国际金融投机商创造机会的深层原因。
究竟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和控制市场,这是一个在东西方都悬而未决的难题。自从30年代经济大危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西方各国政府确实加强了干预经济的力度。但这只是于18、19世纪"经典自由主义"而论,绝不是说国家比以往享有更大的权力、特别是中世纪意义上的国家权力。。而且,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这一角度来看,政府服务于市场与社会的原则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简单地指责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失灵,更加不妥。西方因为碍于人权观念,确实不能向李光耀所津津乐道的那样,用鞭刑来减少青少年犯罪、用将涉嫌者通通过拉去验尿的办法控制吸毒。但是,这种制度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并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其功效有目共睹。
这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该不该、能不能学习西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中国领导人对于民主历来有两种绝然对立的说法。一个说法是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西方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制度;另一个说法是中国还没有条件实现西方那么高的民主制度。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人不断强调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这一事实而言,第一种说法只是自壮声威,第二种说法才是真正想法。以"国情"不同或不逮为由而推开民主,近代以来在中国已不知重复了多少回,但没有人能够从实证的角度来论证,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通讯交通设施等指标)或国民文化教育水平(如识字/文盲公民比例、公民政治信息量等指标)会低于17、18世纪的欧美国家。(18)还有一种担心是,民主政治不但没有促进反而阻碍经济发展。从短期来说,确有这种可能,而且也为许多国家的实践所证实。然而,从长时期的角度看,民主制度有利于经济发展,当没有疑义。西方在近代以来,经济发展比其它文明遥遥领先,这只能归功于民主制度。澳大利亚与拉美各国在经济上拉开距离,最根本的也是靠民主制度。世人注意不多的是,民主潮流近年来正席卷亚洲。日本早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并于1993年结束了自民党独揽政权的大党政治,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沿自由化的方面进行改革。台湾已于1986年结束一党专政,逐步、全面实现了民主政治,并开始清理"党国资本主义"的后遗症。南韩不仅结束了军政府的统治,而且饱经军政府铁窗之苦的民主人士被选为总统,正在全力清理政府与大公司之间的不但至今人类还没有找到比民主制度更有利于社会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政治制度。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一直有东西合璧、取法乎上的愿望。这似乎是最可取的努力方向。对文化和制度的明智选择,本来就应该只问高低、不问东西。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提出,随着以意识形态和民族为基础的冲突正在消失或削弱,在未来世纪代之而起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这显然是危言耸听的挑拨之词。(19)切莫上当。20世纪确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多事之秋,上半叶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无数次别的大战,下半叶小战不断并且冷战和核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着整个人类。但是,就在这个世纪的尽头,许多原来认为"必然"会导致血流成河的矛盾冲突,诸如冷战、阿以冲突、南非的种族冲突、北爱尔兰各派的冲突,等等,都以和平方式得到了彻底的或基本的解决。看来整个人类确实在长进,21世纪会是另一番景观。
中国目前特别需要的是驾驭模糊和浑沌的智慧。有一点倒是很清楚:以往那种依赖行政手段支配经济与社会的体制，已被反复证明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行。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完美的市场经济,也许永远也找不到,但消灭市场只会使人类的境况更糟。中国人已经尝够了以官场代替市场的苦果,但还没有来得及从理性上清理造成这种苦果的根由;中国人曾经在单一的体制和思想资源中度过30个春秋,潜意识中对绝对确定性的癖好和非此即彼的两项思维,还会在相当时间内盘旋于脑海。因而必须特别警惕人们由于无法容忍多元状态而迷恋于向旧体制复归。
注释:
①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41页。
②参阅H.D.狄更森:〈社会主义经济学〉(EconomicsofSocialism),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
③〈1997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413页。
④这里借用南斯拉夫改革派的先驱吉拉斯(MilovanDjilas)所提出的概念。在吉拉斯看来,"官府所有制"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所有制,这种所有权从法理上说不属于如何个人,谁坐在官府的交椅上,谁就是所有者,从而付以支配相应的生产资料并从中得利,一旦失去了官职,也就不再是所有者了。参阅吉拉斯:〈新阶级〉(TheNewCla:an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伦敦:安文出版公司1966年版。
⑤强调文化心理的现代化理论源于韦伯(MaxWeber),强调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理论源于斯宾塞(Herbertencer)。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当首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五阶段论",参阅罗斯托:〈经济发展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StagesofEconomicGrowth:ANon-CommunistManifesto),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⑥近来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总结参阅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社1993年版。
⑦参阅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四章。
(8)参阅马克莱(NMacme):"太平洋世纪:1975-2075?",〈经济学家〉1975年1月4日;傅高义:(E.Vogel)〈日本第一〉(JapanAsNumberOne:LeoforAmerica)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约翰逊(T.Johon):〈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MITIandtheJapaneseMiracl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9)参阅柏格(P.L.Berger)和萧新煌编:〈探索东亚发展模式〉(IearchofAnEastAsianDevelopmenttModel),新泽西:交易图书公司,1988年;世界银行:〈东亚的奇迹〉(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牛津大学1993年版;怀特(GoldonWhite)编:〈东亚的发展导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sinEastAsia),圣马丁出版公司1988年版;傅高义:(E.Vogel)〈四小龙:东亚工业化的历程〉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海伦·体斯(HelenHughes)编:〈东亚的工业化〉(AchievingIndustrialzationinEastAsia),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艾丽斯·阿姆斯丹:(AliceAmsden)〈亚洲的下一个巨人〉(Asia,sNextGiant:SouthkoreaandLateIndustrializ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0)参阅列丁(S.G.Redding):〈华人资本主义的神髓〉(theiritofChineseCapitalism),纽约:葛雷特出版公司,1990年版。
(11)罗伯特·威德(RebertWade):〈驾驭市场〉(GoverningtheMarket:EconomicTheoryandtheRoleofGovermentinEastAsianIndustialmu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版;海伦·休斯(HelenHughes)编:〈东亚的工业化〉(AchievingIndustrialzationinEastAsia),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世界银行:〈东亚的奇迹〉(theEastAsianMiracle:EconomicGrowthandPublicPolicy)牛津大学1993年版。
(12)约翰逊:〈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扎特别是第1章和第9章。
(13)艾丽斯·阿姆斯丹:〈亚洲的下一个巨人〉。强调政府作用的其它代表作还包括艾培班(R.P.Aelbaum)和杭德森(J.Henderson)编:〈亚太圈里的国家与发展〉(StatesandDevelopmentintheAsianPaciflcRind,赛格出版公司1992年版;怀特编:〈东亚的发展导向型国家〉
(DevelopmentalStatesinEastAsia),圣马丁出版公司1988年版。
(14)马哈迪尔(MahathirMohmad)和石原慎大郎:〈亚洲能说不〉,东京:弘文社1994年版;马布班尼(MahbuaniKishors):"衰微之虞:其他文明能教些什么给西方?"载〈外交事务〉第72卷第4期,1993年9-10月;莎克丽亚·法里德(ZakariaFareed):"文化就是天命:李光耀访谈录",载〈外交事务〉,第73卷第2期,1994年3-4月。
(15)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第16期·1989夏。
(16)冯崇义:〈罗素与中国〉,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21页。
(17)其实,如果考虑到18、19世纪西方各国的经济与政府进行的战争及殖民扩张之间的密切关系,政府对经济放任自流的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
(18)陈师孟等:〈解构党国资本主义〉,澄社1991年出版。
(1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载〈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