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的茫然我读《故乡》
启蒙者的茫然我读《故乡》 《故乡》里，闰土的一声“老爷”让“迅哥儿”打了个 寒噤，把“迅哥儿”一肚子的话给挡了回去。鲁迅在小说里 写道：“我知道，我们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 这是师生熟悉的。师生不熟悉的是，“我”兴奋地对着 闰土叫“闰土哥”时闰土的表情：“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 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 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闰土脸上的“欢喜和凄凉”神 情如何理解？他“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里想说又没说的 是什么？“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是个什么意思？ 我们常拿熟悉的“老爷”说事，这是礼教毒害国民的铁 证，当初一个好好的少年如今变成了木偶一样愚昧的闰土。
我们拿不熟悉的为既定的熟悉结论服务，把闰土归入了“愚 昧麻木”人群的又一个里。且慢，“欢喜”不是见到儿时玩 伴时内心的激动吗？不是突然被当年的“迅哥儿”称呼“哥” 时有一种被尊重的欢欣吗？“凄凉”复杂些，但其中定有意 识到自己与当年的“迅哥儿”在今天已有距离的一份清醒， 自己是不能再被他称作“闰土哥”的，所以闰土“动着嘴唇， 却没有作声”。这是内心瞬间的反应。闰土“动着嘴唇”， 想来应是本能地要应承那一声“哥”的，也想脱口而出一声 “迅哥儿”，但这份兴奋被理智地压了回去，最后“终于恭 敬”地叫了一声“老爷”。这样复杂的心理活动，这样本能 的情感需求，这样很清醒地处理彼此间的称呼，怎能定义他为“愚昧麻木”？我们总习惯于把祥林嫂一类人称为愚昧麻 木的人，但却从不对鲁四老爷之流定义为愚昧麻木，不知是 何道理。小说里，闰土的木讷难道不是距离逼出的表现？让 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在有知识者面前说什么好？闰土如果 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他在月下西瓜地里叉猹的少年气象，这 还是中年的农民闰土吗？时间、空间、彼此的生活遭际…… 都是两人二十余年后再见面时影响对话的因素。师生再读小 说，我以为不可以再简单化地以“礼教”和“国民性”说事， 不然，小说文本几十年未曾改变的单一结论还要单一下去。
文学经典文本的命运，不该如此。即便作家当年的立场是后 世流行的理解，我们仍然要站在历史的视角对小说的意义提 出可能的质疑。社会本身，很可能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作家 判断的一种存在。
当然，闰土没有平等意识，不仅如此，从小说看，他一 辈子甚至连觉悟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们也习惯拿这个狠批一 通麻木的国民性。更甚，仔细看的话，因普遍的穷困而生出 的陋习也出现在老实的闰土身上，比如他可能私下里暗暗在 灰堆里藏起了十几个碗碟。这样的灰色故乡和灰色故乡人， 鲁迅在小说中有广泛交代，“圆规”“豆腐西施”杨二嫂就 是，与二十多年前比，她多的是俗气和尖刻；
“母亲”嘴里 的“他们”也是，告别故乡启程时的来客也是，小说里说， 他们“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 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多么无望的一个乡村社会，封闭、落后、 沉寂；
多么无望的人群，现实、机械、琐碎、俗气，毫无生 气地活着。从前，说到这里时，我们就要往批判的路上走了， 这一次让我们尝试着拐个弯，换个角度。
现在，面对要启蒙的人们，鲁迅却实实在在地感到了“厚 障壁”，“说不出话”，“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 站着”。这是启蒙者面对现实手足无措的茫然。可是，启蒙 者为何面对现实就茫然了呢？ 这种茫然在小说中，“我”在船上时还有大段的表现。
那些内心独白再一次揭示了未来与现在、理想与现实和“我” 纠缠不清的事实。想到宏儿与水生，“我”觉得他们应该有 新的我们未经生活过的生活，这是希望。然而，“我想到希 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 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 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 我的愿望茫远罢了”，这又是对未来与希望的不确定。这种 摇摆不定的心绪，就是茫然。茫然的结果就是小说最后一段 著名的“希望”与“路”的交代，历来，我们的语文课堂坚 持亮色的主题教学——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 了路——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走，路就会有。我们最后要 把一个光明的尾巴保留下来，交给学生，免得他们颓废。但 老师们似乎不见鲁迅还在小说中写了“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无所谓无”的叹息，如何解释这种虚无的表达？我以为，这种叹息有可能代表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五四”启蒙主义者 普遍的精神状态，他们的启蒙理性撞上普遍的国民状态这堵 墙后被无情地消解为无形，一次次的撞墙让启蒙者心生焦虑， 这种焦虑直接带来了茫然的情绪。当然，这里面仍有一个学 理纠结，“五四”启蒙一派是否真正拥有了西方人文主义启 蒙者的足够理性认识。一个事实是，西方的人文启蒙走过了 500年的时间，“五四”启蒙者为何很快就焦虑地停止了启 蒙行动呢？殷海光先生认为，“五四”人的内心深处并非近 代西方意义上的“to be free”(争自由)，而是“to bee liberated”（争解放），我以为不仅有道理，而且非常深 刻。“解放”与“自由”虽然相关联，但不是一回事，自由 的背后是人的独立，解放的背后有可能是旧束缚没了新枷锁 上身，这恰好证明了那一代人激情深处的茫然。我不是研究 者，但拥有这个疑问。从一个读者的阅读直觉说，观鲁迅小 说，被启蒙者始终处在受审视的低位，他总是把启蒙者与被 启蒙者对立起来，启蒙者似乎就是一个拯救者，被启蒙的人 群不堪种种，需要批判。需要启蒙的人群虽然是不幸的，但 他们同时又让人很生气。这就造成了二者天然的人格对立， 甚至是无解的对立。启蒙者无论如何都脱不了救星的嫌疑。
然而读雨果、巴尔扎克就不同，我看不到高高在上的启蒙者。
总之，《故乡》的结尾在我看来是启蒙者不知路在何方的疑 惑。至于鲁迅说“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强调了“走”， 就像《过客》中的“客”用不停地“走”对抗无法预知的未来，这并不代表启蒙者对未来启蒙的坚守，而恰恰证明了这 是一种执拗的自我与自我的对抗、自我与社会的对抗。这种 在茫然状态下的对抗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让启蒙者要么殉道， 要么绝望而放弃最初的立场。反抗绝望？这只是个感情色彩 强烈的短语，逻辑上讲不通。比如鲁迅，到20世纪20年代中 后期，他就终止了用文学启蒙民众的精神立场，思想“左” 转走向了暴力革命的阵营。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殷海光先生 的判断，许是一开始“五四”启蒙者走的就是“争解放”的 路，他们中的旗帜性人物之一终于从茫然的心绪中豁然开朗， 找到了清晰的方向——暴力革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 然，难以解释清楚鲁迅先生在20年代后期的转向。因为坚持 启蒙立场时民众是需要“疗救”的病人，而暴力革命是把民 众当作革命的主力。从无药可救的病人到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个跨度是有点大的。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作《革 命时代的文学》演讲时就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 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 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 在《故乡》里讲启蒙者的茫然有何意义呢？我不知道。
几十年来，我们反复告诉学生那个虚假的光明尾巴有何意 义？这才是更大的问题。但我读出了这些问题，且朦胧中觉 得这对高中学生的阅读成长是有帮助的。小说或者说文学的 教学意义不在一个结论，而在多个疑问，人的成长不是你告 诉他一个定论后的接受，而是他拥有了丰富的追问空间。我以为告诉学生真实的鲁迅和复杂的鲁迅，比告诉学生正确的 鲁迅更有价值，起码这样的思考好过光明的课堂尾巴。也许 我的理解有偏颇，过了若干年，我又有了新的认识，但绝不 是回到光明的尾巴上来，这一点我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