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以上的讨论为了大致说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消亡，基本上是用"红卫兵"这个词称谓所有的"红卫兵"组织。曾先后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大约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其中不仅有所谓的"老三届"（指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也包括所谓的"老五届"（其范围大于"老三届"，还包括应在1969、1070年毕业的初中生）。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因经历和"文革"前所受教育的多少不同，价值观有差别，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10]。
在"红卫兵"当中始终因参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领导者型、主力骨干型和一般群众型（也可称为依附者型）等不同角色。而如果从"红卫兵"本人的思想认识层次来划分，则可以发现附从型和独立型两种类型。其实，"红卫兵"在"文革"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统一、观念一致的群体，"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分成许多派别，代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也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此起彼落，你兴我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些学者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徐友渔将"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1967年的"一月造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11]。"他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
针对社会上对"红卫兵"的不少误解，陈益南认为，不能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也不应该将"红卫兵"全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他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他的看法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12]。陈益南也是从"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来划分的，只不过他的划分与徐友渔有所不同。
史晓平和史晓久则从政治倾向上对"红卫兵运动"过程分期解析。他们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13]。他们对1966年"红卫兵"活动的划分与徐友渔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不如徐友渔划分得那样详细。范明强则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红卫兵。他认为，"红卫兵"在其运动过程中经历了诸如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血统论"与反"血统论"、派性论争、觉醒与反思这一系列阶段[14]。而印红标则专门从"红卫兵"的流派这一角度来分析"红卫兵运动"。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他对各个流派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作了一番论述[15]。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红卫兵"从政治倾向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在此有必要解释，"老红卫兵"的活动时间是从1966年5月其诞生之日到1966年底，此后未再发挥作用；而"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则兴起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之时；"造反派红卫兵"彼此之间又相互标榜自己是"左派"，把对方叫做"保守派"，其中也出现了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极左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不同于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则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间。
关于"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
"、"极左派红卫兵"之间的异同，我基本同意印红标的观点[16]，在此只稍作补充。不少学者把"极左派红卫兵"和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混为一谈，例如徐友渔就把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理解成是"激进造反派"的杰作，实际上杨属于"极左派红卫兵"。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斗争的锋芒都对准党内的"当权派"，这也是他们与"老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不同之处。其差异主要是，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虽然要彻底打倒"当权派"，但在意识形态上仍然追随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而"极左派红卫兵"则在思想观念上极端左倾，侧重于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是"形左实右"，实质上是否定整个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也因此遭到政府的镇压。"极左派红卫兵"虽然也是"造"社会的"反"，可是与"红卫兵"早期的"造反"在性质上是很不相同的。"红卫兵"早期"造"的是"走资派"的反，初衷是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的政治制度；而"极左派红卫兵""造"的是现存政治制度的"反"，所以周恩来曾严厉批判其代表作"中国向何处去"的主要观点，把它比作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说它"反动到了极点"。
"文革"前"阶级路线"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什么事都要用"阶级路线"来衡量。政府根据政治意义上的"出身"把人们划分为三类：好出身包括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文革"中简称"红五类"）；中等出身为职员、自由职业者（如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中农；坏出身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文革"中简称"黑五类"）。年轻人的前途基本上与他们的出身相对应，在诸如入团、入党、提干、参军、升学、就业等人生的重大关口，首先要通过"政治审查"，而"政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察看家庭"出身"，按照"出身"决定是否批准。
首先创立"红卫兵"组织的是出身属"红五类"、特别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他们当中流行的说法是："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精神代代传，我们不但自来红，而且要现在红，将来红，永远红，红到底，闹他个全球红，都红遍"。1966年5月到9月是"老红卫兵"耀武扬威的时期，那时"血统论"在社会上广泛公开地流行。这些"老红卫兵"对党内高层的分歧和复杂局势不甚了解，成立"红卫兵"之初提出的口号是"保卫红色政权"。他们以为，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就意味着对干部子女及其干部父母的支持；这些干部子女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是要打倒大部分中高级干部。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被打倒，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忠诚度不断下降，而对"文革"的反感抵触却越来越大。晚于"老红卫兵"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基本上也以"红五类"出身为主，他们之所以被视为"保守"，"原因是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他们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后来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17]。"据研究者对某省一所重点中学1966年8月份发起成立的一个"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的调查，其总指挥均为当地党政军首脑（省军级干部）的子女，"支队"一级"中层负责人"多为当地党政军机关的部门负责人（厅局级、师级干部）之子女，而父母为县、团级以及此级别以下的干部之子女就只能成为该"红卫兵"组织的一般成员[18]。
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讲话，强调既要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也要反对"唯成分论"。以这个讲话为转折点，"中央文革"和毛泽东开始重点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以便让这个"红卫兵"群体为"打倒走资派"冲锋陷阵。"造反派红卫兵"在其成员构成上虽然不再那么注重"血统"，可是其领袖却仍然是讲究"出身"背景的，还是以"红五类"子女为当然领袖。在"红五类"当中，"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具有政治优势，革命烈士有名誉优势和政治保险性，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工人、贫下中农具有数量优势，却不存在政治优势，因而在红卫兵组织中，处于核心地位掌握领导权者，基本上都来自于前两类出身的人[19]。"
从表面上看，"红卫兵"似乎在组织上极端分散，有严重的"山头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并不存在统一整合的统属关系，但各种"红卫兵"组织都服从"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从这层意义上讲，"文革"时期山头林立的"红卫兵"时代并非"无政府"状态。根据"中央文革小组"重视程度的不同，全国各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当中形成了一些"核心"组织和"领袖"人物。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得政治风气之先，甚至能"上达天听"，因此在全国最有影响。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9月5日，又有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这两个校际组织由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红卫兵"组成，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北京市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红卫兵"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1966年11月27日，北京地区又出现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三司"曾因获"中央文革"的支持而在全国红极一时，它派到全国各地策动"造反""夺权"的"红卫兵"常被当地"造反派"称为"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文革"前期北京地区形成了一些受"中央文革"垂青的"红卫兵领袖"，例如号称5大学生"领袖"的北京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谭厚兰，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王大宾，"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韩爱晶，清华大学"井冈山战斗兵团"的头目蒯大富（人称"蒯司令"）。其他地区出现的"红卫兵领袖"有上海市"红三司"的总司令安文江、西安的李世英、长春的姚美玲、江苏的曾邦元、文风来、郑州的党延川、四川的江海云、武陵江等。
"文革"中"红卫兵"表现出极端的盲目狂热性、残忍性、反社会性和反现代性，这并不是少数个人的过失，而是当时的政治教育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红卫兵"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其认识、情感、意志发展往往不平衡，情绪波动很大；他们反应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但却缺乏起码的是非判断力；他们富有牺牲精神，但易于冲动。一旦他们接受了一种信仰，表现在行动中便具有狂热性。以当时的"大串联"为例，一些"红卫兵"不满足在国内各地"串连"，还想出国"串联"，为此曾经强行搭乘国际列车试图出国"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过一首"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歌，其内容虽然荒谬，却充份体现出一些"红卫兵"的政治狂热："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岸，跨过乌克兰的草原，翻过乌拉尔的高峰，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公社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20]。"
被煽动起来参与"文革"的青少年本来还处在成长期，需要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来帮助他们规范行为，但在"文革"时期正常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彻底毁坏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被赋予了"神圣"的"造反"使命，结果他们基于成长期反叛心理而自发产生的"革命"行为充满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社会性。这种反社会性可以从当时流行的"红卫兵"话语中看出来："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100％的修正主义！[21]""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22]。"同时，当时愚昧的反现代性和"阶级斗争"政治教育也造就了一大批既盲目仇视现代进步、又行事残忍的青少年。在他们的"革命造反"活动中，代表历史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古董、艺术品、音乐、服装、书籍等，统统被销毁破坏，在"红卫兵"眼里，这些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产物"，都应当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样的反文明行为当时居然得到了官方的赞扬，《人民日报》曾用完全正面的语调报导"红卫兵"打砸抢的情景[23]。当时"红卫兵"的残忍性还表现在语言和行动上，特别是一些中学"红卫兵"刻意制造出"红色恐怖"，百般羞辱批斗对象，如剃掉其半边头发（号称"阴阳头"），往其身上吐口水，逼其在碎玻璃上爬行，还对被批斗者施以非人的酷刑，直到把人折磨死。不仅北京市不少中学的"红卫兵"犯下这样的罪恶，其他城市的中学生也有这样的作为。有的"红卫兵"曾经强迫北京幼儿师范的一位音乐教员在"牛棚"中写出一首自我羞辱的"牛鬼蛇神嚎歌"，然后每天清晨强行让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列队唱这首歌，同时"红卫兵"们对这些"牛鬼蛇神"不断辱骂、呵斥，还用皮带抽打。
"红卫兵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异端(独立)思潮。王绍光写过《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列举了10大思潮："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清华四·一四思潮"、"上海新思潮：在炮打张春桥的背后"、"李一哲：迈向民主最沉实的一步"。
四、"红卫兵"研究及其展望
"红卫兵"运动作为6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场规模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仅是决定当时政治社会演变的重要力量，也为今天中国的发展留下了许多不可忽略的影响。当年的"红卫兵"既是历史的参与者，自己也深受这场运动之害，许多人荒废了青春和学业，甚至丢弃了生命。更为严重的是，有不少"红卫兵"背上了沉重的心债，十分忌讳谈起那一段往事，尤其是不愿面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因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对这段历史保持沉默，只有极少数人如徐友渔、咏康、梁晓声、安文江、肖文等站出来发表相关文字。尤其是那些当年叱咤风云或曾在揪斗"黑五类"时打死过人的"红卫兵"，则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回忆录。现有的"红卫兵"回忆录多半是"老红卫兵"或追随者的，而且在他们的文章中我总是觉得他们似乎隐藏了一些事。如今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中，很多人都是"红卫兵"和"知青"出身。究竟当年的"红卫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功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代人，他们当年的足迹对今天中国的发展又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总的来讲，1992年以来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出版了很多研究"红卫兵"的书著，但以回忆录性质加上文学色彩的居多，如徐友渔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等，而深入调查、做理论分析和综合处理的文章比较少，1992年以来发表的不到60篇。参与"红卫兵运动"研究的以早期"红卫兵"居多，他们一般或因反对"文革"而后来得到平反，或在"文革"中转而成为"逍遥派"人物；而曾在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造反派红卫兵"出身的研究者却为数寥寥。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以年龄群体或活动群体为对象的研究尚不多见，对某一群体"文革"后期直至现在的生活、思想状况等方面的追踪调查研究就更是凤毛鳞角。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想和"反思"思潮也应该有进一步的挖掘。
"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是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应当继续深入下去。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让每一个爱国和担忧中国命运的青年都了解这段历史，立足现实，"以史为鉴"。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注释】
[1]《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
[2]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革"的《十六条》就把群众划分为"左派"、"中间派"和"右派"。
[3]印红标，"红卫兵运动的主要流派"，《青年研究》，1997年第4期。
[4]范明强、魏纹，"对红卫兵运动性质的几点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6期。
[5]徐友渔，""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夏季号。
[6]见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0、41页，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7]出处同上。
[8]徐友渔，《直面历史──老三届反思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2月出版。
[9]唐少杰，"历史的反思──红卫兵情结"，《中国青年研究》，1999年第5期，第47页。
[10]参见李辉编著的《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第117页，1998年7月第1版。
[11]徐友渔，""文革"中红卫兵的派别斗争"，《中国研究》，1996年秋季号。
[12]陈益南，"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http://www.gongfa.com/gfyjlw.htm，2000.12.9）。
[13]史晓平、史晓久，"论红卫兵"，《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8期。
[14]范明强，""红卫兵"政治思潮的成因及其特点"，《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11期，第9页。
[15]出处同注[2]。
[16]出处同上。
[17]出处同上。
[18]出处同注[10]。
[19]出处同注[9]。
[20]出处同注[7]，第85页。
[21]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22]出处同上。
[2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