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略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战略重建当前，受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多元性的影响和冲击，以及受某些政治理论、道德现象、社会问题认识禁区的束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中话语的使用存在种种误区，其新话语的探索中也存在一些困惑，这势必弱化和消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和社会整合功能。

为了有效地向人民传播和灌输我们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促进社会成员政治意识的社会化。加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功能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1]在现代政治生活语境下，意识形态不妨可以界定为“一种特殊的有组织的理论信念体系，这种理论信念体系以逻辑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理论概念符号的特定结合，来论证某种政治体制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实现某种特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的途径的合理性”[2]。人们是凭借以语言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来认识他们自己的和周围的一切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部社会生活的再生产必然蕴涵着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没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人类社会（这里指阶级社会）的再生产是不可能的。为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意识形态看做是一种理论逻辑与价值信仰的结合体，通过一套由核心概念严密组织起来的话语体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重建，形塑主流意识形态政治信仰的神圣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它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撑，并由此实现其对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辩护功能。马克思主义并不满足于单纯地为某种政治价值辩护，而是始终要求将这种辩护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努力把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和科学认知统一起来。马克思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时，曾讽刺地使用了“一种经典式的、美文学式的、意识形态的语言”。马克思的这一论述蕴涵着这样的意思，即一个人如果仍然无批判地使用某一意识形态所常用的基本术语，那末他的思想是不可能超越这一意识形态的。换言之，他在思想上仍然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俘虏。马克思之所以创制出一系列新概念来表述自己的新的世界观，目的正是为了彻底地（包括在话语上）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决裂。假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全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信仰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彼此联结且有特定价值意涵的话语体系，那么与改革开放指向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然是包含了由一个个核心概念组成且有完整逻辑结构的，把社会主义科学精神与价值原则相结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这些概念元素脱离了原有的革命话语的有机体板块，经过新的糅合与处理，是既有助于表达改革开放、发展理念的符号元素，也能满足意识形态对执政党的合法性保护功能。这一体系的完善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渐进的，这是不断探索的过程。

二、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冲突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影响下，忽视了社会主义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必然联系，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种种误解。“四人帮”更是鼓吹贫穷社会主义的谬误，“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社会主义”，严重偏离了社会主义谋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

“左”的错误思想将“社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实践割裂甚至对立起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靠外部力量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这就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其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生命力，当然也就无法有效地起到引导和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作用，反而引起人们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困惑和质疑，甚至出现信仰危机。

“文革”后，中国实施以发展生产力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在意识形态的原有话语系统里，市场经济改革被视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如果为了推进改革开放，避免意识形态传统话语体系对改革开放的负面解释，而完全摒弃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那么，这个领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会把执政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判识为“和平演变”抑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过程中姓“资”姓“社”的长期论争便是其现实的写照。在一个以意识形态合法性为政治生命的国家里，这种攻击在政治上无疑是致命的。而且长期受传统意识形态话语教化的广大党员群众，也会在思想上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如果改革精英为了得到政治上的“安全”，避免与原有的意识形态话语发生冲突与矛盾，选择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那么就只能放弃改革开放。这个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败与命运。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从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可以看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领导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上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一步一步转换为对改革开放方针具有论证功能的、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理论话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从根本上保持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

三、复杂的国际国内情势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重建的挑战 1.苏东剧变前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颠倒黑白、混淆视听，造成精神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一部分人怀疑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情绪。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当前问题了、过时了、没有生命力了，提出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认为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误解、肢解、曲解、未解、消解等多种错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威信，把原本是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肢解为多元马克思主义，严重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但“实践性之先行的澄明乃是我们批判地探讨任何理论问题并避免陷入经院式争论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中摆脱学院化倾向的解毒剂。”[1]“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坚定对社会主义和祖国未来前途的信念和信心，最终也要靠发展。”[3]邓小平指出，如果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
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更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

2.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也从单一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之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特别是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人们的思想日趋多元、多变、多样，出现了代表各种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当前在中国既有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思潮，也有消极的、保守的、落后的社会思潮，此外还有腐朽的、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社会思潮。它们彼此对立、互动、激荡、消长，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局面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便于了解和把握各种学术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并从中汲取有价值的内容；
不利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话语体系形成挑战，甚至会动摇其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职能的增强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软实力”时代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新旧合法性之间的冲突仍然会发生，无产阶级甚至比以前更需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保持一种批判的识见。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种政治势力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的较量始终不会停歇。马克思早就敏锐地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现实环境中，坚持唯物史观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元批判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战略重建中要正确应对全球化背景下阶级性话语与所谓人类性话语的冲突。

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战略重建中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一）优先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建设，把革命性、封闭性话语转换为发展性、开放性话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 1.突出“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思想上层建筑的核心，必须反映社会存在并服务于经济基础，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之处，就在于前者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上，而不是置于原则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强调必须从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歪曲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还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4]“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4]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排除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后，指出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必须体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从进行所谓“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革命” 到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邓小平正是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历史前提的先行澄明，正确地扭转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逻辑主题，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等著名论断，充分突出发展具有首要的政治价值，实际上发展也成为任何执政党实现领导权的最根本根据。这一概念元素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范畴库存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2.以“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否定了过去短期内兑现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也即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进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回归现实立足点。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主义之争、社会制度之争日渐集中到综合国力竞争的背景下，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避免搞抽象的争论。所以，改革开放是必须的，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关键抉择，它自然逻辑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路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都不允许它按照西方设计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而必须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道路。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不是“向西方文明回归”，而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物质基础，总体上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科学性。

（二）依据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在话语转换中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既要旗帜鲜明，又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实现其广泛的情感认同，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水平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历来凸显其科学性特征，强调依靠理论的彻底性说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动人。但是，意识形态作为制度化体系化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作用机理本质上是情感认同，通过感性的方式表达理性的观念，是意识形态进入大众“头脑”的通道。

1.解决传统和当代的平稳对接，在话语结构和体系中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这里的关键在于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意识形态的连贯性不仅是稳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从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地将“四项基本原则”定位为立国之本，使之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国之所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除了维护国内外稳定大局的需要，还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需要。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价值概括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因此，社会主义是发展的保障，是发展的原则和方向。可以说，推倒“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毁灭中国的现代化事业。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通过 “扩容”和“分层”的方式，取得了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的大突破。意识形态要渗透到社会生活，成为社会的“黏合剂”和“混凝土”，必须具有大众性和广泛性。以往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方面的一个缺陷，就是所谓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位一体”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扩容”，同时也是功能分层：马克思主义指导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灵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髓话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不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全国人民最大的价值共识；
共同理想是人们团结的精神纽带。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4]以爱国主义为内核重组意识形态话语，突出国家整体利益和求真务实理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可为国内及海外华侨广泛认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世界文明潮流的对接；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对象是个人，目的在于增进每一个人的道德自律。这种层层递进、“分层”实施、各有侧重而又点面结合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