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总结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当然可以从许多角度。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以及实行这两种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角度。改革开放之前的种种曲折和改革开放之后的巨大发展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然而，是否正确地处理了这两种关系无疑为其中的关键。改革主要改的什么？开放又主要对谁开放？其实质恐怕就是对这两种关系的处理。由于有着几千年以封闭、小农、专制为特征封建史，有着近代100年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为特征的屈辱史，有新中国成立后以实行苏联模式为特征的建设史，所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并非一路顺风，而是
一、是改革的“试验田”，还是旧中国的“租界地”？
既然背负着1949年之前100年和1949年之后30年两大沉重包袱，中国的对外开放就一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冲出“围城”难，冲出一个建造时间久远而又十分坚固的“围城”就更难了。
比如，特区的名字从开始的出口加工区改成经济特区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中央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忆说，“我们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
其实，当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经济特区的著作都有专门的一章或一节探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又如，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申报书上，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还有十二位副总理的画圈。
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说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了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如此谨慎，如此持重，是因为合资企业将深刻地冲击我们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
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和清贫的生活水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分配上的差别（特别是比较大的差别）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它们之间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那就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都不能留。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便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法权”和“赶社会主义大集”等奇观，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讲话。
1974年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讲，“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
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地对立，对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冠以“修正主义”帽子大加鞭挞，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的思想负担，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碍。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创办特区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标准来衡量，毫无例外地都属于姓“资”的范围。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围绕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出现的许多争论。
最初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即特区会不会变成旧中国的租借地？
这是特区开始创办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由于特区是在我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突然创办的，因此，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从特区想到了旧中国的‘租界’，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1979
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也怀有类似的疑虑。”
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甚至在1982年的时候，有人还在报上撰文告诫人们说，“外国侵略通过历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义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我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同样也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也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
为了消除这种疑问，先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将特区严格划定在经济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讲的那段话外，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我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我国来说，特区是我们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全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我们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事实上，平息并不等彻底消失，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争论又时常围绕着这样或那样的具体问题表现出来。这是后话。
中国由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是艰难的，同样，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不轻松。特区创立伊始，除了上面讲过的姓“资”姓“社”争论之外，还有其它与这个问题有关的阻力。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方面，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进来的不仅有凤凰、孔雀，也有苍蝇、蚊子，甚至即使是凤凰、孔雀，带来的也不全都是令人赏心悦目漂亮的正面效应，也有野性十足贪婪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长期“笼养”的动物突然获得自由走出去的时候，或者不知所措或者校枉过正，在出现新生机的同时，也有畸型发展、严重违规的现象。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广东、福建两省的经济犯罪一下子多了起来，“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于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还是赶紧收缩关门的问题就提到中央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集中地体现在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以及会后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会议纪要中。
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斗争进行到底之外，文件还提出两方面措施，一是号召人民充分认识到经济领域中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和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二是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的健康进行，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前者有些抽象，稍后再说。后者比较具体，针对广东提出了四点要求，“（1）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2）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3）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4）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不难看出，这些具体的解决办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要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在这样情况下，至于说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这份文件的主导思想实际上是“继续试办”、“加强防范”和“暂不扩大”。对此，有两个佐证。第一，它转述了陈云在1982年春节讲的这样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第二，和这份文件下发的还有一个题为《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的附件。当时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在座谈会上对此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地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确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各省市，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说，“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
再回过头说比较抽象的那条措施。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措施，其实这方面的压力更大，这就是1979～1983年间理论界关系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983年底1984年初全国大规模开展的反精神污染斗争。从当时的情况看，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或争论虽然大多是从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角度进行的，但是所涉及的问题的实质仍是姓“资”姓“社”，如马克思主义是否包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有没有异化等等，所针对的就是是否应当进行改革开放和如何进行改革开放问题。
反对精神污染斗争最初的含义，是反对文艺界、理论界和思想战线出现的“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可后来把女青年烫发、穿高跟鞋和新款服装、搽雪花膏，跳舞，栽花养草等等，都当作“精神污染”来反对，罪名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无疑，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对外开放以来的“引进”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评价已经逝去的人或事，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但想一想当时特定的环境，所有这些都不难理解。然而，这一切又都表明，1983年的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是继续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选择。也就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小平首次发挥了他的舵手作用。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期间，邓小平先同杨尚昆、王震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特区，并且分别为它们题了词。对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对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对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
谷牧认为，邓小平这次南方视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特区的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这一句话，实际上决定了中国社会后来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要放而不能收？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讲，“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就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多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
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又是邓公，不仅阻止了重新“关门”的倾向，而且进一步将国门打开了一些。结合这些实际，说“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重大发展”，
是非常有道理的。
在实践上，先是在3月，厦门经济特区的范围扩大，包括厦门本岛、彭浪屿以及附近海域，其中陆地面积已达131平方公里，特区的政策也更加开放。接着，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历时12天的会议主要讨论沿海部分港口城市如何进一步开放的问题，最后提议从南到北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作为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步骤。5月初，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转发了《沿海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纪要》。转发通知说，邓小平同志2月24日关于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重要谈话，以及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就此提出的贯彻落实的意见，是发挥沿海大中港口城市的优势，开创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新局面，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份纪要正式提出，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去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1月中旬，国务院颁发了《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对经济特区、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珠海、厦门市区等地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给予这两种税收方面的优惠。
这样，对外开放的格局就由四个特区的“点”扩展成东南沿海港口城市构成的“一条线”，对外开放的范围涉及到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1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对外开放的地区面积超过13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3以上，对外开放的人口超过4亿，约占全国总人口40以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市场经济到底姓“社”，还是姓“资”？
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20世纪末的动荡之秋。国际上，不仅东欧像多米诺骨牌般地相结发生党改名、国换姓的剧变，就连已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四分五裂、不复存在。在国内，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险些使中国陷入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对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对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同国度和同一国度里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试图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这方面的文章更是汗牛充栋。从观点上看，认为这是西方“和平演变”和“超越遏制”政策实施的结果有之，痛骂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的也有之。当然，更多的学术依据理性而不是感情，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及其历史角度认真地分析深层次的原因，并且试图提炼出可供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吸取的经验教训。
对于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的原因，虽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使然至少在表面上是一种共识，但是，在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中国今后要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等关键问题上却出现了巨大的争论。邓小平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同时也坚持继续对外开放。他说，“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
但是，也有人试图从改革开放中寻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特别私营企业者和个体户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提出中国到底是要搞“社会主义改革”不是搞“资本主义化的改革”问题，而所谓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主要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
有认说得更明确，“搞全面市场经济实际上把全民所有制，即《宪法》里讲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全民所有制瓦解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个方面，所有制方面要改为私有制；经济运行方面让我们改革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朝着市场经济方向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都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不是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且要退回到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大地又起姓资姓社的争论波澜。
1991年初，邓小平举家来到上海过春节。在与上海市负责人谈话时，除了讲了上述那段关于开发浦东的话之外，邓小平还讲了许多有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话，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简单，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还鼓励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是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这一番谈话对上海人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此时，上海市委的一个干部、《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和评论部主任得知了邓小平的讲话，决定以此为据写几篇文章。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一，人们都在喜气洋洋过春节的时候，第一篇文章就出来了。3月2日是第二篇。3月22日第三篇。4月22日第四篇。这些文章全都署着一个名字，皇甫平。意思大约是来自黄浦江的评论。文章每篇都不长，却让人觉得处处大有深意。”
这四篇文章的题目分别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DDDDDDD》和《KKKKK》。皇甫平这几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概括起来说，一是呼吁要做改革的促进派，“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振奋精神，敢于冒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二是反对“新的思想僵滞”，即“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赞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蔽着资本主义”；三是主张“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四是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是只能坐失良机”。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些新颖并且针对性很强的观点实际上都是邓小平的，只不能由皇甫平讲出来罢了。
或许正由于不是邓小平直接讲的，也或许由于不知道是邓小平讲的，还或许就是由于是邓小平的主张，上述观点很快招致猛烈的批判。《当代思潮》第4期发表DDD的文章《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第4期发表DDDD的文章《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真理的追求》第7期发表DDD的文章《重提“姓社”与“姓资”》、第10期发表的DDD文章《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高教理论战线》第3期发表DDD的文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第6期发表的DDD的文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求是》第16期发表OOO的文章《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些文章的中心观点，就是改革开放必须要讲姓“社”还是姓“资”，否则的话，“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因为“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如果将这些充满“文化大革命”时期观点、语言的大批判同当时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考察，就不难看出此时的中国就像1983年一样再次处在十字路口上。整个1991年中国的理论界硝烟四起，气氛令人窒息。当然，也有许多人奋起反驳，进行反批判，认为，“他们之所以竭力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丧心病狂地攻击给民众带来福祉，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改革开放，亦完全不是出自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真诚关注，而只是由于意识到他们那陈旧的脑筋、低下的智商、懒惰的习性使他们注定要成为改革开放中的落伍者，意识到改革开放所必具的创造智慧与竞争才能将剥夺他们往昔专靠打棍子、扣帽子、制造僵化而赚取的尊荣、地位、即得利益。”
然而，最值得中国庆幸的是，邓小平也像1984年春天那样，再一次到南方视察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地区。他边走边说，用最简单明了、朴实无华但又铿锵有力的语言下达了继续沿着改革开放道路前进的指令。“对于邓小平的这一次行动，官方后来的说法是‘视察’。这表明在中国人的眼里，已经退休两年三个月的邓小平仍然具有国家领导人的影响力。他在一大堆美国人制造的机器面前谈话姓‘社’姓‘资’，很快便在全国引进震撼。无论官方不是民间，习惯的说法是邓小平‘南巡’或者‘南方谈话’。它在中国流传了许多年之后，又成《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最后一篇。作为一个血肉之躯，邓小平的生命此后还要延续到五年之久，也即1997年2月那个同样晴空万里的星期三。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理论在这一路风尘当中已经最后完成。有如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所说，是‘终卷篇’，亦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
邓小平所讲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实行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最精辟的见解，因而也就进一步指明了中国今后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下面这两段话，是值得中国人铭记的：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盾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的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不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们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是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开放；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的这番话不仅再一次中止了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批判“和平演变”和民主社会主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更重要的进一步促使了思想解放。经过几番姓“资”姓“社”的争论，在对恪守传统苏联模式“左‘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终于真正成了主角。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的舞台上先是反角，再到正面配角，再到正面平行主角，最后成为真正主角，最生动不过地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
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为改革开放的目标，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人类各种社会发展所共同必需的一种运行体制，对它不再以姓“资”姓“社”而论之。对此，一本最权威的著作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的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我们应当明确，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和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方法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因此，我们应该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
没有按市场经济运作的外资的进入和涉外企业的建立，计划经济这潭静水肯定不会出现层层涟漪，更不会有姓“资”姓“社”之争的波澜，同时也就不会有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改革开放了，更不会有20多年的辉煌了。正是在这个意义，说外资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我认为毫不为过。
三、剪不断、理还乱的“戈尔迪之结”
严格地讲，对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不同看法实际上是1994～1997年中国理论界又一次出现的姓“资”姓“社”之争的一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断走向深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规模越来越大的外商对华投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和造成巨大的冲击。其突出的表现，一是在各项经济指标方面，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不断地下降，而非公有制企业所占的比重却不断地上升；二是在运作方式上，统一的、计划的越来越成为不可能，而地方主义倾向则日益严重；三是个人之间收入方面的差距和地区之间发展方面的差距，也越来越大。所有这些不仅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形成根本性的挑战。第三次关于姓“资”姓“社”问题的争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着多方面的问题开展并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到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才大体宣告结束。
首先开始的是对特区还要不要“特”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有三个政策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地区政策，即不同时期发展的重点不一样。1992年之前这个重点是东南沿海地区，1992年以后逐渐向内地延伸；二是优惠政策，主要是税收方面的减免。与地区性政策相适应，1992年以前这种政策主要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三是产业政策，即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对外资的取舍，通过优惠政策将一定规模和一定水平的外资引入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和地区。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快速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说是得利于国家的地区性政策和优惠政策。公正而论，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实行这些明显带有偏向性的政策，是绝对必要的。不过，当中国已经走向全面的开放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这些政策对其它地区就显得不公平了。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年轻经济学家胡鞍钢1994年初提出建议，为了保证新税制的实施和建立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特区不能再“特”了。他在一份国情报告中说，“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应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除自由贸易区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律实行统一税制，其中中央税收、中央和地方分享税为统一税种、统一税率，任何地方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今后不再批准任何新的特区和开发区。”
一石激起千重浪。很快就有人提出与胡鞍钢的看法不同的观点。国务院特区办的刘福垣1994年10月7日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中提出了让“特区更特”的主张，建议经济特区建立自由港，给予它们某些与内地不同的特区进出口与外汇留成的管理政策。针对着胡鞍钢在新加坡、香港以及内地的报刊上发表一系列反驳刘福垣的文章，深圳市委书记历有为1995年8月7日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文章。他认为，“取消特区论”是极左的平均主义思想，同时着重论述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一是充分发挥了改革开放的窗口作用，二是起到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作用，三是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做好了衔接工作，四是对内地直到了幅射作用和带动作用。后来，历有为又提出，“我们在东西部差距的认识上往往存在一些严重误区，例如把地区间的相对差距的缩小与绝对差距的缩小混为一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企图‘加速’东西差距的缩小，特别是误以为讲市场经济、讲公平竞争，就不能讲地区倾斜，而应将一切特殊政策取消，等等。”还有人将胡鞍钢提出的“特区不特”观点上升到政治高度，曾清在1994年9月14日的《深圳特区报》发表的文章中说，“特区不特区论”者，其予头所指，棍棒所向，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特区建设的指示精神。
围绕着这个问题所发生的争论涉及的面很广，绝大多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一些领导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卷了进来。国务院特区办综合司司长柳孝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争论做了这样的总结，回顾我国举办经济特区以来15年的历史，关于特区问题有过三次大讨论。第一次在80年代初围绕“要不要办特区”而展开。第二次在80年代中期，是围绕“特区能不能办好”展开，第三次是最近展开的“特区怎样持下去”的讨论，主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是否还需要特区，怎样发挥特区的特殊作用。“三次大讨论，首先体现了经济特区不断深入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的思想逐步深化、对特区不断寄予新希望的认识过程。”
其次是利用外资是“招开凤凰还是引狼入室”问题。
这实际上是前两个问题的进一步延伸，对此前面讲已经讲了许多了。由于过于看重外资在市场、行业和品牌等方面对中国的冲击效应，一些人将吸收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视为“引狼入室”，因此大声疾呼“保护民族工业”、“拯救民族工业”。有的学者提出，民族工业还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主要行业都被外资控制，所带来的问题就不仅是利润流失的问题。搞得不好，国家的产业政策就无法落实，充分就业的目的也无法实现，价格难以控制，技术难以发展，市场形成垄断，经济不能自立，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保证。
还有的学者提出了“外资替代”的观点。在直接利用外资的理论中，有一种是由美国学者钱纳里（H.
B.
Chenery）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式”。这种理论主要从“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角度来论证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弥补国内资金短缺的必要性。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主要是为了填补这两缺口，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对此，有的中国学者指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现实经济中不仅不存在这两个“缺口”，相反还是“双溢出”，即巨额的外汇储备（到1997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115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和巨额的银行储蓄（约有4.6万亿人民币）。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似乎不是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而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资金，应当来一个“外资替代”。
不过，主流的观点还积极地肯定外资的作用并且主张引进更多、更先进的外资。有人认为，合资企业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大大加快了整个中国的产品更新换代的步伐，提高了整体工业的水平，因为合资偿仅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技术和管理。合资企业介入中国经济以后，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它促进了国有企业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也有人同样用统计数字驳斥了“外资已控制了中国部分行业市场”的观点；
还有人认为“保护民族工业就是保护落后”的激进观点，主张中国应当与跨国公司合作，以壮大民族工业。
第三是公有制、私有制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决定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经济上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从政治上说，是以共产党为领导。它们二者都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目标。”
因此，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有两个最基本特点，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经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理论上这样讲，似乎没有什么，可一结合实际问题就来了。当公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百分之七十以上、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说它是主体还不会引起什么疑义；可降到了百分之五十以下、百分之四十之下甚至百分之三十以下，还能说是主体吗？如果不能说是主体的话，再加上贫富悬殊加大，那社会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呢？
1994年7月国家统计局在一项报告中指出，国有工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8.5下降到25，与此同时，公有制的比重降至50，私有制的比重则快速上升。
因而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
1995年底1996年初，北京知识界曾流传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
这篇被称为《万言书》的文章最集中地反映了那种所有制结构变化会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担心，“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四年六月底，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所占比重由百分之七十六降为百分之四十八点三，集体（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借用集体名义的私有经济）由百分之二十三点五升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二，私营、个体、三资由百分之零点五长江为百分之十三点五。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由百分之五十一点四降为百分之四十一点三，集体由百分之四十四点六降为百分之二十七点九，私营、个体、三资由百分之零点七升为百分之三十点八。目前，通过租赁、出售、股份合作等形式，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仍在进一步下降。预计，到二零零零年，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将降到四分之一，集体将升到二分之一，私营、个体、三资企业将升到四分之一。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将降到占三分之一，集体将降到六分之一，私营、个体（含农民对对非农业居民的零售业）将升到二分之一。”结论是，“公有制经济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其中，国有制经济不但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要集中地，而且是我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有制经济比重的下降，公有制经济的蒌缩，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地位、中央政府的权威、国家处理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直接威胁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我国生新出现的私有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遁。”
如果将其它一些有关文章联系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批评的矛头一是指向私有经济，二是指向股份经济，三是指向外资，如有人认为“产权制度改革”、出卖国有资产和发行国企股票等做法实际上就是搞私有化等等。
总之，所以这些疑虑和批评，“仍然没有超出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毫无疑问，这种实际上是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保守受到了普遍的批评，许多人提出不能乱扣“私有化”的帽子，不要把“私有化”的帽子甩给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人。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有的学者还根据马克思关于“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设想，
提出“在股份制的社会所有制下，劳动者以企业共同体形式直接占有着生产资料财产。这些财产来源，可以是私有财产，也可以是共同体从而国家的财产。”因此，作者“在通过对理论和实践的沉思后，得出了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应该以扬弃公有制的古典形式和重新建立和发展劳动者的私有制为方向这一结论，以足以进行一场独具中国特色的‘实验’了。”
还有许多人公开反驳《万言书》主张的观点，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经济学家董辅祢说，“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开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小看，需要重新澄清言听计从问题的疑惑。”
上述这些争论归根到底还姓还是集中在“资”姓“社”上面，但影响所及却非同小可，实际上牵扯到中国是否还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问题。
在古代希腊神话传说中，小亚细亚弗里基亚的国王戈尔迪在自已以前用过的一辆牛车上打了个分辨不出头尾的结子，然后将它放在宙斯的神庙里，神示说若能解开些结的人将会统治整个亚洲。以后，戈尔迪之结便被比喻为缠绕不已、难以理清的问题。几位青年学者早在1993年就在一本书中以此为题写了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里和改革开放的十四年间出现的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它写道，“十四年来，改革开放每每迈出新的步伐，实践当中每每出现新事物，一些同志不是先问一问它们是否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先问一问它们是姓‘社’还是姓‘资’。”
的确如此，第三次姓“资”姓“社”的争论更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争论，前两次是邓小平亲自出马视察南方将争论平息了下来，这一次却是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江泽民总书记的报告中，以下三点对于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第一，明确地规定，邓小平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第二，明确地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织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
第三，明确地表示，中国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权益，实行国民待遇，加强引导和监管。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贸易的法规。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十五大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开始指向传统的公有制，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出身”的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非公有经济已不再仅仅是公有制的“补充”，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外开放的力度也不断地加大，而且将吸收外资的重点放到了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欧美国家。总之，中国改革开放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当然，中国又面会临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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