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状元到近代法政的开拓者
从状元到近代法政的开拓者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侮日深，内乱频仍，为救敝起衰，重振国势， “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之策”。他们“师夷长 技以治夷”，学习西方列强的工商之道、教育之术、改良政治之策，期以富国强 兵。清末民初的贵州士人夏同龢，身处“大变局”的时代，感应华夏大地的脉动， 静观时代的变化，趁势而起，弃旧图新，以“如欲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英雄 襟怀，投身于现代法政的建设中，以期完成“使法律知识普及于国民”‘‘建设法治 国”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华彩乐章。一、保守派心中的“骄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一日，戊戌科殿试大考在北京保和殿 举行，在光绪帝亲临策问的情况下，贵州麻哈州(今麻江县)贡士夏同龢，夏按策 问“举求才、经武、绥远、理财”等国家大政问题，为文洋洋两千余字，上溯春秋， 下迄变法，引经据典，以古论今，表述了自己提倡“法祖”反对“维新”的保守观念。
然而当时正处于‘‘戊戌变法”的前夕，保守派力量十分强大，夏同龢的观点博得了 主考官孙家鼐及读卷官徐树铭、溥良等八位大臣的赞赏，后经光绪帝“御笔钦 点”[1]。就这样，夏同龢继赵以炯(贵阳青岩人)之后，成为贵州历史上第二个文 状元。
值得指出的是，夏同龢之所以成为保守派心目中的“骄子”，这与其从 策对中展现的才学识及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造诣是分不开的。贵州山重水复， 跬步皆山，自古被人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荒服之地。由于交通落后，信 息闭塞，贵州士人只得面壁苦读，把命运寄托在科举功名的人生理想上。然而不 幸的是，崇山峻岭，飞鸟难越，阻碍了贵州与中原的交往，对贵州士人‘‘知古不 知今，知中不知外”的通病造成了深远的影响[2]。夏同龢虽然早年走出黔山，在 广东读过书，但由于当时封建统治者视西方思想为异端邪说，对其诋毁抹黑，加 之旧学、新学壁垒森严，视若水火，从而造成了夏同龢不了解西学，不与维新派 人士往来、谨守中国文化方寸、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弱点。
二、状元留学生与《行政法》 夏同龢中状元后，曾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重掌国 政，光绪帝被幽禁，维新派被整肃。万马齐喑的局面仅维持了两年，1900年义和 团运动继起，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这时清王朝才痛感到不实行新政无以图存的紧迫性，在万般无奈之下，弹起了‘‘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的调子，准备对 “列祖列宗之法”进行改革，并表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 乃可作后事之师”。
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反动保守的慈禧太后亦走到前台，表达朝 廷推行新政的坚定决心，说：“变法一事，关系甚重……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 行。”并申言‘‘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 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在推行新政期间，清王朝以 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榜样，将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创办新学堂，派遣留 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改革军制，增强军事力量等作为要务，力图奋起直追，重 振皇朝雄风。
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夏同龢被派赴日本学习法政，成为我国自隋 唐以来第一个状元留学生。在日期间，通过对其社会的观察，生气勃勃、欣欣向 荣的一幅幅现实画面与中国积弱日久、死气沉沉的社会图景形成鲜明对比，无疑 对夏同龢的心灵引了风暴。他十分清楚，日本的强大得之于明治天皇对日本社会 体制、社会文化、经济、教育、军事、司法、交通、宗教等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 待其羽毛丰满、国势强盛后，便向外扩张，历经对朝、对中、对俄战争后，日本 一跃而为东亚霸主。
有人说：“人的思想嬗变必有其心路历程可寻。”翻开中国历史，这样 的事例不胜枚举。春秋时，越王勾践惨遭灭国，沦为奴隶，痛定思痛，志在复国， 于是卧薪尝胆，终遂所愿;战国时，苏秦游说列国，铩羽而归，痛感父母嫂妻的 冷遇和白眼，遂“头悬梁，锥刺股”，发奋为雄，为之后猎取齐国相位奠定了基础。
夏同龢亦然，留学日本期间，是他人生的转折，亦是他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原点。
到日本后，对夏同龢来说，一切都是那么地新鲜吸人，那么地充满活力，目之所 见，心之所思，视觉上的冲击，心灵中的震撼，遂使他感到昔日奉为神圣的“法 古不变”的观念黯然失色，毫无魅力，这时才领悟到《易》曰“穷则变，变则通， 通则久”的真正含义。
接着对其传统观念进行第二次冲击的事是: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直 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第二次东游日本，对其教育制度进行考察。夏同龢闻知消息后， 曾五次拜访严修，向其请益[3]。对夏同龢而言，严修在黔任提督学政期间，热 心文教，锐意兴革，创经世学堂，办官书局，疏开经济特科，大力引进西方科学 文化知识，从而改变“夜郎旧习”，这位有着“经师兼为人师”美誉的前辈，在他心 中有着崇高的地位;严修则对这位到日本学习法政的“戊戌状元”期许甚高，希望其学成归国，出其所学，为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重大贡献。
再其次，那就是1905年前后清廷所谓的立宪预备、预备立宪以及改良 派与革命派在东京的论战。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 张之洞联衔疏请清廷自十二年后实行宪政。一时间风生水起，宪政成为朝野上下 的时髦话题。看到朝廷改弦更张，夏同龢的思想受到震荡。面对明治维新后的日 本，他对中国的未来的改革充满了希望。另一件事是同年八月二十日中国革命同 盟会在东京成立，十一月该组织机关报创刊，随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论战， 革命派一方出场论战的主要是孙中山、章炳麟等;改良派一方出场论战的主要是 梁启超。两派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论战：
一是革命，还是改良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还是清王朝的君主立宪 二是革命是否会引起下层社会的暴动和外国干涉 三是是实行革命的民生政策，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 作为一个封建士人，夏同龢赞成改良派鼓吹的君主立宪，当然不赞同 革命派宣扬的“有秩序的革命”。他明白，今后的中国，要么改革以自强，要么革 命走向毁灭。
由于学的是法政，夏同龢对‘‘明治维新”的司法改革特别关心。令他印 象深刻的是，在这场司法改革中，日本政府仿效西方制度，重新订立刑法、民事 法和商法，以推动国势的强大。他十分清楚，司法改革攸关政治改革的成败，未 来中国的富强，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法政改革是其核心。有感于斯，夏 同龢决定为未来中国编著一本《行政法》，使之裨益政治，鉴戒得失，并“使法 律知识普及于国民”“建设法治国”。
行政法学始于法国，之后传到东瀛，又经日本学者译成中文介绍到中 国。夏同龢留学日本期间，编著《行政法》一书，开了中国行政法学的先河，无 疑是该学科的开拓者与先驱者。《行政法》引入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行政法体系 概念、原则、制度，通过考察日本法制社会，并结合中国国情，以寻求法制救国 的方略，可以说，编著此书，是夏同龢对中国“人治”法理的未认同：《行政法》 的出版，标志着夏同龢因时而变，紧跟时代潮流，是其思想的“嬗变”的里程碑。
三、创办广东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底，两广总督岑春煊疏请朝廷设立广东法政学 堂。得知夏同龢返国的消息后，岑春煊又奏请其担任该学堂监督(即校长)。朝廷 应其请，下旨批准设立广东法政学堂和任命夏同龢监督一职。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前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系清末著名的政治人 物，其发家史充满传奇性。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围攻北京，时任甘肃布政使的 岑春煊率兵护送慈禧太后到西安，因勤王护驾有功，在慈禧的提携下，岑春煊青 云直上，历任陕西巡抚，四川、两广总督。岑春煊虽是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然 而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过从甚密。在维新派与保 守派有关国家前途的政争中，他对梁启超所言的“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 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极为赞赏。在其仕途通达之际，他一直秉持“兴 办教育，促进西学，培育人才为国家第一要务”的政治理念，所任之处，无不兴 学育才。如山西大学堂、四川高等学堂，就是在其大力支持下诞生的。光绪二十 九年(1903)，岑春煊调任两广总督，这时兴办法政学堂的想法又袭上了心头。
接受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一职后，夏同龢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建校、师资 和育才的工作上去，并在这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广东法政学堂是继直隶法政学堂后的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该校原址 为广东课吏馆。经过改建和扩修，法政学堂拥有“新式讲堂二座、休息室四座、 图书仪器室、监学室和收发讲义室等”。其后又“增设理财学科及附设监狱改良讲 习所等，再加建课室二座、体育场二处”。由于学堂规模小，办学条件差，远远 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同龢得富商王颐年资助七万元，善 后局又拨款三万元，在广州天官里后街购得官地14亩，另建法政学堂新校，经过 两年的兴建，于宣统二年(1909)落成。新校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有园林、礼堂、 花厅、办公厅、课室、住室、教员和学生宿舍，给人“美轮美奂，蔚然大观”的感 觉。
新校建成后，教师的招聘工作随之摆在重要的日程上。在教员的选拔 上夏同龢遵照岑春煊旨意，除聘用广东籍官费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外，还聘用 了部分外省籍留学日本的法政毕业生和一些日本教习。在广东教习中，有朱执信、 古应芬、杜之秋、张树栴、叶夏生、李文范等，他们皆是留日法政之一时之选， 亦是思想激进的同盟会会员。特别是朱执信(广东番禺人)、古应芬(广东番禺人)， 二人不仅与夏同和同年留学东瀛，学习法政，亦是东京中国同盟会会员。之后， 朱执信、古应芬活跃于政治舞台上，成为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这些教员在学校讲台上宣扬革命思想，正如余炎光先生在《朱执信》 一书中所言：“法政学堂已是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广东法政学堂开办之初，招收官吏学员及地方学员。学员的定额是：
官吏学员125名，包括知府15名和同知、州县官吏;地方学员定额是100名。在老 师的悉心教导和学堂严格的管理下，这些学员抛弃了传统的法制观念，心中逐渐 形成了近代法政理念。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部分学员在校接受了革命思想，毕业 后投身革命。如陈炯明(广东陆丰人)、邹鲁(广东大埔人)。他俩在广东法政学堂 就读期间，在朱执信、古应芬的熏染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毕业后，陈炯明参与 组织了黄花岗起义，参加辛亥革命，为民国前期之政治强人;邹鲁早年与陈炯明 的经历大致相同，后跻身政界，为著名的政治家。
夏同龢治理广东法政学堂六年，为广东培养了大批法政人才。这些从 法政学堂的毕业生，走向社会后，大多成为了广东法政系统的官员。
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次年元月一日，中华民国诞生，广东 法政学堂易名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夏同龢见自己的历史使命已完成，辞去教 职，返回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