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性格及其青年教育论文:日本文化论文

日本文化性格及其青年教育论文

日本文化性格及其青年教育论文一、日本文化性格的源流（一）陆桥下沉淹出扩张潜质在人以群分的特性酿成中， “环境显然是重要的，它并不是产生推或拉的作用，而是产生一种选择。”[2]位于太平洋西岸的日本，是一个由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弧形岛国，现有人口约1.28亿，接近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国土面积约37.78万平方公里，约为中国陆地面积的二十五分之一，其面积相对狭小，自然资源匮乏。根据史料记载，在洪积世以前，日本先人通过南北大陆桥，实现了源于亚欧大陆的原始大迁徙。这种开拓精神和贡献，催生了日本民族的奋斗精神，并生生不息。而随着间冰期的到来，陆桥随气温升高而逐渐下沉，原本与亚欧大陆东南相连的日本被渐次上升的海水淹成了孤岛。失去世界联系的日本先民们顽强地繁衍生息在海岛上，逐渐发现无论山野采猎抑或近海捕捞，凭借利器向外拓展总能有更多的收获。久而久之，使得他们形成了扩张求存的群体潜质。这种潜质以后植入了延续种族的生物本能，让日本民族憧憬大陆，也为该民族中的劣等群体产生“自己没有的，就用武力去夺取”的欲望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1590年，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宣告：“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此后300多年间，研究中国并以图早晚征服中国，在日本人中“成为一种风潮，一种朝野一致的自觉行为。”[3]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2012年的“9.11购岛闹剧”，无非是日本文化性格又一次“顺古成章”的演绎。这是诱因于上千年环境和垂涎形成的植入骨髓的邪恶扩张潜质难以截断的联结反应。

（二）“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大自然不仅让日本一亿多人口只享有不到3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且还把它安置在地壳运动相当活跃的地带，其岛屿距世界上最深的漏斗马里亚那大海沟最近处仅200公里，这里地震频繁，且其国土“至今仍在向日本海一侧下沉。”[4]历代日本政客对自己的臣民，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就刻意培育他们对大自然的恐惧以及对邻国的嫉妒和敌意，利用环境危机熏陶出轻视生命崇尚樱花般灿烂凋零的“小岛意识”，筑就了尊重享受、重视感受却崇尚死亡的小岛文化圈，着力培养对他人和自己生命“一视同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经深刻地描述说：这些“人” 的某些“类”，是“由性欲和攻击本能的生物性驱欲所驱使的快乐主义的生物体，其主导动机是满足肉体的需求。”这种人“决不会扪心自问：他的全部利益是否带有危害我的成分……他会把对我的嘲笑、污辱、诽谤以及炫耀认为是天经地义的。”[5]这种论断被不需要信誉和逻辑的日本政客演绎得淋漓尽致。2012年8月21日，日本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矢口否认二战中的慰安妇史实，他说：“日本军强暴慰安妇、用胁迫的手段强制带走慰安妇的证据是没有的。”2013年5 月13日他又无耻地说：“慰安妇制度是有必要的，可以让那些枪林弹雨中随时可能丧命的士兵得以休息。”1892年，日本外务相大木毫无掩饰地说：“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 （三）尊强践弱的文化认知公元前3世纪左右，秦始皇和汉武帝相继建立了中国封建政权，有了统一的文化，同期的日本则刚刚进入只有口语和刻图记事的奴隶社会。随着海上线路的打通，接触到比自己先进整整一个社会形态的域外文明，日本曾经对中国心悦诚服。大化元年（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发起了大规模借鉴中国文化的“大化革新”运动。1868年8月27日（阴历），日本第122代天皇睦仁即位，改年号“庆应”为“明治”，也是循中国《易经》 “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的命名。唯强是从的日本“师无常师”，永远“与强者搭车”，只认当下的实力，不记往昔的历史。“9.11事件”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曾公然声称：“由支那方面开始说起的所谓日本同支那的关系是‘一衣带水’啦，‘同文同种’啦……只能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 他说：“我们确实在使用汉字，但正因为我们民族只用汉字无法表达感情，我们才独自地创造出了两种假名。”他有意回避假名也并非原始的创造，而是有了隋唐时代日本使者漂洋过海的学习，才有了由汉字草书简化的平假名，和根据汉字部首偏旁凝炼造出的片假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上，石原慎太郎竟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真是很混蛋的事。”2012年2月24日，石原不仅肆意否认南京大屠杀，还叫嚣“不惜与中国一战”“敢来就砍！” （四）杀戮之道的精神支撑日本人奉天皇为“神”，并将“武士道”精神作为教育的规范，军队不称国军而称“皇军”，为发动侵略战争作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准备。[8]1937 年11月底至12月10日，日军从上海向南京进攻途中，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相约进行“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的竞赛，演绎了二战中著名的“百人斩（ひゃくにんぎり）”。

在二战末期，日本按照“一人、一机、一弹换一舰”的要求，组建了飞机单程仅42公里的神风特攻队专门从事自杀式攻击。这支特攻队队员平均年龄17岁，“魂归靖国”成为他们狂热的追求。切腹是世上最野蛮、最残酷、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方法之一。切腹者八成以上手法不准，不能立即死去，在切腹者无法咽气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助手帮忙，才能让切腹者断气。如此残忍的习俗，在日本却世代盛行。以杀戮为精神支撑的小岛文化，使当代日本政客把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扩张视为自豪的历史和传统。2013年4月27日，首相安倍晋三在千叶市身穿迷彩军服、头戴钢盔登上战车宣示思战情结，次日在日本官方纪念“主权恢复日”活动上举双臂高呼 “天皇陛下万岁！” （五）国民性的多元分化李天道教授指出，民族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和同一个人生存活动的不同方面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而存在……它是具体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共时的，与时俱进又因人而异、因地而异。”[10]“不同的文化熏陶和底蕴，影响各有差异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不同的性格，塑造出不同的国民性。”[11]武士道精神赋予了军国主义好战的特性，冶就了日本传统文化的心理定式。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性，即不是线性的而是多因的有概率的决定论。正如草原文化既能养育出成吉思汗那样的钢铁汉子，也能培育出柔情似水的牧羊姑娘，军国主义思想虽然强占了日本，却不能灭绝大多数日本人民善良的本质。在日本民族中，从来不乏和平的追求。199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50周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以“杖莫如信”为信念的“村山谈话”，诚恳地表达了“永不再战”的意愿。

2013年5月3日下午，3500名日本民众举着“日本政府不要主张钓鱼岛是日本的”标语，举行了反对修宪的抗议游行。

[12]2014年8月6日，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69周年纪念日，约 1000名日本市民在广岛市内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安倍出席广岛纪念活动、反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二、日本文化性格的教育转化（一）培养出一代代忠实的“爱国者”“爱国忠皇”是日本近代国民教育的重要成果。据日本厚生省数据，1937年 7月7日到1945年8月14日八年间，日军被中国军队消灭404， 600人，但投降的寥寥无几，与我国投靠日寇的伪军就达210万形成巨大的反差。这充分证明，就忠于自己的祖国而言，日本的文化教化十分成功。日本“爱国忠皇”不仅表现在战时，也表现在战后，前述性格极端的石原慎太郎，不断扰乱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但因他累累打出“爱国”的旗号，2011 年4月10日，还以78岁高龄第4次当选日本东京都知事，支持率92%。战争狂热总能在日本凝聚较高的人气并收割大片的选票。这种与大多数文明国家信念背道的异像，正是日本文化性格教育转化的一种畸形的结果。

（二）促进了战后经济迅速崛起爱国意识为日本经济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人力资源，使日本民族像工蜂一样勤奋且富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性。日本并不是最富创造性的国家，但日本文化熏陶了勤于学习、善于模仿的特性。它国的科技发明一旦被他们研究应用，往往被变成实用的工具，而且还常常领先它国，以致当代日本的汽车产量世界第一，机器人使用世界第一，专利总数也是世界第一。[1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50年到1990年四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 152倍。日本在世界军事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举国体制”：
在二战中曾经准备“一亿玉碎”，作垂死的挣扎；
战后又提出“一亿振兴”，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举国一致的民族精神，使日本经济在战后迅速崛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的物质条件丧失了约四分之一，却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很快复兴。

三、日本近代青年教育的成功与弊端一个国家能取得经济上的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力资源上的优良。人力资源开发不是少数精英的培养，而是全民族本土文化意识的提高。据统计，日本政府的教育投资并不特别高昂，如其不同时期教育投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明治）、4～8％（昭和）、5～6％（战后）。[15] 推究日本政府教育投资的事半功倍，有成功的经验，但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了。

（一）将政治教化寓于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中日本教育将“爱国忠皇”通过“润物无声”的文化濡染植入到思想教育的前端，收获了巨大的成功。1872年，日本首位驻美外交官森有礼总结了一套经验：教育能培养国民爱祖国、爱人民的赤胆忠心，使政府不必采用苛刻的手段，就可以从容地治理国家；
教育可使散漫的农民产生新的觉醒，还会使农民与工厂技术人员的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日本政教大大地提高了民族凝聚力。1956年开始，日本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间设备投资和国民大量消费的两大热潮。尤其是1956年度，民间企业设备投资名义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 57.6％和48.2％。与此同时，生产和消费也全面升温，相继迎来用古代天皇称号命名以彰显空前繁荣的“神武景气”和 “岩户景气”，日本很快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二）“平等”追求首重条件、次求结果日本朝野均认识到急功近利的经济效率和不顾及个性发展的“政治平等”，都不能赋予千差万别的个体以人文的终极关怀，从而在效率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普遍认可“效率第一”。他们认可在机会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正相关；
在结果平等时，平等与效率呈负相关；
机会平等是公平的，在平等机会下产生相对不平等的结果也是公平的。这一共识引导了许多日本人心安理得于自己当下的地位，成为疯狂工作以争取平等机会的机器，使日本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劳动效率。当我们还沉浸在无端地“仇官”“仇富”“仇名人”的自娱中时，日本的生产已经一次又一次地遥遥领先。目前占世界人口五十分之一的日本，却占有了世界财富的五分之一，让他们有条件自仗实力，对邻国不屑一顾。

（三）弊端的显露日本教化的成功值得称道，而成功的背后也藏匿着隐患，明显的痼疾之一就是政客人性和部分国民理性的缺失。如，当今日本政府“一方面扮演‘受伤者’ （被美国打败）的角色，一方面刻意淡化侵略者的角色并煽动大国主义情绪。政府要员所举行的一系列‘冷暴行’，譬如‘建国纪念日’（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的纪元）、‘参拜靖国神社’‘国体护持’等运动，无不给今天的日本青年一个错误的感召、无不给教育一种特殊的压力、无时不在蓄意营造一种军国主义的社会氛围，再加社会传媒的大肆渲染，不要说青年，全体日本国民都会受其影响。”[16]人性是养出来的，需要稳定的培养过程。日本教育实用唯一的追求导致人性的淡化，政客往往自取所需，无需历史真相，也不在乎信誉。他们不会反省为国内外带来灾难的太平洋战争的始作俑者是丧失国际视野的日本领导人，也难以认识到战败和被占领仅仅是其结果。日本政客把人类分为“我”与“他” 两类，即只有“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区别。这种认知强化了单一性，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累积了强大的力量，但渐行渐激的终端，凝聚了孤傲、冷漠和自私，滋生了一种身处地球村却缺乏责任感，同时还将之放大到小集团的极端个人主义，“相对缺乏深刻的宏观思维，更缺乏以柔克刚的政治智慧，勇往直前而不谙自省，只懂夺利却不晓人和，只图本集团利益却不顾及他人的感受”[17]，使之在推动本民族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埋下了危及邻国最终害己的危险因素。

作为东方民族，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宽恕”和“孝道” 的意识。但不同在于：日本的“宽恕文化”缺乏完整的情感，它单向地要求他国人民忘记被蹂躏、践踏的悲惨和屈辱，却缺少自己道德理性层面的忏悔。他们将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侵华阴谋家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元凶松井石根等东京审判、历史定性的战争罪犯供奉为“英灵”，合祀到靖国神社，力求自己民族将祖辈的侵略历史作为骄傲的资本代代相传。

“百善孝为先”也是中日共有的信念。但中华孝道提倡“大孝不匮，中孝用劳，小孝用力”，各尽所能尊长爱国。[18] 日本文化则无原则地“为长者讳”，将“孝道”引导为替前辈掩饰罪恶的“邪孝”。1945年，“百人斩”主角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军事法庭审判分别认罪，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六十年后，他们的后辈竟然狂执地申诉要求为恶魔“恢复名誉”。尽管连日本法庭都不予认可，翻案思潮却在日本掀起了一波波大澜。这类错位文化的逞强，通过自我暗示来实现本来并不存在的自信心理，与大多建立在自信基础上的好强形同实异。当逞强积累发酵成为一种文化并默化为群体性格之后，中日关系史上的这个“9．11事件”的发生是必然的。它与日本近年来不顾自己的文化缺失，只凭借经济实力就企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把自己定位为“世界的日本”这种拔高自己、追求与现实相脱离的愿望，都是同一错位文化的衍化。这结果导致日本自大的民族主义者站在政党和政客的立场上为窃国盗名而不择手段，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地球村中，世界不可能容许张牙舞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猖狂，其一意孤行的结果，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仅给他人带来危害，更给自己带来了阴暗的文化心理，使自己的民族陷落于痛苦的对抗中不能自拔。

四、对我国青年教育的启示日本教育的文化性格，在本质上是“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具有极大动力作用，极富政治色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和日积月累形成的一种价值学和文化学。” [19]避开其性格本质，从文化功能的角度，我国青年教育或可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应更加重视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文化所具有的教育力量，是文化系统作用于它的创造者、承继者――人类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属性，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文化构成的一定的文化环境，对生存于这一环境中的人的习染和塑造。” [20]遗传素质以及与个体直接和间接交往的人和事千差万别，就有可能奇迹般地组合成不同的个体文化。作为文化产物的人，即使没有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要他生存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也能经历一个“文化化”的过程。“文化对每一个人塑造的力量很大。平常我们不太能看出这塑造过程的全部力量，因为它发生在每个人身上，逐渐缓慢地发生，它带给人满足，同样也带给人痛苦，人除了顺着它走以外，别无选择。因此这个塑造过程便很自然地，毫无理由地被人接受。”[2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挥文化化的作用，[22]弘扬敬业、奉献精神，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让爱国主义教育产生强大的正能量并理直气壮地坚持同等的话语权，创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不断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二）需长鸣“生于忧患”的警钟近百年来，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中尝到了甜头。仅在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就不仅夺取了中国的台湾省，而且获得了二万万两白银即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战争赔款”。这样的战争财比开发什么产业都来得便捷。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中靠侵略大大增强了原始积累，也获得了更加多的扩军备战、跻身世界列强的资本。“日本靠掠夺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发家致富，要满足第二次掠夺梦，中国仍然是他不二的选择。”[23]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知史爱国”应当成为公民必具的基本素质。如果我们不能认识近一个世纪以来民族痛的文化根源，极可能在时过境迁之后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导致铁蹄卷土重来。传统文化性格决定了日本军国主义会继续走武装侵略的道路。“9.11购岛事件”所体现的人性自私的、攻击的、草莽的、反人类文明的生命驱力，必须有所钳制。中国如果不能具备制衡嚣张气焰的实力，日本扩张主义情结会不断蔓延，被虎视眈眈的将不仅是钓鱼岛。我们必须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为此，我们应当谦虚地学习日本民族的奋斗精神，积极投身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社会实践。在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做只分“红利”而不承担相应责任的看客。我们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在“离心离德”中消耗自己的力量、影响发展的大局。惟有人人从我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全民协力，和衷共济，才能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青年意识”需要情感的渗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在素质资源的提升中，青年是最重要的开发点。[24]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显示：近年来，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有了“明显的提高”，但也仅仅达到了3.27%。文化传承的欠缺伴随科学素质低下，带来传统文化底蕴的缺失，导致爱国主义思想的淡化，缺乏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民族利益的意识，不仅掣肘创新发展，而且也是导致一些社会群体对某些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缺乏理性态度和认识的原因之一。在情感上接受了爱国的信念，并坚信它是自己的最深切需要．才会对相关理论观点或思想见解既有共鸣又有亲身履行的要求，才能稳定地、执著地、兴趣盎然地为崇高理想而努力进取、不懈奋斗。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新青年意识”：中国青年要置身和祖国一起发展进步，和祖国一起奋斗成功，在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也无愧于自己人生的光辉业绩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

（四）爱国教育需从娃娃抓起国家和民族处在永恒的世代交替中，过程中的成长者缺失爱国意识，就会把自己放置在自设或他设的伪中心地位，“十分自我，又失去自我”，成为既无理想信念，又无责任意识，患得患失浑浑噩噩，甚至敌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无休无止地怨天尤人，却缺失真正幸福的精神“阿斗”[25]。人的身心发展力量初源于自身内在的需要。主张身心发展动因内发论的美国心理学家格塞尔（Gesell，ArnoldLucius）认为：人的发展基因决定发展程序，所有的能力包括道德都受发展程序所决定的成长规律的支配。身心发展动因外铄论则强调人的心灵犹如一块本身没有内容的白板，可以任人涂抹，乃至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沃森甚至夸口“给我一打健康和天资完善的婴儿，并在我自己设置的特定环境中教育他们，那可以把他训练成我所选定的任何一种专家（包括领袖到小偷）。”综上可见：社会遗传和文化濡染共同影响着儿童和青少年心灵的成长。“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早期教育做些什么，将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爱国启蒙教育是百年树人的战略任务。不仅给青少年创造幸福，而且要使其认知所处优越之“惠”。“惠在何处、惠从何来、来之不易” ――这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