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地缘集群机制
大学地缘集群机制 高校地缘集群是基于空间和地理关系的区域高校群体 协同系统。20世纪下叶、特别是90年代，地缘经济角逐的逐 步升级［1］，产业集群兴起并成为城市群生长发育的基石， 高等教育扩招、尤其是地方高等院校的发展，大学城、高校 群、高校布局等高等教育空间关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然而， 由于高校地缘集群与企业集群存在重大差异，特别是我国高 校管理体制、办学体制、运行机制等集群影响因子的特殊属 性，使关于区域高校的自主合作与有序竞争、群体协同效应 的产生与运用等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未取得重大进展。当前， 城市群建设成为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的重要牵引板块，高等 教育强国建设也已正式启动，多层面研究高校地缘集群具有 理论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一、问题的提出:对大学城和高校区域集聚研究的思考 大学城和高校区域集聚，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 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现象。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大学城主要集 中在英美等国家，比如以纽约城为主体的城市群拥有全美 100所最优秀大学中的11所，而以洛杉矶、旧金山等都市组 成的加利福尼亚城市圈也拥有其中的10所;在大伦敦区域及 周围，有世界著名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在巴 黎，除了名牌大学以外，还有一批如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巴 黎高等师范学校、国立行政学校等特色学校［2］。这些国 际大都市集聚众多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一批企业，并成为该国或该地区的高等教育中心。另外，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 纪初在全国各主要城镇或城郊设置社区学院约1160所;法国 1991年到2000年优先在一些中等城市建立至少160所大学技 术学院，在巴黎周围的新建城市设立4所综合大学，试图实 现高等学校空间布局的扩散化和就近化［3］。我国在抗日 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也 都经历过政府调整高校空间布局结构的类似情况。对这一现 象进行研究，人们发现高校空间布局有三种方式，即自然演 进、政府规划调整和混合方式。第一种方式多见于大学建立 初期，通常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工商业比较发达城市建设， 逐步扩张形成“自然发展型”大学城［4］，或者是“演进 模式”的大学城［5］10－11。之所以会在大城市高度集中， 主要有安全、资源获取和管理便利、人才优势三种原因。第 二种方式主要是因为自然演变的高校空间布局结构无法满 足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有研究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分析，认 为高校集群存在外部效应、竞争效应、自组织效应和溢出效 应，但我国高等教育在产业发展上理论脱离实践、实践缺乏 理论指导［6］。有人研究河北省会的五大高教园区，认为 高校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经济发展、提升 了当地文化氛围，而且还有利于推进教育改革、建设学习型 社会，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集群发展缺乏整体规划、 园区管理模式陈旧、高校缺少开发市场及与企业合作的意识 等［7］。有人研究了高校学科集群和产业集群的联合发展体系［8］。有研究者依据合作博弈理论与学术资本的聚集 效应和可共享性，认为高校间的协调与联合策略能提高整体 收益，而区域集群是催生高校间合作博弈的有效组织机制 ［9］。有研究者基于大学城起始于科技园区建设，比如1988 年底东北大学划出部分地块建设科技园高技术产业小区［5］ 1，发现大学城现象可以运用集群理论来加以解释［5］2。
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对高校集群的界定有类似经济领域的产 业集群、部分产业集群，以及非经济领域的其他特定社会组 织集群的三种倾向性。实际上，集群理论是19世纪末以来针 对产业或企业集聚现象所形成的系统结论、观点、假设与模 型等。国外最早对企业集群做出解释的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 理论，此后的历史演进路径大致是韦伯的聚集经济理论研究、 科洛斯基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以及新产 业区理论、竞争经济学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区域创新理 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等［10］12－23。这些理论分析了产业 集聚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区位因素及聚集的阶段性、集聚与 创新、吸纳辐射效应、区位结构、企业竞争战略结构要素、 内部规模和系统规模、非直接经济因素等。在国内，有关集 群的研究起始于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进入盛 期。业已形成的主要观点是，从集聚到集群，是区域内各主 体的关系由空间位置到活动领域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及其状 态，包含由形式到内涵的质的变化。由于集聚源于地理学特 别是城市地理学概念，集群是古生物学与生态学的概念，人们通常认为集聚与集群是有区别的。集聚是同一类型或不同 类型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聚合， 是一种基于产品链和增值链的简单劳动分工关系，内在的经 济往来关系较弱;而集群不仅有空间集中，还有内在的经济 活动和经济往来，是地域集约化经济的高级阶段;产业集群 是一定地域范围内密集的合作网络，植根于当地不断创新的 社会文化环境，是基于信息和知识联系的“创新链”机制;
推动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关键因素并不相同 ［11］。而且，产业集聚与产业转移天生是一对孪生兄弟， 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集聚区内非贸易品价格居高 不下、地租上升、环境污染等拥挤成本，会造成产业扩散的 离心力，进而促使某些相关产业脱离该产业集聚区，转移到 新的地理区位。目前，已有研究开始对产业区位变迁过程进 行测度，并就产业转移的可能性进行量化研究［12］，有关 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及内生动力系统、 集群周期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是，由于产业集群的 动态性和时代性，有关集群创新、诚信和合作文化塑造、技 术和竞争政策建构、核心产业获得和政府定位、战略企业家 培育等，还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把集群理论引入高校空间关 系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基于地缘关系的高校集群与经济领 域的产业集群或企业集群的生成机制，特别是其动力系统、 机制和路径等是否相同?高校集群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及企 业集群的共同点和差异性有哪些?什么才是高校集群的本质?比如高校地缘集群是否也是威廉逊指出的中间性组织 ［13］?目前都还没有达成共识。可以说，正因为集群概念 广泛应用于产业和企业关系分析，高校集群的研究与实践需 要重大理论创新。本文对高校区域集聚的历史轨迹和高校地 缘集群生成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应该是一种有效的尝试。
二、我国高校区域集聚的历史轨迹及其成因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一开始就呈现出高 等院校的区域集聚现象。从1880年前后起，私立高等学校相 继创设，如张焕纶1879年在上海创办正蒙书院;外国教会于 1880年在上海茕王渡成立英语专科学校(后改称为圣约翰大 学)，于1890年在南京成立金陵大学(由南京文汇书院、宏育 书院合并而成)，于1891年在北平创办协合大学(后改称为燕 京大学)。清末的私立高校还有1897年成立的南洋公学、1905 年成立的中国公学、1906年成立的复旦公学等［14］81。1898 年，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创办，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正式以“大 学”为称谓的国立高等学府。此后，依据行政级别和地域位 置，我国建立了全国性的等级式学校体系。截止1909年，我 国共创办3所国立大学、24所省立大学和101所专业学院［15］， 这些高校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16］。但这 一时期我国高校数量极少。相比之下，美国同一时期高等院 校达到951所，入学人数占18－21岁人口的5.12%［17］，相 当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水平，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进程比我国提前80余年。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高校数量也是极其有限的。以湖南为例，1949年仅有国立 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省立克强学院、省立音乐学院、 私立民国大学等5所高校，全部集中在省会长沙。民国时期， 全国大学及学院的空间布局出现由高度集中到被迫内迁的 重大变化。从1933年编纂《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时的统计 来看，上海有18所，北平12所，河北省8所，广东省6所，南 京市及福建、四川、山西等省各3所，江苏、浙江、山东、 湖北、湖南、河南、辽宁7省各2所，安徽、广西、云南、新 疆、吉林、甘肃等6省各1所，而其他省区尚无大学及学院［18］。
抗战期间，为了适应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相 继向以重庆、成都、昆明为中心的西南地区，以广西、湘西、 湘南、粤西、粤北为中心的中南地区南部山区，以赣中、赣 南、浙南、浙西、闽中、闽西等为中心的华东南部丘陵地区， 以陕南、关中、陇东为中心的西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内迁，其 中四川是最为集中的地区，且主要是重庆和成都两地。在内 迁西南地区的61所专科以上学校中，先后迁入重庆的达32所， 加上重庆大学和新创学校，该市高校最多时达到39所。成都 也接收了10所内迁高校［19］154－155。但这一时期，私立 高等学校还是大都集中在少数城市。比如1949年全国拥有的 75所私立高等学校中，仅上海就有大学8所、独立学院6所、 专科学校7所［14］83，所占比例高达28%。从1951年开始， 我国高校布局又经历一次较大调整。其主要目的是为一些重 点项目输送工业建设专门人才，重点是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迁移高校［20］21。当时，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 中，有五分之四安排在内地，仅西部地区就占44项。普遍的、 大规模的高校区域集聚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高等院校数经历了1958－1962年、1983－1986 年、2003－2008年的三次较大增长，且逐渐向各大城市群集 聚和地级城市倾斜。仅1998年至2003年，全国就新增设本科 院校114所，其中分布在省会以外的地级市有83所［21］。
以湖南省为例，《1956年至1962年文教干部工作规划(草 案)》提出，7年内除已有的5所高等学院增设一部分专业机 构外，将新建学院4所，增设师范专科学校4所［22］316。
这些新增院校大致按照网点状布局，安排在省会和一些地市 级中心城市。1958年，全省有高等学校18所，规划“二五” 期间设立高等学校72所，且不包括大约100所县办大学［22］ 330，后来因这种“大跃进”不切合当时的基本国情而被节 制。1986年，全省有普通高等学校49所，其中本科18所，专 科31所。20世纪末高校“扩招”，不仅高等院校数量急剧增 长，而且随着城市群的发育更加走向区域集聚。2009年，全 省130所高等院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其中坐落在 省会长沙69所(含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14所)、株洲11所、 湘潭9所、衡阳10所，其他10个市州共31所［23］。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区域集群分布的初步格局［24］，且 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综上所述，我国高校区域集聚经历了 自然演进、被迫迁移、规划调整和区域竞争或地方博弈的四个阶段，且以演进模式即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为集聚地 域的影响深远。实际上，高等教育是知识产业，利用政治中 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城市的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进行 集聚，是高等院校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比如2010年，我 国有城市660个，有普通本科院校720所。其中，四个直辖市 集中了约18%的学校(北京集中了超过8%的学校)，西安、武 汉、南京等七城市共集中了约28%的学校，长春、大连、哈 尔滨、广州、成都等十二城市共集中了约38%的学校，这些 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省会以上城市［20］20。特别是部属高 校的分布更加集中，2006年全国共有部属院校114所(仅占全 国普通高校总数5.21%)，其中北京市的部属院校占北京普通 高校总数的比重达到41.86%，其次是上海为13.85%，江苏、 湖北、四川、陕西、宁夏五省也在6%以上，其余各省(市)该 比例均低于6%，山西、内蒙古、江西、广西、海南、贵州、 云南、西藏、青海、新疆10个省无一所部属院校［25］。我 国高校经历的两次大规模迁移，第一次是战时形势所迫，第 二次是开发和建设所需，都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高校在发达 地区和大城市高度集中设置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 大规模区域集聚的成因有二。一是城市群和产业集聚战略的 牵引。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部分，区域高校群与城市群存在 耦合关系。高校区域集聚对城市群的生长发育产生重大推进 作用，城市群的建设又为高校集聚提供了条件。比如近年来， 长沙市有各类科研院所300余家，研发人员约27万，两院院士47名，这为高校建设，特别是产学研一体化、校企合作提 供了重要支撑。二是区域利益使然。高校布局向地级市延伸， 能够有力地促进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也使地方政府及其相 关利益群体发展高等教育的需求得到满足，因而成为地方政 府积极争取的重大项目。
三、当代高校地缘集群的生成机制分析 高校地缘集群的生成，也即区域范围内各高校之间的人 才链、服务链和价值链的形成，以及高校相互之间及高校与 社会环境其他因子之间的关系变化。人才链的形成，主要包 括人才培养的链接、人才任用和交流的链接;服务链的形成 主要是高等院校的教育服务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的链接;价 值链的形成，主要是价值认知、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在各高 校间的协同。由于近现代高等教育具有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三大功能，以及正在倡导的文化功能，而且任何时期各个 高校都会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因而，基于人地关系的高等 院校之间的人才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实际成为高校地缘集 群的基本要素或基本部件(图1)。高校地缘集群既有本地社 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高校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 关系集合。有研究者提出企业集群成长的动力因素和生成机 制模型，分别涉及社会层次的动力因素、公司间的动力因素 和公司内的动力因素，以及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 信任机制和技术创新与扩散［10］176－184等几个机制。参 照企业集群形成的理论逻辑［10］167－174，高校地缘集群的关系集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在含义。或者 说，不同阶段、不同要素之间的链接会有不同的动力因素、 发展战略和治理机制。人才培养的链接最初发生在高校与高 中阶段教育的学校之间、高校与社会教育机构之间，原初动 力是政府驱动和学校生存发展的需求。高等院校是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的场域，但目前，从专科(高职)、本科到研究生培 养，按规定不存在地缘关系。这样一来，高校地缘集群中的 人才培养链接似乎是不存在的。因而，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同 一层次、同类别的教育集群，或者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前 不久，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把跨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 改革发展概括为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其中包括以地市 办本科和高职为重要内容的结构大调整，以及地市本科院校 联盟的出现［26］。这样的高校集群，主要是以信息对称、 资源共享为基础来实现规模效应和共同促进的目标，并不构 成人才培养的链接关系，只是在人才任用和交流机制上趋于 协同。比如，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一是易于形成统一的职业 教育服务市场，有效阻止相互间的恶性竞争，从而较大幅度 地减少办学成本;二是扩增资源量，能有效抵御市场风险， 增强核心竞争力;三是密切与经济部门、企业的联系，体现 依托经济、服务经济的办学宗旨。然而，在集团成员之间的 学生培养链接甚至学生交流基本上没有发生。看来，人才培 养的链接需要地缘集群内各高校之间形成跨类别、跨层次的 依存关系及共同促进格局，包括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本专科教育衔接、同一层级高校及企业在课程教学方面链接， 进而达成人才培养梯次递进的协同系统，形成无终结性教育 的国民教育体系。服务链与人才链的形成具有相关性。有人 认为高等教育的基本产出是高等教育服务，主要表现为课程 体系建设、教师备课和讲授等系列工作，人才不是高等教育 的产品，高等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真正的交换关系 ［27］。从这一意义上讲，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主要是 教育服务的供给质量，那么，前面所述的人才培养链接也就 自然而然了。集群内各高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在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实现优势互补，可以形成协同关系。当 前的高校数字化图书馆集群、仪器设备的有偿共用、课程教 学资源共享等，就是在教育服务链接方面的实践探索。而社 会服务可以是高校集群对地方产业集群和社区的科技服务、 人才服务、文化服务等，形成分工协作和良性竞争关系。高 校地缘集群的价值认知，在实践探索中通常是非主体行为。
比如，2002年欧盟31国教育部长共同通过专门针对职业教育 与培训的“哥本哈根进程”，提出通过单元学业、建立相关 机构伙伴关系、学分体系、学习协议和学分转换，实现欧盟 职业教育一体化［28］;2003年江浙沪签署三方教育合作协 议，标志着长三角地区教育合作正式启动，三地开始教育资 源共享，就业政策也将逐步协调一致，高校毕业生将可无障 碍柔性流动［29］，这些大多是政府部门对教育一体化、教 育合作、学校地缘集群的价值认知。至于高校地缘集群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关键是集群核心竞争力提升和互利互惠， 包括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群体等参与主体进行价值创造和 价值分享的机理问题。
四、关于高校地缘集群伦理问题的讨论 高校地缘集群的伦理问题讨论，就是把伦理道德作为一 个尺度和标准，对高校地缘集群的生成和发展进行道德评价 和价值评价，探究其价值合理性［30］。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是高校集群与企业集群的重大差异。高校地缘集群是在高 校区域集聚的基础上，基于人地关系变化而建立的广泛关系 体。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新 的阶段性特征正在深刻影响区域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建 设高等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省也是呼声迭起。因而，促进 高校区域集聚向集群跃升，在集群中锻造品牌，更好地发挥 特色优势来引领行业技术创新［31］，已是当务之急。然而， 与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不同的是，高等院校既是高等教育的 载体，又是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 生于一体的特定社会组织，高校集群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决定于各个高校的特质，尤其是高校的学术性、文化性和经 济性相互统一的内在规定性。无论是高等职业院校，还是研 究型大学，地缘集群需要在高等院校的几大职能上寻求链接 点，进而形成区域高校群体协同系统。二是高校地缘集群具 有双面性。在高校地缘集群内，大学的利益自制问题可能成 为集群是否合伦理性的重要影响因素。已有研究认为，大学的利益自制是指通过行为的自主选择，直接为自己制造物质 利益的现象。比如，以牺牲教育质量、背离大学之道为代价， 利用各种资源从大学外部和内部大量自制利益进而对大学 管理、教学和教师投入形成“挤出效应”，破坏大学的教学 和学术生态，破坏人才市场环境，浪费社会资源，甚至动摇 社会道德根基［32］。这样一来，高校地缘集群在有利于高 校协同发展的同时，可能增加高等教育接受者的社会成本和 经济成本，并增大高等教育的区际差异。比如普通本科院校 在省会以上城市或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集聚，可能导 致其他地级市、特别是民族地区高等教育集群发展的平台受 到影响。三是政府调控需要规避同质化。在我国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中，高等院校的空间布局结构通常是政府行为的结果， 政府调控实际成为高校区域集聚的前提条件。比如在抗日战 争时期高校内迁过程中，教育部根据实际情况采用“改组” 和“增设”的方式有计划地对高校进行整顿，同时陆续增新 设43所高校，在地域分布上力图设置合理［19］155;新中国 成立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更是政府依据新教育发展的需要 进行的。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调控应弱化模式的统一，规避 同质化。例如，俄罗斯统一的教育政策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 的私立高等教育发展，但也导致了它失去了个性化发展的权 利［33］。四是制度建设与创新成为高校地缘集群的关键。
现代大学制度是借用现代企业制度概念而提出，并与高校系 统的特殊性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一个动态概念。而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企业法人制度为基础，以公司制度 为主体，由各项具体制度组成，用来处理企业基本经济关系 的企业管理系统，包括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三个 基本要素［34］。大学也是一种特定社会组织，现代大学制 度同样有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且涉及大学与政 府、大学与社会，以及大学内部管理和治理结构的问题。在 高校地缘集群中，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是至关重要 的。这既关系到学习型组织建设，也涉及到管理人员和教师 的工作机制创新，甚至触及交流平台建设等问题。最后需要 说明的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化战略规划，已逐渐成为高 等院校的一个核心问题和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维 度［35］，高校应进一步重视与研究国际化规划，实行统整 性的院校国际化发展策略，发挥院校国际化综合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