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亚洲四小龙”

40年总算,“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确实超过我们。有人因此认为“社会主义失败了”。有人则归之于海岛、海洋的“蓝色文明”,大骂“黄色文明”。我在前面说过,海岛和沿海地区确实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海上交往方便,不受国界局限。海上运输的成本也低于陆上运输。可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亚洲出现“四小龙”,而“四小龙”中有三个都在中国周围呢?世界上有很多小岛国并没有成为“小龙”,连近在咫尺的澳门也没有成为“小龙”是什么道理?

翻开世界地图看,亚太地区有千岛之国印尼和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岛国,欧洲有爱尔兰、冰岛、马耳他,美国的眼皮底下有海地、牙买加、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等一系列岛国,都没有成为“小龙”。

“亚洲四小龙”的繁荣,基本上都是“冷战”和“热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植日本,然后是扶植台湾、韩国。美国的算盘是:如果打反苏反华的世界大战,台湾和韩国是美国的进攻基地,“不沉的航空母舰”;如果大战打不起来,台湾、韩国(以及香港)作为“资本主义橱窗”,摆在中国和朝鲜面前,是美国对中国(以及朝鲜)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

还应当肯定,“四小龙”的政府当局和资产阶级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遇,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取得了很大成绩。

先说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港口城市,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它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交通的必经之地马六甲海峡,而且处在其咽喉,占了地利。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相对平稳发展,东西两半球商业来往大增,海运(特别是日本从中东进口石油)发达,过往马六甲海峡的商船鳞次栉比,每年约八万艘。在新加坡中转的飞机航班也极多。新加坡经济因此而繁荣。当然,新加坡自身也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和吸取,特别是它的城市管理,精神文明建设、商业、服务业等等。

再说香港。1949年的香港经济远不如上海(若论工业和科研,香港现在也远不如上海)。大陆解放后,美国封锁中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进口,大都只能通过香港进行。作为中转、中间商的香港,因此而繁荣起来;这几十年有一个规律:大陆经济发展顺利,香港就繁荣;大陆经济紧缩,香港经济就衰退。1985年我们大陆进行治理整顿,降低增长速度,香港经济马上处于困境,据说有7位资本家因此而跳楼自杀。

现在的香港,是亚洲的一朵“花”,也是世界罕见的一朵“花”。但是,香港这朵鲜艳的“花”,是靠根、茎、叶和泥土――大陆供给它养分而开的。

1990年初,正当许多人以香港为例反对大陆承社会主义道路之时,香港财经学院院长在香港刊物上著文说:“我多次讲过,不能把香港说成是‘小龙’,因为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是的,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正如北京王府井大街、上海的南京路和淮海路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一样。

近十几年,香港经济发展突飞猛进,G直线上升,主要原因是大陆经济繁荣,对外贸易增长很快。

我国沿海地区开放后,大陆通过香港进行的过境贸易,l978年为108亿港元,1988年跃升为2264亿港元,10年增长20倍。转口贸易的利润率一般为7.5%,仅1988年,香港通过大陆转口贸易就得利润170亿港元,而香港总人口只540万。90年代初,大陆沿海约有500万人为香港企业工作。他们的工资比内地高,但与香港比,则是极低的工资。人口540万的香港,有500万廉价劳动力为它工作,所以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很高。但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工业制造业只占18%,工业化程度远低于上海、广州、厦门、福州、青岛等城市。

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台湾。

台湾的情况使内地许多人感到困惑不解。常有内地朋友向我谈到,他们村一个农民当年被国民党抓壮丁而去到台湾,现在靠台湾当局发的救济费为生,在台湾过得很苦,连妻子也娶不上。这位老兵回大陆家乡探亲,却显得“腰缠万贯”似的,手面相当阔绰,令同乡人羡慕。但这老兵告别家乡返台时又叫苦,说他在台湾是最底层的穷苦人。这是什么道理?

这主要是汇率偏差造成的。前面讲过,近10年,人民币对美元连年贬值,而台湾币对美元连年升值,一降一升,偏差很大。1991年大体上是5元台币换1元人民币,这个比价并不反映它们的实际购买力。粗略估计,台湾同胞来大陆人他手上的钞票大约膨胀7倍,所以穷人变成了“富人”。

1992年4月初的台湾《联合报》,接连报道了福建两名偷渡台湾打工的人的情况,可以说明很多问题。现摘录如下:台湾《联合报》4月2日报道:30岁的大陆妇人戴清华月前偷渡来台,在台省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打工,老板未依约付给工资,自己又疾病缠身,被迫向警方自首以求能返回家乡。……

警方指出,因大陆福建省泉州市的戴清华,已婚,并育有子女,因大陆上收入不敷使用,花了3000元人民币偷渡来台。2月20日在

新竹沿海上岸后,辗转到三重市一家自助餐厅担任洗碗杂工,言明每天工资200元台币。

打工期间,自助餐厅老板没有给她居住地方,戴清华只有睡在餐厅角落,工作20多天只领到700元工资,加上水土不服又生了病,她于3月30日到三重警察分局光明派出所自首,希望能回大陆休养。台湾《联合报》4月4日报道:台北市誓局景美分局昨天在出“联合誓卫”勤务时,意外查获欲至景美建筑工地找工作的大陆客陈彪。陈在誓讯时表示,他在台湾一年多,差点连自己都养不活了。他表示,台湾不再是大陆客的天堂,回去后要劝阻同乡,不要再偷渡来台。

陈在警讯时,一再向警员吐苦水。他说,去年4月花了3000元人民币自福建平潭偷渡来台,因无亲戚可以投靠,从新竹上岸后,隔天就在新竹某地下电子工厂做工。他表示,老板吃定他是偷渡客,一天虽然工作10余小时,所得却仅500元台币。

“在大陆每个月所得能存2/3(喻按:这是夸大或记者误报),到台湾虽多赚近10倍钱,连生活费都不够。”陈彪表示,他现在只想回老家看看老婆、孩子,到台湾发财的梦,以后连想也不敢想了。

戴清华和陈彪去了台湾,就懂得台币与人民币的汇率偏差了。戴清华一天挣2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4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1000元人民币;陈彪一天工资500元台币,在厦门可换人民币100元,如果一月干25天,等于月工资2500元人民币。他俩人在台湾得到的工资如果按人民币计算,在大陆是“特高”工资了,而在台湾却“连生活费都不够”。

实事求是地说,除去汇率偏差,台湾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资水平仍然高于大陆。特别是台湾的“中产阶层”,其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我们。40几年来,台湾经济增长很快,成为亚洲的一条“四小龙”。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台湾原先的经济文化水平高于大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从中国割去台湾,并入“日本领土”。台湾人在日本算“二等公民”,但比起其后日军占领区又好一点。日本的战略是“工业日本(本土),农业台湾”。日本对台湾的掠夺、剥削很厉害,但台湾毕竟没有遭受过战火的破坏。1945年光复时,台湾的经济水平比大陆高,台湾的教育水平已达到我们大陆60年代初的水平。

二、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时,卷去了大陆的金银和外汇。据统计,从1948年冬天开始,蒋介石从原中央银行运往台湾的黄金有227.5万两,银元有1520万元,还有外汇1537万美元(存在美国联邦银行的)。当时的黄金价格是每盎司(两)35美元。以上三笔共值10.35亿美元,相当于现在105.5亿美元。这都是蒋介石从大陆人民身上刮去的,用于仅有六七百万人口的台湾一省。

三、美国的援助。

抗战胜利后,美国给了蒋介石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鼓励他打内战,反共反人民;那期间,美国基本上没有给蒋介石“经济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扶助中国的资本主义。蒋介石逃台后,美国才“双援齐下”,不仅给蒋介石大量“军授”以维持其军队,还大方地给蒋介石“经援”。从1950年到1965年,美国共给台湾“经济援助”15亿美元。

据国际开发署和台湾当局研究,如果没有美援,台湾1965年的G要1995年才能达到,即需推迟30年。

四、外资对台湾的支持。

外资包括美资、日贷;其他西方国家投资,还包括海外华侨、华人的投资,数额巨大。从1952一1960年间,台湾岛内的投资中,40%是外资(韩国得的外资比台湾还多。1962年前,美援占韩国总投资的80%;1962一1968年,外援占韩国总投资的47.2%)。我们大陆40几年间,基本上是自力更生。解放初期,苏联给过我们援助,但数额不大,多数是贷款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吸引的外资急剧增加,对我们的经济起了很好作用。但外资在我国每年投资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甚微。五、贸易优惠。

美、英、日等西方国家为了扶持台湾,给的贸易优惠很多。美国对台湾商品收取的进口关税极低(平均不到社会主义国家商品的六分之一),从来不援用美国的“反倾销法”对付台湾。台湾从50年代开始,禁止美国的烟、酒进口,长达几十年,美国默许;如果我们现在如法炮制,他们就会大叫大嚷,进行贸易报复。70年代以后,台湾对美贸易有大量顺差,每年几十亿美元,美国不吭声;这几年我们对美贸易开始有顺差了,美国就不断发出威胁。台湾全岛“戒严38年,“2.28事件”杀死2万多人,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未批评过;我们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西方七国联合起来趁机对我们进行“封锁”、“制裁”。

六、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台湾成为美国的后勤补助基地和官兵休假地。台湾的轻工业、食品工业、旅游业因此而兴旺。

七、世界产业大转移。

60年代中后期,美国、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台湾(以及韩国)转移,这给台湾经济注入了巨大活力。这类产业在美国、日本是不大赚钱的,而在台湾以及东南亚则是先进的,赚钱的。台湾工业因此而“起飞”,在70年代、80年代取得迅猛发展。

八、台湾等“四小龙”还有个有利条件,在他们周围或附近,有一大片更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前面我谈到一条规律:“一国发展资本主义工业,需要有一大片相对落后于它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他的原材料基地、商品市场和回旋余地。”亚洲“四小龙”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正是符合这一规律。

但是,台湾经济有它的致命伤:科研力量十分薄弱,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整个经济依附于美国、日本。台湾经济界概括为一句话: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台湾经济就伤风感冒。

九、国民党逃到台湾后,进行了自我改革与改造。

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是中国各种腐败、反动势力的大杂烩。国民党最高领导层――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但是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特别是蒋介石),以及大官僚、大军阀;国民党的基础是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其走卒是地痞、兵痞、流氓、阿飞之流。1949年逃台时,逃走的主要是前一部分,以及依附于他们或被他们裹胁去的那部分公教人员和军官。少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之类,离开了他的根据地,来到台湾,也就无法施展他的封建主义威风了。国民党那庞大的封建“躯体”,留在了大陆。

以抗战胜利后颁布的“二五减租”为例。这本来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的,对改善国民党形象也有利,1949年前,由于国民党内庞大的封建势力坚决反对,终成泡影。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在台湾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额,不得超过土地正产品全年收获量的37.5%),就没有在党内遇到什么阻力,因为国民党内的封建地主势力已经很微弱了。

国民党逃台后,还进行了两次重大的“政治改造”。1950一1952年第一次“政治改造”时,组织其中高层骨干进行了学习。有趣的是,其学习文件中,有《辩证法》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整风文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骨干,多数已是资产阶级及其政客。现在的国民党,基本上是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如果当初我们没有打败国民党,把它赶到台湾去,国民党在大陆上是很难完成这一蜕变的。

在中国现代史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真特别。20年代初,是共产党帮助孙中山把他那人心涣散、四分五裂的党,改组成比较像个样儿的政党――国民党。40年代末,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帮国民党砍掉了它那庞大累赘的封建主义大尾巴,促使它蜕变成为一个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综合观察“亚洲四小龙”几十年的变化发展,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四小龙”都不搞“政治民主化”,而是搞专制独裁化。尤其是香港,完全由英国委派的总督统治,没有政党和民选的议会。只是在1991年9月,才让人民投票选举18名立法局议员。在此之前的150年间,香港人从来不知道选举、投票为何物;世界公认,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的地方。

除了香港,其他三条“小龙”部不搞“经济自由化”。它们的政府都严格管制经济。由政府出资,搞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建设,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以上两条,都与美国向我们鼓吹的“经验”背道而驰。

台湾还有个特点:付出的代价太大。

据国外报刊和社会研究机构的调查,台湾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为了吸引西方游客,特别是吸引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士兵去休假,全岛有100万妇女从事色情业,占妇女总数的1/8。初看到这个数字,我根本不相信。1991年,我到泰国访问,在“夜市”上看到了那种不堪入目的场面。一个只有10万常住人口的旅游城市,领执照卖淫的妇女达万人,没领执照的卖淫妇女还有这么多。嫖客全是西方游客,他们搂着泰国妓女当街玩弄,做出种种丑态。据报道,泰国有妓女200万人,其中20%是14岁以下的幼女。泰国报纸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告诫妓女,卖淫时一定要嫖客戴避孕套,以免染上艾滋病和性病。看了泰国的今天,我理解了台湾的昨天。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管理工作没跟上,早已绝迹的妓女又出现了。但在我国,卖淫嫖娼是犯法的,一经发现就要抓起来。如果在我国全面搞资本主义,神州大地必然出现台湾、泰国那种可耻场面,我们这些男子汉还有脸活在世上吗?

关于我们大陆与台湾、香港之比较,钱伟长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讲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钱伟长教授现在是全国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会长,多次邀请香港、台湾科学家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开头几次,他请客人在北京游览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到西安看秦俑坑、华清池,到四川省游览九寨沟,然后乘船游览三峡风光。参观游览后谈观感,客人们说:“祖国的山河真美,文物古迹很珍贵,你们保护得也好,不过这都是老祖宗遗留下来的……”钱伟长心想:坏了,我白花钱请他们参观了。以后,钱伟长再请台湾、香港和美籍华裔科学家回大陆参观,改变了方式。风景名胜让客人自己去游览,钱教授请客人在北京参观火箭工厂、人造卫星研究所,到西安看飞机制造厂,到四川看西昌的火箭发射场,从重庆乘船沿江而下,看葛洲坝工程、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南京长江大桥、上海的宝钢和金山石化总厂。参观后再请客人谈观感,客人们服了,说:这样宏伟、先进的科研机构、工厂、工程,不仅台湾、香港没有,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这40年真了不起。我们台湾、香港的科研机构、工厂只不过是“小打小闹”。

钱伟长讲的这件事,既反映了我国4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的问题。

拿我们大陆的经济与台湾、香港的经济相比。各有优势与劣势。他们的弱项正是我们的强项,他们的强项正是我们的弱项。

他们的致命弱项是科研力量弱,工业不强,种类不齐全。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直言不讳地说:“台湾虽然经济繁荣,但是没有高科技的基础,没有受过精良训练的科技人才,这样的繁荣不能持久。”1992年6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著名物理学家吴大酞博士回大陆参观后返回台北,下飞机就说,大陆的科研“质、量俱佳”。他说:“我们(台湾省)花了大笔的金钱,买了昂贵的机器、设备、书本,但这些不是学问。”“我自己想想,我们请了人家(大陆科学家)来台湾,但有什么成果给人家看呢?我不知道。”吴大猷博士的评论,震动了台湾全岛上下,在香港、澳门和海外华侨、华人中也引起轰动。

我们的强项,恰恰是科研力量强大,水平很高,门类齐全;工业力量强大,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国家能生产什么我们也能生产什么(只是质量赶不上)。这是我们40多年经济文化建设的最大成果,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最大的本钱。

产业结构方面,他们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金融、商业、通信、对外贸易、。服务业、旅游业)发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60%,而我们的第三产业很弱,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左右。

在工业生产上,他们生产的轻纺工业品、日用小商品,花色品种比我们多,工艺比我们的精巧;在大型设备、高精尖产品方面,我们远超过他们。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能够发射一箭三星,却不能使抽水马桶不漏水。”我想,可以把这个比喻引申一下:“台湾、香港能造出不漏水的抽水马桶,却造不出飞机,更不能使人造卫星上天。”

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台湾、香港的经济依附西方,仰人鼻息,随西方经济风浪而沉浮;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独立自主的,缺点是国际交往不如他们多,优点是国际经济风浪对我们的影响很小。

如果把40多年的经济建设比做开凿运河,那么,台湾开凿的运河像江苏无锡附近那种小河,河小,船也小,但管理得好,船只来往多,航运效益高;我们在大陆开凿的运河像长江那样宽而深,能行驶几千吨、上万吨的大轮船,由于配套设施不全,有些河段存在着“卡脖子”的浅滩和暗礁,航运不畅,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尽管如此,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凿出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河,毕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小河沟不能比的。只要我们及时进行改革――清除障碍,改进管理,搞好配套设施,“大运河”的效益必然远远高于“小运河”。

1992年初,亚洲开发银行公布了一张名为《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统计表,颇有意思。

70年代,我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和“文革”结束后的恢复时期,而“四小龙”正利用世界产业大

表10亚洲地区实际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

项目197l―1980年1981―1990年

总平均6.56.6

中国(大陆)6.510.0

“四小龙”平均9.28.7

台湾9.78.5

香港9.57.1

韩国8.79.9

新加坡9.06.3

东南亚平均7.95.4

印度尼西亚7.95.5

泰国9.97.8

菲律宾6.21.2

马来西亚8.05.2

南亚平均3.75.1

印度3.35.3

巴基斯坦4.86.2

孟加拉5.94.1

转移的机会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因此,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亚洲平均水平,低于“四小龙”的增长幅度。80年代,我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增长率就名列前茅,比亚洲平均增长率高3至4个百分点,比“四小龙”高1.3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与亚洲“四小龙”比,我们也不应该丧失信心。他们的强项是我们可以学到的,我们的强项是他们难以学到,甚至是他们不可能学到的。对社会主义道路丧失信心,是无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