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其思想政治教 育体系得到极大丰富,萌生了很多当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 容,诸如德治思想、礼乐教育、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宗教迷 信思想等。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夏商西周 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摘 要:
夏商西周时期;
思想政治教育;
德治思想;
礼乐教育 夏商西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探析 曾涛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205 摘要: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其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得到极大丰富,萌生了很多当时思想政治教育 的新内容,诸如德治思想、礼乐教育、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宗教迷信思想等。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夏 商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 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 的社会实践活动。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有阶级社会的开端, 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深刻打上了当时阶级色彩和社会发展 水平的烙印,值得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去分析研究。笔 者粗浅的分析了一下现有的资料,将夏商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德治思想 早期的德治思想,其实在商朝已有萌芽。《逸周书·商 誓解》说成汤“保生商民,克用三德”;
《尚书·汤誓》载 商汤代民指控夏桀“不恤我众”,夏德败坏;
《盘庚》则提 出“重我民”,“施实德于民”。由此看来,“德”在殷商 时期已经存在,是有历史事实根据的。
西周建立以后,尤其在周公执政阶段,德治思想得到大 发展。德政的实施,为西周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首先,周朝统治者利用德治思想,积极证实新政权的 合法性。他们认为,商族之先人当初所以得天下,是因为商 朝早期统治者“经德秉哲”,而商朝之所以最终灭亡,是其 末代统治者“不敬厥德”。与此同时,周朝的立国者们则是 “疾敬德”、“克明德慎罚”,所以才能灭商兴周。周初统 治者结合历史和现实,说服殷商遗民的归顺,对于安定周初 社会,以及决定中国政治此后几千年的取向,都起到了无可 比拟的作用。
其次,周朝统治者“极大的拓展了‘德’的内容”。
“德” 的不同所指,在周朝的各篇诰、誓文献中都有体现,如《康 诰》中的“用保义民”、“用康保民”讲的是保民的问题;
“无康好逸豫”说的是统治者不要贪图安乐;
“惠不惠,懋 不懋”反映的是要行教化;
“敬明乃罚”则是慎罚的问题。
再如《无逸》中“知稼墙之艰难”就是要怜小民;
不可“盘于游田”是要勤于政事,等等。
第三,周公德治思想的中心结构有三个方面:一是 在天命与王命的关系上,以德配天,就是通过“敬德”“明 德”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王其疾敬德”;
“不可 不敬德”(〈召诰〉)。只有具有德,才能感动天,从而才能 祈天永命。二是在民意与天意的关系上,用德祈天。通过实 行德政,顺应民意,求得老百姓的民心,以此祈求上天延长 周朝的统治命运。三是王与民的关系上,敬德保民。既然天 意遵从民意,那么不能保民,也就不能祈天。“保民”是目 的,“敬德”是途径,“永命”则是最终目标。这三个方面 的核心点就是“德”。
刘泽华先生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做过这样一 个归纳,他说:“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 德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
2.敬祖,继承祖业;
3.遵王命;
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 经验;
5.怜小民;
慎行政,尽力治民;
7.无逸;
8.行教化;
9.作新民;
10.慎刑罚。”这是对“德”的内容的一个相当 全面的概括。由此看出,“德”在这里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它几乎涉及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示了周人在思想政治 教育方面的发展。
在西周时期,面对复杂而紧迫的天下形势,为了使军事 上完全失败的商朝遗民,从思想上接受新王朝的统治,西周 初期的朝廷不得不重视意识形态领域,在思想教育方面下大功夫,并最终形成了西周初期的以德治国的政治指导思想, 并最终在西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居了中心地位。这不仅对于 安定周初政治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对于后世治世的思 想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礼乐教育 礼乐教育一直贯穿于夏商西周时期的始终,是整个奴隶 社会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也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礼本来是用于祭祀等宗教活动的。夏代已诞生了大 量对自然万物的祭拜,将“天命”观念初步抽象到了至上神 的位置。
而礼乐制度的鼎盛和辉煌时期,还是西周时期。西周的 礼乐制度包括礼与乐两方面的内容。相传周礼有五类:吉礼 (祭祀)、凶礼(丧葬)、宾礼(交际)、军礼(征战)、嘉礼(吉 庆)。与礼相辅相成的乐,即西周宫廷雅乐,是其中结合仪 式典礼的音乐、乐舞部分,也有一定的规定和体制。周公最 大的历史功绩,在于他通过制礼作乐,监于夏、商二代,有 所选择,有所发展,把三代礼乐文化推向一个高峰。周公的 “制礼作乐”,实际上是对夏商的礼、乐加以损益,使之更 适合宗法封建等级制度,虽是损益,却改变了礼乐的性质和 社会功能。礼的宗教性被削弱了,周礼主要不是“事神致福” 的宗教仪式,而是宗法封建等级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人们的行 为规范。这一改变,使周礼成为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们的衣食住行、视听言动无不受其节制的准则,体现了其规范和调节的政治作用。由于西周社会生活主要是由礼乐调 节的,周人的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事鬼敬神而远之”是 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所谓“事鬼敬神而远之”,实际上是 把鬼神“恭恭敬敬”地排斥在人世生活之外。周人把礼乐提 到社会生活的调节者的重要地位,使中国文化从原始宗教中 摆脱出来,走上了非宗教的人文主义道路。
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一方面,礼从过去偏重于人神关 系,一改而为兼顾人人关系,把人对神的尊敬改造为人对人 的尊敬,于是礼变成了一种升降揖让之礼,规范了社会秩序。
另一方面,“礼本身通过吸收过去一些习惯的东西,包括政 治、军事、法律等等有关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定,而膨胀为 整个社会的典章制度,成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 大经大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教育和约束作用”。
三、军事爱国主义教育 夏商西周时期的军事爱国主义作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 要形态,其独特之处在于运用军事武装力量维护社稷、安定 天下,践履道德义务,集中体现了古代军人爱国特有的奉献 精神和主体伦理特征。因此,它是中国古代军事实践领域爱 国主义道德理性的结晶,是中国传统军事伦理思想精华所在, 亦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突出内容。
战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整个国家形成过程。公元前21 世纪,夏启夺权后对确立奴隶主贵族专制国家具有决定意义 的甘之战,则标志着古老的军事爱国主义的初萌。夏王朝贵族阶级因政治统治需要建立了军队,客观的军事伦理关系必 然对军事集团提出爱国的道德要求,带有新兴势力反对传统 势力斗争性质的军事爱国实践,不仅揭开了华夏文明史的新 篇章,也为军事爱国主义伦理思想萌生提供了最初的土壤。
《史记·夏本纪》说:“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 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 天下咸朝。”从记载甘之战的相关史料、典籍分析,初萌时 期军事爱国主义的观念所含内容大致有:继承黄帝“习用干 戈,以征不享”的观念,主张武力立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 量为维护国家政权永久性基础和后盾;
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 规律的“宜”为军事道德尺度标准评价军事爱国斗争。
“初 萌时期的军事爱国伦理观念把军事实践提出的军人爱国的 道德规范律令变成军事命令,宣布为作战纪律和赏罚标准, 以期变他律为自律,形成激励。” 夏商西周三代战争日趋频繁剧烈,规模日趋扩大, 复杂多变的军事与社会现实促使军事爱国主义这一独立意 识形态从无到有,从稚嫩渐趋成熟,自甲骨卜辞、金文、《易 经》等典籍及兵书佚文探寻分析,主要内容有:通过“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肯定了军人与军事价值,由家国一体、家 国同构特点决定国家统一的王权观念和爱国如家的伦理观、 敬天保民、天命民本合一,注重培育以天命观念、吊民伐罪 为号召、仁本为内涵的军事爱国激励机制。军事爱国主义思 想的主题还是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用暴力镇压奴隶阶级和其他奴隶主的反抗,以期使夏商西周的奴隶制度得以长久 保存。
四、宗教迷信思想 夏商西周时期的贵族阶级,在探索更隐蔽、更有效的统 治技巧时,无不把眼光投向宗教迷信。他们借助宗教迷信灌 输天命、神权为本观念,奴役和压迫人们,企图使广大奴隶 放弃反抗,乖乖做顺民,以达到减缓阶级矛盾,延长阶级统 治期限的目的。
在夏代的奴隶社会中,已经有了奴隶主的国家,有了统 治一切的王。这时期的宗教已经不是自然宗教而是反映奴隶 社会的宗教。“随着地上王权的出现,人们幻想在宇宙间也 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一切自然界中及社会中的事,都 由这个至上神作主宰。奴隶主垄断他们所幻想的跟至上神交 通的权利,把它限制在专门祀神的人手里。这种人称为“巫” 或“祝”,而王也就是“巫”“祝”的首领。这样,王就可 以随便使用至上神的名义统治、压迫、剥削劳动人民。
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对宗教迷信的利用更进一步,宣扬所 谓上帝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诗经·商颂》)因此他们经常受上帝的保佑。他们的一 举一动,特别是关于国家和王的行动的重要事情,都要用卜 的方法,向他们的上帝请示并祈求保佑。《礼记·表记》称,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龟而后礼。”他们的所作所为, 经过“卜”而得到上帝的指示,因此奴隶们必须服从。显然商代的宗教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的精神武器,是 巩固奴隶制的工具。
西周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殷人的上帝崇拜和天命迷信 的观念。如《多方》是周书中神权气味最浓的一篇,分析了 夏朝的灭亡,“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于 民”;
周的兴起也和当年殷商的兴起一样,“天惟时求民主, 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有夏”。接着分析了周的兴起是 因为周秉承上帝的意志广布德教。“惟我周王灵承于旅,克 堪用德,惟典神天。”极力把君权神圣化。利用占卜也是西 周统治者常用的手段。《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的誓词, 言卜遵天命者,有九处之多。周公多次占卜反复说明东征是 天意,用“天命不可违”来说服反对派,周书所记的大事无 不用卜。西周统治阶级在利用祖先崇拜来维护其利益方面, 在本质上和殷商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为了巩固其宗法关系。
总的来说,这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目的就是维护夏商 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和利益。在教育内容上,虽然推 崇德治,但仍以宣扬君王的德行为主,并未将德治思想予以 实践;
礼乐制度主要作用还是规范和调节功能,严格控制被 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行为;
军事爱国主义的宣扬核心意图还是 在于侵犯、攻击其他奴隶主的领地,拓展自己的领土范围;
而宗教迷信教育则是一种隐蔽的、富有欺骗性的统治方式, 从宗教神学中为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罩上迷惑人心的外衣。
[1][2] [3] [4] [5] 参考文献:
[1]王保国.周初德治思想的再认识【J】.河南人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5). [2]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 版社,1984. [3]牟艳丽.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12). [4]徐炳杰.略论中国古代军事爱国主义形成和发展【J】. 军事历史研究,1998(1).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