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治空间性质探讨
科技政治空间性质探讨 所谓科技政治空间(thespacebetweenscience-technologyandpolitics)就是 指科技与政治交互作用(或称相互作用)的空间。科技与政治分别是人类社会两大 子系统，它们都有着自己的活动空间，即科技(活动)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同时，科技与政治之间又有着相互渗透、联系、作用的特定领域，这就是二者交 互作用的空间。所谓科技政治空间的性质，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科技与政治之间 有无区分和联系的交互空间？如果有，这种空间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对于科技与政治有无交互空间的问题，有三种典型的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科技与政治在本质上是互不相干的，它们的区分是根本的，这是典型的 科技中性论的绝对空间。第二种观点认为，科技与政治根本无法分开，它们紧密 联结成一罕中‘无缝之网”，二者之间没有相对区分的交互空间，这是典型的社会 建构论的观点。第三种观点也许较为中肯，可称为相对空间论，认为科技与政治 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紧密的联系，存在着既区分又联系的相对空间。对于科技 政治空间的状态，绝对空间论认为科技与政治不存在相互作用；
“无缝之网”论认 为科技与政治根本不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相对空间论一 般地肯定科技与政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其中还孕育着一种有机生态空间的观念， 认为科技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有机作用和“生态”反馈机制。
一、科技中性论的绝对空间 科技中性论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观点，现在 依然有很大影响。它认 为科技是价值中性和政治中立的，或者说科技不负载价值和政治，没有善恶之分， 没有阶级性等政治色彩，表现为科学中性论和技术工具论。在科技中性论者看来， 科学只追求真理，探索客观规律，而技术只是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本质 上与目的的好坏无关。科学应用结果的善恶是政治家和实业家的事，科技与政治 截然分开，二者之间应存在绝对的边界空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斯韦 伯(MaxWeber1864一1920)、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iiedikhvonHayek,1899-1991)以 及先前的大批从事科技活动的人都坚持这种信念。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蕴含这样的观念:追求科 学知识对人生有意义，但与功利价值无关；
因而，在现实功利意义上，科学知识 及其探求活动都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也就没有直接关联。柏拉图引导青年学生 通过得到真理形式的知识而从事学术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可以理解自然界，获得 一种完美的享受。柏拉图并不关心科学的实际价值(应用于生产和服务)追求知识只是对闲暇者有益的奢侈，与功利的应用无关。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 本性;不为任何实用目的，但为求知而从事的学术行为，是求知的最高境界。
近代哲学家如笛卡尔等，为了获得对自然界的真实认识，确立了“主 体”与“客体”或“心”与“身”相分离的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培根提出四偶像说，认 为为了获得客观知识，必须把伦理价值及政治道德等社会及心理因素排除在科学 活动之外，以免自然知识的扭曲。休谟主张把“当”和“是”分开。人们认为自然界 与人类社会有根本区别，科学家在认识活动中应排除价值、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自然科学也不含有价值及政治等因素。
现代推崇“纯科学”观念的最著名的科学中立论者是马克斯韦伯。韦伯 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引导人们做出工具合理性的行动，通过理性计算去选取达到 目的的有效手段，人们通过服从理性而控制外在世界。因而，韦伯主张科学家对 自己的职业的态度应当是“为科学而科学”。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 发表了两篇著名的演说，题目分别是“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其中鲜明地 表达了科学的政治中立论观点，强调学术与政治要截然分开。韦伯讲到，学术工 作者“只能要求自己做到知识上的诚实，认识到确定事实、确定逻辑和数学关系 或文化价值的内在结构是一回事，而对于文化价值问题、对于在文化共同体和政 治社团中应当如何行动这些文化价值的个别内容问题做出回答，则是另一回事。
他必须明白这是两个完全异质的问题”。
韦伯明确反对在学术研究活动中渗透个人的主观态度或价值观。他认 为真正的教师要保持警惕，不在讲台上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将任何态度强加给学生， 并且，最不光明正大的行为就是“让事实为自己说话”。这完全扭曲了纯科学的宗 旨。“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 的终结之时。”因此，韦伯强调把科学与政治严格区别开来。
作为20世纪捍卫市场经济制度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弗里德里希冯。
哈耶克也明确反对学术卷入政治纷争。哈耶克认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与学者本 人参政是两回事。哈耶克并不反对学者议政，阐述对政治问题的学术观点和理论 分析。他在1962年6月18日获任弗莱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讲道：“我认为学术 教师应当根据某个重要原则表明立场，这是一个既恰当又可取的做法……我十分 理解参与当前迫切的公共政策问题的热情，如果没有特殊的环境阻止我这样做， 我本人很可能也会禁不住诱惑，把我的许多精力投入这种任务。
但是哈耶克明确反对学者作为“学者”去参政，学者议政“并不意味着他应当卷入当前具体的政治分歧，他更不应当把自己同某个政党联系在一起。后 面这种做法在我看来最不可取，也同一名社会科学学术教员的责任不相容”。哈 耶克还在其获任弗赖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说明， 不问政治事务对学术研究大有好处。
与科学中立说相互映衬的是技术中性论。技术是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 自然的操作系统，它具有作为达到人类目的之手段或工具的作用。长期以来，人 们多把技术看做是达到人类目的的手段或工具，而与社会政治目标本身的好坏无 关，因而技术中性论又叫技术工具论(instrumentalism)。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技 术中性论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技术观，如今受到很大冲击，但仍很有影响。
当代技术中性论或工具论的代表人物是E.梅森(EmmanuelMesthene)。
梅森曾任哈佛大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项目主任。他说:技术“为人类的选择和行动创 造了新的可能性，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理变得不确定。技术产生什么影响和 服务于何种目的，这与技术本身并不相干，而取决于人们用它来做什么”。他对 技术的开拓性、进步性、中立性都肯定不疑，让他疑虑重重的倒是人们管理和调 控技术的目标的好坏和能力把握程度。另一些技术工具论者也持类似的立场。如 L.怀特说：新的技术手段只把门打开，它并不强迫人们进去。” 技术中性论或工具论坚持把技术同它的社会后果区别开来，认为技术 尽管可能造成社会问题，但正是技术才是不断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进步的根 本因素，因此，长期以来这种论点广受欢迎。今天，技术更是受到以技术创新与 技术垄断为依托的大公司的青睐，技术中性论成为他们为持续的技术革新进行辩 护、避免公众及政治对其活动影响和干预的盾牌。
无论是对科学还是对技术而言，科技中立论认为科学技术尽管与社会 政治目标有一定关联，但科技与社会价值及政治目标根本不是一回事，科技与政 治应有截然的区分空间。正如当代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 的，当今一部分科学研究者的大脑中，仍然存在着三个分离的概念")(1)科学一纯 粹的、高贵的，与实利无关；
（2)技术一如同伊索的舌头，既能行善，又能作恶；
（3)政治一恶劣的和有害的，是它败坏了科学的应用。
莫兰指出:“科学家对政治的责难变成了研究者回避对科学、社会、技 术和政治之间相互反馈作用的关系进行充分认识的手段”显然，莫兰对科技政治 绝对空间观念持批评态度。实际上，这种绝对观念在现实中确实难以立住脚，至 少技术活动必须受到政治作用，例如，未经公司和政府的许可，技术是不能输出的。即使“纯科学”的研究活动也要受到政治干预。但是，科技中性论的合理性仍 可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及认识等多方面找到成因。甚至在20世纪它还被用做 反对极端“科学政治化”、“科学道德化”（如李森科事件、纳粹对犹太科学家的摧 残等)的武器。
二、丧失交互空间的“无缝之网”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小科学’变成了“大科 学”，科技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第一要素。科技社会化水平达到空前程度， 科技与政治绝对空间的科技中性论观点日益受到冲击。那种绝对空间论逐步瓦解， 以至于科技与政治一度被认为联成了没有交互空间的“无缝之网”。这种冲击主要 是由科技决定论和科技社会建构论这两股力量分别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展开的。科 技互动论也起了同样的作用。
科技决定论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的面貌，科技的发 展推动政治和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性质决定着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各种因素的性 质。它们否定科技的政治中立论的观点，认为科技与政治密切相关；
科技不仅自 我发展，而且支配着政治发展，以致终将取代政治;科技与政治交互空间是难以 存在的。
科技决定论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从情绪上看，有乐观的科技决定 论和悲观的科技决定论;从形式上看，有科技自主论、技术决定论、科技治国论、 技术统治论等名称。它们的具体思想也有所差别，但在科技与社会及政治的密切 关系、科技决定政治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里，我们分别以当代技术决定论和 科技治国论来说明其关于科技与政治空间关系的主要观点。
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determinism)又称技术自主论 （theautonomoustechnology)其当代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埃吕尔（JacquesEllul)和 美国的温纳(LongdonWinner)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和哈贝马 斯(JurgenHabermas)的思想也属此类。技术自主论认为技术是一种自控力量，即 技术按自身逻辑前进并塑造人类的发展，而非服务于人类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 甚至认为科技发展至今天的状态，已经直接与政治意识形态结为一体。
埃吕尔在《技术社会》和《技术系统》中系统表述了其技术自主论的 思想，他认为技术作为一种自主性的力量，现在已经渗透到人类思维和日常生活 的各个方面，以至于人类已经失去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埃吕尔在1954年出版的(〈技术社会》一书中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包含一切，使人们生活在技术环境 中而不像以往那样仅仅生活在自然界中，人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为技术价值所统治， 技术使人摆脱了时空的某些限制，但并没有使人获得自由。他甚至把技术定义 为：在一切人类活动领域中通过理性得到的就特定状况而言具有绝对有效的各种 方法的整体。”埃吕尔还明确指出：“在技术与它的使用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别。个 人在技术面前面临着的惟一的选择，要么按照技术规则所要求的去使用技术要么 就根本不使用技术。”这表明了他的技术与其社会政治等后果同一的观点。
温纳的观点则被称为“温和决定论”(softde-teiminism)他提炼并修正了 埃吕尔的技术自主论思想。在温纳看来，技术不再是理性的决定而是规范或促进 特定的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适应也可能不适应已有社会价值 系统。他把技术比作政治机构和立法，技术一旦运用，就确立了生活准则；
他提 醒人们注意所处的“技术漂流”状态一--防止在与技术相伴的社会变迁中随波逐流。
文化人类学家怀特(LeslieWhite)也认为，技术、社会、想像三层面中，技术处于 底层，是文化整体的决定力量。他们都把技术与社会政治连成一体。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们则从科技理性的角度审视科技与统治合法性的 关系。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使技术理性工具化，起着控制整 个大众的作用，使人成为单向度的人，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现代科技已取代 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现代技术领域同时‘也是一个政 治领域是把自然作为纯粹统治材料来加以体验、改造和组织的一个特定历史设计 的最后阶段”。这里，他把科技等同于政治统治，他还认为，技术合理性过程是 一个政治过程，统治之网已成了理性之网。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科技成为第 一位生产力，科技理性起着使政治统治合法化的作用，科学技术充当了一种政治 “意识形态”。科技与政治也密不可分。他说:“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 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他在批判地继承马尔库塞思想基础上，主张建立 科学和政治之间的长期交往关系。
更乐观的科技决定论者则承接历史上的技术统治论思想，进一步走向 技术政治论或科技治国论，试图在现实中更加指向科技与政治一体化。
技术统治思想（或专家治国、精英统治等)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 培根《新大西岛》以及圣西门和孔德的社会治理方案中，直到当代美国技术统治 论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ThoistainVe-blen,1857一1929)，主题是让有知识或技能 的精英和专家执政。[13它在20世纪中期，因加尔布雷思、普赖斯、罗斯托等人 的工作而风靡一时。技术统治论在20世纪中期后已声名不佳，80年代前后又出现温纳的技 术政治论及贝尔的科技治国论等新样式。温纳指出：“技术政治，包含了技术的 这样一种总体能力。通过改变、命令和适应使生物的和非生物的目标与纯粹技术 结构相统一。”它有别于以往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系统不是去响应政治的或社会 的命令，而是产生一种社会必须实行的“技术至上命令”（technologicalimperative) 丹尼尔。贝尔则认为，信息化社会是以信息技术支撑的知识为中轴的社会，科技 专家必将成为社会的主体和支配力量，呈现出科技治国图景。
与上述形形色色科技决定论相映衬，科技社会决定论也否定科技政治 中立论，认为科技与政治紧密相关，甚至直接表明构成了“无缝之网”，只是它认 为科技是由社会政治等因素决定的。
科技的社会决定论(socialdeterminism)也有价值决定论 (valuedeterminism)、背景论(contextualism)或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uctivism)等 多种称谓。社会决定论认为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中性工具，而是社会的、政治的、 文化的价值表现方式。它强调社会政治等因素和价值取向对科技实践的至上性， 认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根源于特定的社会背景，由文化选择和经济、政治权力 分布决定，而不是由特定的技术问题或机会所决定。它强调人在科学认识中的主 观性以及在支配、控制技术上的主体性地位。
科技的社会建构论来源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历史观及贝尔纳、默顿的 科学社会学。20世纪60年代，汉森等人开始转向，并由库恩建立科学理论的历史 学派，进而发展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及其社会建构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论主张， 科学并不是对自然界直接地、客观地理解的简单结果。相反，科学必然包含着社 会因素，这些因素使科学受到广泛的影响，从观察的理论负载方面，到科学共同 体的人员统计特色，直到科学知识证明中人际的、组织的及技术的过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平奇（TrevorPinch)和比克（WiebeBijker)提出 了技术社会建构论(The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gy,SCOT)纲领(1987)。他们认 为人工制品等技术的产生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15休斯 （ThomasP.Hughes)在《权力网》一书中论述了欧美国家电力“系统”的发展与政 治、经济因素紧密相联，阐明了技术系统组织（靠组分驱动的）演化理论。科隆 (MichelCallon)劳（JohnLaw)和布鲁诺■拉图尔等网络理论家进一步提出了“参与 者网络”(actornetwork)理论，即认为人和理论、技术政治体制和政策甚至自然环 境构成一组实体形成有生气的参与者(actor)和无生气的参与者（actant)组成的参与者网络。[1(6政治哲学家兰登。温纳的系列论文集《鲸与核反应堆》进一步分 析了技术内在政治的本质，认为所有的技术或人工制品都包含了“政治”。后来， 比克在科隆“参与者网络”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无缝之网”(seamlessweb)理论:技 术就是社会，社会就是技术不是两个互动，而是一体。这样，建构论最终走向了 极端，把科技、经济、政治和社会绝对、彻底地结合起来，使科技与政治的关系 成了丧失交互空间的“无缝之网”。
三、有机生态空间观念的萌生 与科技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一起共同冲击科技政治中立论的最有生 机的力量，就是科技与社会政治的互动论。互动论认为科技与政治等社会因素是 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科技与政治之间是相互区分又紧密联系的相对空间。而且， 互动论不断克服科技决定论和建构论的偏向，正向着良性有机互动的观念演化;
科技与政治的交互空间的活力也不断增强，朝着有机生态空间方向孕育。
科技与政治互动的观点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贝尔纳和巴 伯等分别做了奠基和开拓性研究。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许多政治科学家从政 治与科技政策实践的角度，对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大量个案和实证研究。
近年来，一些学者如莫兰、戈斯顿等萌发出科技与政治有机互动的思想。甚至美 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前副总统戈尔也明确提出，科技事业与政府工作是一个生态系 统。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的互动 关系。一方面，他们阐明了科技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等推动和决定作用，另一方 面也指出了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等对科技发展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在马 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P37；
科学“是历 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他还指出：经济基础“包括生产 和运输的全部技术……决定着统治和被奴役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
有些人据此认定马克思、恩格斯是科技决定论者。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讲 的科学与技术是指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我们认为，把马克 思、恩格斯的观点看成科技与社会互动论的观点更为恰当。马克思、恩格斯又在 某种意义上把科技看成是社会意识形式，指出科技受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状况的 制约和决定。他们认为，社会的需要是科技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根本推动力，社 会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等提供科技发展的条件。“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 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而‘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他 们还对科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及负面作用进行了批判。
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J.D.贝尔纳在其奠基性著作《科学的社会功能》 和《历史上的科学》中，明确论述了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贝尔纳说：我们不能再无视这样的事实:科学正大光明影响当代的社 会变革而且也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但是为使这种认识多少具有实在的内容，我 们需要比以往更仔细地分析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科学和社会的种种关系是完 全彼此交互的……尽管科学本身的初次滋长是经济和政治诸因素的结果，但科学 一旦被树立为巩固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科学的进步也就成为政治和社会 生活的一个因素”[23](P685)这充分表明科技与政治之间是交互作用的。
贝尔纳还提醒人们要历史地具体地研究科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和 机制。“要充分了解科学和社会间的永远变化着的那些关系，就得计及物质因素 和思想因素双方。”他认为，科学家的活动是科学结构本身内部的活动，但“就科 学家个人或团体力图影响社会而言，他是在进行政治活动，他指出，虽然在一定 程度内，人们可能进行这种活动而不一定意识到它的性质，但是现在已经达到一 个情况不再是这样的阶段了。
美国当代著名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也是科技与政治及社会互动 论的一个代表。在1952年出版的《科学与社会秩序》一书中，他以美国科技活动 的现实状况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科技与国家和政府的互动关系。他在该书导言 中明确指出:“科学不仅部分地依赖于支持它的社会而且也部分地独立于社会。” 巴伯还讲道:“尽管所有的社会影响都决定着科学的进化，但科学总是保持一定范 围的独立性……科学与社会的几个其他部分互动的同时为科学提供了一种相对 独立性。”巴伯这里所讲的“社会”，是包括政治因素在内的各种起作用的社会因 素的统称;从对科技的规范性方面看，政治因素的作用最强，是社会规范、控制 力量的代表。可见，在巴伯的思想中，科技与政治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作用的互 动关系。科技与政治之间有相互区分又能紧密联系的相对空间。实际上，当代大 部分西方政治科学家都坚持互动论的观点，具体研究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在 1970年出版的《科学与政治》一书的导言中，法国学者J-J.索罗门指出：当代科 学家的活动处于政治活动的环境中。这种政治活动影响着科学家的工作，科学家 的工作也影响着政治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系统观念和生态观念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渗透，人们开始有意识地以生态系统的观点看待人类活动。于是，科技共同体的活动及 政治活动等，都分别被看做科技生态系统及政治生态系统;相应地，科技系统内、 科技与社会之间、科技与政治互动的相对空间也被视为有机互动的生态空间。例 如，布莱克本（T.R.Blackburn)就认为:“科学共同体产生、建构和交换信息正如生 态系统产生、建构和交换生物量一样。”托夫勒也指出：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
它是嵌在社会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 美国政治科学家戈斯顿（D.H.Guston)把科技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看成 是委托者一代理者(pricipal-agent)的组织活动，具有有机互动论的萌芽。他说：
我用委托者一代理者理论(也被称为理想契约论)来描述科学与政治交互问题，借 以考察一种组织关系，这种关系就像一个组织的不同部分与其另一些部分一个个 地签订契约。”戈斯顿还在科技与政治关系的委托者一代理者线性模型中，增添 某些“边界组织”，增强了科技与政治互动的有机性和张力，使科技与政治的相对 空间成为具有一定活力的生态空间。
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认为，今天的科学已不再像过去只是业余 爱好者的社会边缘活动，它“变成了处于社会中心的强有力的和庞大的机构，由 经济的和国家的权力资助、扶持和控制”。莫兰用如下一个反馈的相互作用过程 反映科学技术与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
科学*-技术社会国家 即科学所产生的技术改变着社会和国家，而被技术化了的社会和国家 又反过来改变着科学本身。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科技与社会政治之间复杂的生 态关系。
当代一些重要政治家也意识到了科技与政治和国家有机互动的生态 关系。1994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戈尔提出《科学与国家利益》 (ScienceintheNationalInterest)的报告，强调“科学推进着国家利益，改善着我们的 生活质量，这仅仅是一个更大事业的一部分。今天的科学和技术事业更像一个生 态系统，而不是像一条生产线”[28]。他们指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 都是与国家密切相关的，所有的科技活动都对国家战略目标有实质性贡献;他们 强调要制定有机连接的联邦政策，建立健康的社会机制，促进科技与国家政治目 标间良性的有机互动，促进科技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对科技政治空间性质的探讨，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两方面的认识：一是 关于上述观点的合理性及其限制条件的认识；
一是关于科技政治空间性质的定位。
科技与政治的绝对空间论是科技中性论的自然延伸，它们强调科技活 动空间与政治活动空间本质上不同和区分的一面。的确，作为人类社会两大子系 统，科技活动与政治活动各有自己特定的活动空间以及相应的运行规律，二者具 有某种独立性及相互区分的特征，而且这种区分特征长期以来非常鲜明；
一个系 统如果强制性地侵入和干扰另一个系统，就会损害它。从这种意义上讲，科技中 立论秉持的绝对空间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此，先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坚 持绝对空间论，从防止政治对科技不当影响上来说，有着某种积极意义。同时， 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绝对空间论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其局限性在当代已充分暴 露。当代科技发展已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水平，科技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 现出建制化、国家化等特征，致使科技系统与政治系统原先独立的绝对空间很大 程度上被突破。那种绝对空间的特征只在一定范围内得以体现。例如科技共同体 内某些方面的活动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中立的，与政治系统有着某种绝对空间的 特征。然而，整体上无条件地坚持科技与政治之间的绝对空间论，显然存在很大 的缺陷。
科技政治空间“无缝之网”论正好与绝对空间论呈现出互补性。它认为 现代科技与社会政治因素紧密关联，联结成一张“无缝之网”。这种观点突出反映 了当代科技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其中，科技决定论反映了当代科技对社会政 治的巨大作用，社会建构论（社会决定论）说明了社会政治等因素对于科学技术 的根本意义。这对科技中性论的绝对空间显然是一种突破和发展，具有很大的积 极意义。但是，不论是科技决定论还是社会建构论(社会决定论)，最后都走向了 极端，它们都把科技与社会政治混成一体丧失掉科技与政治的相对独立性，挤压 掉了科技与政治区分、作用和联系的交互空间。“无缝之网”论偏离了现实，形成 了科技与政治不良互动的一种认识论根源，最终既不利于科技活动的展开，也不 利于社会政治的发展。
科技政治空间的有机互动论，确立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有机生态空间。
互动论不仅认为科技与政治是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同时首先确立科技与政治之 间存在相互区分又紧密联系的交互空间。这种交互空间比起绝对空间和“无缝之 网”，更切近当代科技活动与政治活动的社会现实。而且，在互动论的科技政治 交互空间的基础上，正萌生着有机互动的生态空间。这种空间反映了科技与社会 政治之间更细微、复杂的互动关系。把握好这种空间的性质，无疑会有利于科技与政治的良性互动。科技政治生态空间属于较高层次的整体论观念，它目前正处 于萌芽状态，必须不断汲取科技中性论、科技决定论及社会建构论等思想的结晶， 才能生长出来。
最后，可以明确科技政治空间性质的定位:科技与政治之间存在一个 互动的交互空间，即科技政治空间；
绝对空间论和“无缝之网”论是它的两个极端 和认识的合理补充;科技决定论和社会政治决定论（建构论）则是互动论的延伸 和两个极端。科技与政治的有机互动代表着认识和实践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趋势， 而科技与政治生态空间的作用机制则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