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方文化差異，在一個“私”字的認識上，幾至南轅北轍。浩浩乎中華文明數之不清的亂因當中，漢語“私”與“自私”混淆不分，是不是算得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
建議在中國人觀念和中國文字中，科學化、規範化地嚴謹區分“私心”（PrivateInterest）與“自私”（Selfishne）這兩個“非同義詞”概念，徹底釐清它們大不相同的涵義。
什麼是區分人類和其他生物的獨一無二根本秉性？早在古籍《尚書．泰誓》中，就為人類在天地寰宇中的地位定位：“惟人萬物之靈”。這個“靈”字，就是天賦人類掌握和運用事物規律性的非凡創造性智慧（思維能力）──“靈性”。“天地萬物人為貴”，根據在此。人類事業成敗，社會發展進步或停滯倒退，關鍵端視靈性創造能力如何發揮作用。
私心和愛心（公心）是兩個人性根本調節元，是聯合操控人類特秉靈性活動的一雙無形推手。兩者失調或偏向極端，都將導致靈性活動效能低劣化、惡質化或停滯不前；兩心協調恰到好處，意味著靈性創造性能力得以循“正道”順暢發揮。這個“正道”，指的是：一個人的私心追求，不是危害他人和社會，而是在客觀上有利於他人和社會增進福祉；即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互動關係。因此，反映兩心協調狀況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文化的根本”、“根本的文化”，或稱“心態文化”）對於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和成效，具有決定性意義，可謂評價廣義文化先進性的基礎。
私心即利己之心，源自一切生物賴以生存的為己本能，乃人性大本大源堂堂正正第一性，是維護和改善自身生存條件，謀求享受和發展，驅動人類靈性發揮創造性功能的原動力。屬於個人的謂私，自我意識，為自己求幸福，維護自身的安全和權益等都屬於私的範疇。無論是誰，沒有趨利避害的利己心態，沒有求生和追求較好生存條件的欲望，或者說沒有了私心，很難想象還會活得下去，更遑論發展進步，勢必在生存競爭中淘汰出局。古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無妨從這個意義正面理解。
與私心相對應的利他之心謂愛心，愛心擴展到集體即是公心。屬於集體的謂公，公的層次範圍小自家庭、宗親、利益團體，大至氏族、部落、種族、民族、國家以至全人類。歸根究底，公的本質無非是眾多的私的綜合，或者說私的擴大弘揚。為公，或者說為集體，就是為了保障和增進集體成員的私利，即“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關係。
愛心或公心起著調控、制約私心的作用。缺乏這種調控、制約作用，利己之心很容易走向極端，只顧自己的利益，不顧他人和集體的利益，驅使特秉的靈性為了滿足自己超乎動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損害他人利益，走向以損人利己為特徵的的惡性發展──犯罪。
利己之心極端化，社會科學術語稱為“唯我主義”（Egoism），亦即吾人常說的“自私”，是為返祖、反社會、反文明的萬惡肇因，古今中外一切良知猶存的人類倫理觀念普遍譴責和否定“自私。
自私與人類特秉的靈性相結合導致犯罪，這是萬物之靈與生俱來、“與眾不同”的特有惡性性向，唯有弘揚利他之心即愛心或公心堪以救治匡正，引向正道。據此，基督教富於神話色彩的“原罪說”和“救贖說”，莫非可以借助這樣一個簡明公式：原罪＝靈性＋自私，作出理性化的詮釋。至於人類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無緣問津人類特秉的靈性，行為概受本能制約，無論表現如何兇殘，就談不上什麼犯罪，也無所謂“原罪”的了。
因此必須認清，私與自私雖然通屬廣義的利己範疇，卻是兩個涵義大不相同的詞語。就象我們說犬和狂犬，犬是人類的好朋友，狂犬則是捕殺的對象；或者說人和盜賊，怎能籠而統之，等量齊觀，混為一談？
個人需要依仗集體的強勢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應付力所不逮的挑戰，並分享唯集體力量才能獲致的巨大成果。亞里斯多德揶揄得好：“凡離開而自外於城邦（社會集體）的人，如果不是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馬克思說：“人是最名符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人類文明就是在交叉組合的集體生活即社會生活中存在、發展和進步的。
人類屬於生物本能的原始愛心極為微弱，不比非靈性的禽獸高出多少。一般生物本能範疇的“愛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是維持或至少暫時維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即社會學家稱為“首屬群體”（PrimaryGroup）的範疇中血緣和親密核心成員之間的共存關係，藉以接續繁衍物種的起碼需要。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唯人類具有超越“首屬群體”範疇的“高階”愛心或公心；只有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方能在首屬群體範疇以外的廣大人際相處中，有效調控私心，防止自私作祟，懂得合作比不合作好，維護靈性創造能力在集體範圍聯合運行，建立靈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實現人之所以為人的社會性發展進步。
“高
階”愛心或公心並非天生，也不能遺傳，係憑人類特秉靈性創造性思維作用後天領悟、傳承、積累、培育、弘揚而來；究其起因，利他行為的根本動力其實在於利己之心，是私心的衍生物，不妨美稱為私心的靈性化或私心的昇華，而非無緣無故的天生善愿。正如毛澤東所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如果愛心或公心同利己的私心風馬牛不相及，那就是無緣無故的了。
下文所說愛心，都指靈性人類獨秉的“超乎傳種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階’愛心”而言。
適當的愛心（公心）不但有利于自己，而且是一種最為他人和集體樂於接受的愛己方式，或者說絕頂高明的利己之道，應視為每一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愛人者，人恆愛之；惡人者，人恆惡之。愛心（公心）為你帶來尊敬、贊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諧以及安全感。因此，愛心（公心）不是無謂的犧牲，而是成功和快樂之源。天時、地利、人和，以人和為最能動、最積極的要素，愛心（公心）就是是實現人和的需要。這麼說很容易被道學家怒斥為褻瀆了神聖高貴純潔的愛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誠其意，毋自欺”，說老實話，說真實體驗，並且相信也是全體人類的共同體驗，無非就是如此。
在人性本源中，愛心或公心按先後主次而論，屬第二性，但又相對獨立於私心，藉以防範靈性人類陷入自私的唯我主義，引導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愛心的發生和弘揚，是造物給予靈性人類的一種選擇，是人類終能脫離漫長達數百萬年的獸性蒙昧時期，開創文明進步，追求幸福美滿理想境界的唯一選擇。倡導利他的愛心或公心，實際上就是我們常說的“道德”的基本內容，是人類得以調諧私心，建立集體生活，組成人類社會的根本的必要的條件。否則不用說社會生活了，就是幾個人的小小集體也無法維持運行。
靈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不是抽象的單個人的機械相加，而是愛心調控私心，驅動靈性創造能力有所循正道發揮，形成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無限創造潛力的有機系統，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斷增進自身福祉的需要。
自從三百萬年前出現真人（Trueman）以來，靈性人類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一萬年前）草創文明之前數以百萬年計的漫長歲月裡，除了和靈長類動物一般在叢林裡討生活，還幹些什麼人之所以為人的“事業”？我們不妨想像，人類足足化了數以百萬年計的時間，憑著天賦靈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礎之上培育、積累、發展成功那文明賴以建立的愛心即公心，一旦達到了某個臨界點，在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宇宙範圍，破天荒出現了靈性意義上的人類社會。
愛心（公心）與私心，相當於人類驅動靈性創造能力的一雙推手，本質上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約，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共同體”，不必要形成對抗，更不容互相否定。任何個人、集體或社會，欲求經營成功，愛心（公心）與私心，亦即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兩者必須協調得宜，達到一個合乎當時當地環境條件的優化交會點，方能烘蒸鬱襯，相得益彰，根深葉茂，欣欣向榮；公心調控、兩心協調關係一旦達到最佳狀態，借用科技術語，不妨比擬為數學上對非線性無約束多元函數尋求每個變量的偏導數等于零時對應的極值，上文乃以無線電學名詞“調諧”稱之。這就是本文將要貫徹始終的“靈性－兩心－調諧”原理或簡稱兩心調諧原理的立論基礎。
孔子真版儒家學說（不是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偽儒），以“仁”為指導思想、“中庸”為優化決策方法、據此制訂適當的“禮（法）”為治世之道，形成旨在“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仁－中－禮”三位一體人生共性指導原則，就是“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經世致用的的金聲玉振大成（完整、邏輯、科學）體系，可惜這種美輪美奐的濟世學說從來沒有（哪怕一天）在孔子的華夏神州祖國付諸實施過。
愛心（公心）作為調諧私心，導致人類文明得以發生和發展的要素，其崇高意義應毋庸疑。但無論如何讚頌愛心（公心），也不容許貶低以至否定私心的第一性地位。私心是人類一切活動力量的源頭，臻善臻美的公心源於私心，邪惡鄙陋的自私也源諸於私，而克制自私的公德心、羞恥心、自律心和自尊心，也從私心找到源頭。私心不可能簡單化地冠以褒義或貶義，作為必然和必要地普遍存在的人類第一本性，在任何情況下，私心都應應當受到應有的肯定、尊重和保護。
馬克思清醒地識透一切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即追求利益的衝動。換言之，就是上述“靈性－兩心－調諧”原理中闡述的第一性主動元——私心的原動力作用。
擺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才有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才有確保自身自由發展權益的要求，才有馬克思所說“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又因第二性的愛心或公心的調諧作用，人們意識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權益的同時，也必須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樣的權益要求，方能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長遠的也是最大的利益；因而民眾需要選擇和建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制訂和貫徹合乎兩心調諧原理的優化行為準則──法律制度，保障人們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權益的條件下最大限度謀求自身的發展，形成一個利於靈性創造能力順暢發揮，科技發明創造紛至沓來，先進生產力層出不窮，驅動社會不斷進步的環境條件。於是有了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飛躍，有了後工業社會到訊息社會的飛躍，有了比較公平合理繁榮發達富裕的高科技現代化社會生活。對於個人本位的人本主義者來說，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中國文字犯了一個不可饒恕，貽禍千古的缺失：私和自私這兩個不同概念的詞，在漢語中歷來都用一個私字為主體表達。在漢語辭書中，私的定義，不僅是“對公而言，謂屬于一己者。”而且說“私者，私欲（常作貶義，等同於自私之心）也；私者，邪曲也。”早在《尚書．周官》就有‘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用公心滅掉了私心，民心就會歸附）的提法，就是把私和自私放在一鍋煮，作為貶義詞和否定對象的，莫非“五千年文明”一大盲點？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偽儒（不是真版孔孟之道）“崇公抑私”，“盡天理、滅人欲”藉此張本；也給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以至文革期間，中國一度理直氣壯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個性解放”和“按勞分配”的基本原理，提倡“破私立公”、“大公無私”、“靈魂深處鬧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乃至“鬥私批修”為綱，幾陷民族於開除球籍的深淵，提供了極其有害的“天然”支持作用。中華傳統文化與現代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公平競爭觀念格格不入，可信漢語“私”字先天蒙塵不能辭其咎。
古文私字作，音同私字。當年倉頡造字，“自營為，背為公”，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遺憾的是沒有為自私專設一個字，留下了私和自私不分的後患，竟致私與自私等同起來的惡果。
作為顯學倡導人和大教育家的孔子，當年宣導儒家學說，論及私心時，似乎有意免淌私字渾水，常用肯定的正面意義的“人欲”表達之，談叨自私時，用的是貶義的“貪欲“一詞，取義可謂嚴謹，惜乎他老人家憂心勞形之餘，沒有來得及再下點功夫去解決這個漢文造字的先天性重大缺失。
自私這個詞，中國古書里是沒有的，估計可能是西學東漸以後，參照西洋文字才區分和發展出來的。但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中國文字中凡因自私而引起的或有關貶義、不法事物，依然一律冠以私字，無所忌憚地把私字當作自私的同義詞或代名詞，直截了當賦予惡性貶義。例如私欲（Selfishdesire）、私念(Selfishideas)私曲、私見、私門、私自、私房、私鹽、私囊、私貨、偏私、走私、緝私、私怨、私情、私通、私奔、私慾、私生子、私相授受、營私舞弊等等不一而足。倒底私和自私要不要區分，怎麼區分？不想冉冉五千載而下，數不盡斯文脈流，無論《說文解字》、《文心雕龍》、《康熙字典》……當今兩岸三地不計其數漢語辭書，竟不見哪怕一位文人高士或語言學家加以質疑、辨析、澄清過。倉頡誤我，貽禍之深，一至于此也。
漢語中私字的意義如此駁雜，“受恩獨厚”即偏心眼也叫私，於是又產生了關於“大公無私”的誤會或移花接木的可能性。
孔子當年為子夏講解“民之父母”應該做到的“三無私”，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這裏講的三個“無私”，就像莎士比亞所說：“同一的太陽照著他的宮殿，也不曾避過了我們的草屋，日光是一視同仁的。”（《冬天的故事》）指陳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澤或機會無所偏心，並不是什麼毫無利己之心或即沒有私心的意思。
把“大公”同這個“無私”連在一起，用“大公無私”來形容無所偏心的公平美德，本無不當。但在一個倡導“滅人欲”的社會裡，憑著字義互通之妙，這個本來形容公平原則的“大公無私”，非常容易，甚至不可避免被人有意無意幾無破綻地移花接木，把本意讚美公平美德的“無私”兩字曲解為否定人性本源第一性的私心。於是‘大公無私’變成了‘以公滅私’，即消滅私心的荒謬主張和響亮口號，戴著冒充的真理光環招搖過市了。
私字在漢語中亦此即彼，不分彼此，鞭撻不遺餘力的錯亂表現，幸好不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現象。在英文里，私與自私各由完全不同的詞語表達，私心為進取動力之源，光明正大；自私之心損人利己，滋生罪惡，卑鄙可恥，其形態、涵義都區分得明明白白，既非同義詞，亦不屬一般意義上的近義詞。私──Privateinterest與自私──Selfishne及其各自衍生的詞語互不相干，無可混淆，因此無論如何痛貶自私之卑劣，都不至於把人生必要的私也一股腦兒拖下水去。這就怪不得西方人談到私字那麼光明正大，落落大方，理直氣壯了。
英文中的私心（PrivateInterest），與強調個人利益或個人價值的重要性和神聖性的詞語如個人主義、個性（Personalism、Inpidualism）等同義或近義。至於準備犧牲他人利益以實現利己目的自私（Selfishne）一詞，則與唯我主義、獨在論、自誇狂想或吝惜、卑鄙（Egoism、Soliism、Megalomania、Ungenerously）諸詞同義或近義。
如果我們將個人價值至上的觀念稱為個人主義，只要不是極端化地把個人主義定義為犧牲他人利益以實現利己目的自私，不與唯我主義之類混為一談，就不妨理解為私心第一性的同義詞。因此個人主義和私心都不必被視為“萬惡之源”；恰恰相反，它們是個人本位和人本主義的思想基礎，一旦為愛心（公心）調諧，它們就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驅動社會良性發展進步的一雙看不見的推手了。
中國戰國後期，所謂法家韓非在他的書中說：“私義行則亂，公義行則治。”主張“以公滅私”，消滅民眾的自我意識，使順服以君主為代表的偽公。為了實現這個目的，他以為軟刀子不中用，所以建議：“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設其所惡，以防其奸，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是以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千古一帝嬴政心有靈犀，看到韓非的著作，必要引為知音，“恨不能与子游”了。這些徹底反“調諧”，逢君之惡、荼毒生靈的所謂法家也者，得逞於一時，多以作法自斃留名後世。他們的“法術勢”治國術，相當於專制人治體制下的國家恐怖主義帝王術，此法非那法，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法治風馬牛不相及也。依靠法家路線在極度兩心失衡中乘勢崛起的秦皇朝，自許萬世大業，結果頃刻煙飛灰滅了。
西漢武帝與今文學家董仲舒接受暴秦失敗的教訓，以為軟刀子可以大用，制定“獨尊儒術”政策，篡改孔子儒家學說兩心調諧本義，並封神立教，政教合一，自上而下炮製了一整套以“崇公抑私”為特徵的偽儒主流文化或信仰體系，作為維護封建特權統治的超級愚民工具。由此為始，中國進入了“兩心失衡”、文化專制的精神黑暗時期，至宋明理學代表的假儒學而登峰造極，陷吾中華於極端僵化難有出息的超穩定落後社會型態，兩千載不得超生也。
魏晉時期佛老的玄學帶來過所謂思想活躍，曾有中國歷史學家譽為“東方文藝復興”。佛老哲學觀念使得人們在嚴峻的生存挑戰面前一味退縮，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化解它，完全不可能激發出引領中國人跳出兩心失衡深淵所需的智慧和力量。常處主導地位的假儒學倡導‘禮治’秩序及其道德觀，表面上和佛老的人生論、宇宙論頗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個相方面，但兩者恰恰得以互相補充、互相配合。假儒學的禮治從強制的外在規範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和主體；佛老人生理論、人生方式，可說從內在個體人生方面取消、壓縮、抑制自我和主體。
外在的壓力使人喪失獨立人格，喪失由個人組織和實現自己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文化和環境條件。內在的壓力使人喪失個人本位意識，喪失個人組織和實現自己追求幸福、爭取發展進步所需的主體愿望和能力。兩者默契合作，兩心失衡愈演愈烈，使中國人無所逃于天地間，形成了中國最深遠、對國民性格和心理影響最大的傳統—－價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人”，就是要取消人的靈性創造作用或社會發展進步的可能性。因此，所謂魏晉時期的“東方文藝復興”其實同歐洲的“文藝復興”的歷史作用背道而馳，而且不妨認為就是宋明理學徹底的“反人本主義”的先河。有人說，儒（偽儒）釋道結合，等於阿Q精神！一針見血，快人快語矣。
宋朝吸取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為避免陳橋兵變再演，置削弱國力于不顧，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和空前嚴密的政治控制，於是‘存天理、滅人欲’之類充斥非人道虛偽愚民悖論的所謂“理學”的假儒學應運而起，至明代而極盛。宋明理學公然否定私的合法性，完全扼殺了“仁者愛人”的人道原則，造就了滅絕人性的“吃人舊禮教”。程朱派標榜即物窮理，但只容許窮出他們曲解了的反人性的“仁、義、禮、智”之理，如果得出合乎人本主義或民本思想的道理，或與‘理’無關的文史、自然以至科技知識，就會被斥為大逆不道。後繼者陸王派的“心學”，索性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只許人們從事內心省察和修養，鄙夷一切實實在在包括富國強兵在內的學問。私心和靈性統統都在窒息、抹煞、否定之列，以阻礙社會發展進步，陷民族和國家於精神植物人狀態，是為近代中國落後挨打，每況愈下，幾至開除球籍的深層文化原因。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就是人世間天字第一號自作之孽了。華夏一族，怎不在劫難逃，日漸沉淪？
君主政權為什麼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試問如果中國人不能擺正私心第一性的理所當然、天經地義、正大光明的地位，何來個人本位意識，何來確保自身自由發展權益亦即當家作主的足夠覺悟、膽識和要求？奢談民主政治豈非無的放矢？生搬硬套怎不事與願違？又何以為第二性的愛心或公心提供強勁的原動力，形成真性而非虛偽的社會道德觀念和有效調控、制約（自私）機制？那來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空氣、土壤、陽光環境條件？可不難煞了德（民主，Democracy）、賽（科學，Science）兩先生安身立命？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國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國在“崇公抑私”的禮教拘束下，“自然界對人類的一切關係，主觀情緒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殺、漠視。”在那兒“人與人之間又沒有一種人的權利，自貶自抑的意識便極其通行。這種意識又很容易變為極度的自暴自棄，便造成了中國人極大的不道德，他們的撒謊著名，他們隨時隨地都能撒謊。”難道偽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義不就是人間最大的撒謊嗎？
“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虛妄，必然突出地顯現在中國“國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什麼維護威信、照顧影嚮、家醜不可外揚、“不怕百戰失利，就怕灰心喪氣”，片面強調“氣可鼓而不可洩”，賦予了假話、大話和空話，報喜不報憂，以及限制新聞、出版和言論自由的“正當性”。從阿Q到所有大大小小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是輕易批評不得的。
關於中華文化中的撒謊或虛偽性特色，一代大師、有心人林語堂（1895－1976）早期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有人說東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道德文明，我都不敢相信，但是中國人做文章的本領，高出西洋人，恐怕沒人能夠否認。……你看武人要動起干戈，必先有‘主張和平’的通電，在下的要叛變，必先有‘擁護中央’的宣言，在上的要窮兵黷武，也必先開一個裁兵會議。這种的槍花，是西洋武人所弄不懂的……所以中國的武人都是政客，而中國的政客都是文豪。其實不但是武人如此，我們的紳商仕宦，都是文章老手，一般的社會行動，都是一大部分在做文章，都是深中我們儒教正名的遺毒。譬如土販奸商，必為拒毒會委員：明明是一個煙土公賣，必想出很好的重要名詞，名為禁煙捐；明明是一只煙筒，在執照上偏偏要想出‘戒煙儀器’的字樣。政府取消民權，壓迫言論，也必大倡其民權主義。官僚要迫人下野，也必耍一道‘相約出洋’的把戲。……我們社會生活上，無處不是在做這一類興風作浪拱云托月的文章。……現在是中國思想衰落文章昌明的時代。”
如果把林先生的這段話對照日後的現實，恐怕沒人能夠否認，中國特色的虛偽性得到了變本加厲的發展。特別是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那時候，恐怕沒人能夠否認，中國人達到了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登峰造極自上而下鋪天蓋地集體撒謊絕對冠軍金尼斯記錄水平。
作為對照，西方的情形似乎適得其反。有人說，“民主的文化是批評的文化”，在西方民主楷模、現代繁榮發達社會之最的的美國，他們的敵人所能找到的攻擊點，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國人自己提供出來的。美國新聞報導總是家醜高居榜首。美軍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殘害平民的劣跡多是自己首先展露，公諸於世。美國是全世界受批評最多的國家，也是受自己人批評最多的國家；嚴厲的批評保證了中庸優化決策之道的可行，卻沒有損害它的繁榮和強大。
文化轉型，“常戚戚”而“坦蕩蕩”，非一日之功也。
台灣作家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中說得好：“我想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中有一種過濾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
改革開放後，中國人初來乍到美國，多詫異美國人率真、單純、傻乎乎；美國的“鼓勵文化”、“禮讓文化”、“助人文化”和“感恩文化”出自真誠，如入化境，令人嘆為觀止，不由得不承認“五千年文明”傳人太多自私性和虛偽性。有人扯上了民族性（“國民性格”）。其實還不是千載而下，兩心失衡，偽公壓抑真私，這一代代相承的“過濾性病毒”作祟的結果。美國佬視私心為天經地義，從來不以為恥；於是愛心或公心，都有私心動力為支持，方才可能貨真價實，如假包換的了。
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後，開始“自強運動”，追求西方船堅炮利的“物器技術”，卻沒有體認中華文明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當中存在的“過濾性病毒”，繼續執迷不悟，沉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設誤區；直到今天，主流衛道士還動不動義憤填膺地反覆祭起那禁錮咒般的“反全盤西化論”法寶，嚇唬一切企圖在“物器技術”之外引進西方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特色文化的有識之士。
日本的“明治維新”始於28年後的1868年，他們不以脫胎換骨為恥，公然決意“脫亞入歐”，同時提出“富國強兵”和“文明開化”兩個口號，而且齊頭並進，成果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這種無視文化基礎建設，以為憑“引進”、“拿來”即可改造國家的取巧心理，在“自強運動”後九十年，仍然無所驚醒。1931年（民國20年）秋，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年底提出報告，由國立編譯館譯成中文，其中指出：“（中國的）此輩教育家，恆持一種理論，謂今日之歐美，實為近代科學發展之結果；故中國僅須採各國科學上與專門技術上之設備，其文明程度即可與歐美並駕齊驅。……吾人恆謂此種理論為一種荒謬的主張。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曾產生現代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
歐美人之心理所指為何？當時有學者在《獨立評論》撰文討論，認為“心理”者，即“國民性格”也。
中國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曾經在《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中列舉了十四項對照，可以看出這種心理或“國民性格“的差異（東－西）：自然的－人為的，安息的－戰鬥的，消極的－積極的，依賴的－獨立的，苟安的－突進的，因襲的－創造的，保守的－進步的，直覺的－理智的，空想的－體驗的，藝術的－科學的，精神的－物質的，靈的－肉的，向天的－立地的，自然支配人間的－人間征服自然的。
顯然，這些異點基本上都是兩心調諧與否的正反特徵的反映，據諸上文，可見這些特徵極大地影響以至決定著社會發展取向的大趨勢。至於這些異點的來由，與其本末倒置地以為經濟基礎決定，不如歸因於一切表象背後的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或“心態文化”；所謂“國民性格”或阿Q精神，須知其根源絕對不是中國人先天生理基因缺陷，問題在於根深蒂固的“崇公抑私”以至於“大公無私”型兩心失衡頑症長期腐蝕和機體的惡果。
“性相近，習相遠”。中國幼兒從發蒙開始，家長、老師和各方長者們無不軟硬兼施、耳提面命、好心好意、諄諄教導“聽話”，以不“聽話”者為不順從的壞孩子。時至今日，仍然幾乎沒有人警覺到，這也許稱得起中國人世代相傳閹割寶貴自我意識的第一把刀子呢。
晚清以來，中國在西方民主思想影響下，表徵西方現代市民社會倫理訴求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功利主義，強烈挑戰偽儒以三綱為核心的宗法封建性倫理規範的正當性。清末民初進步思想家如康有為、章太炎等都曾大聲疾呼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五四”時期李大釗、陳獨秀和胡適等也大力鼓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如李大釗強調，“東方文化之短，在於不尊重個性，視個人僅為集體中不完全之部分，而個人之價值全為集體所吞沒。”陳獨秀說：“以個人為本位，每個人都有自主之權……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嚮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之自由權利與幸福而已”。胡適也說：社會“往往用強力摧殘個人的個性，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生氣了。”
“五四”運動有兩大主題：其一為德先生（Mr.Democracy）和賽先生（Mr.Science），即科學與民主，包括個性解放這個根本觀念；其二為復興民族，救亡圖存。在當時飽受帝國主義侵略蹂躪的嚴酷環境條件下，事實上後者佔了上風，特別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大多數思想家轉換了方向。不幸的是，強調後者的社會思想主流宿命地與前者包含的個性解放這個根本觀念對立了起來。連孫中山都說西方民主已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強調要“爭國權”，而不是爭人權，他痛砭國人不團結如一盤散沙，在“三民主義”中主張“自由權利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要用到國家上去。”遂提倡“大公無私”。
其實中國二千年來從來沒有少提倡過“大公無私”，只是無私與偽善同義，無私的大公只能是偽公。所謂文明禮儀之邦，一味以偽公壓抑真私，使人內向，虛偽，龜縮於家室個人，汲汲於自私自保；“陽為道學，陰為富貴”（李贄），到處都是假仁假義的偽君子，少有公共正義感。須知唯有私心循正道自由發揮，才有公心弘揚；須知大私才有大愛，大愛才有大公，這個道理孫中山不明白，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也頗有人難得糊塗。
青年毛澤東曾致力於尋找“大本大源”，早年對於人性“兩心”具有非常卓越的認識。大約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詳讀了德國康德派哲學家、倫理學家包爾蓀（一八四六至一九零八）的代表作《倫理學原理》後，寫下了一千多字的批語。其中在評該書引述叔本華強調自然人類的利己性時，發揮道：“人類固以利己性（心）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心），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進一步說道：“如吾所親愛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則奮吾之力以救之。到劇激之時，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顯然他相信人類不僅有利己之性，還有利人之性；但以利己性為主，而且利人也是為了自利。
毛澤東在這份批語中還說：“吾於倫理學有二主張，一曰個人主義，一切之生活動作所以成全個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個人”，“個人有無上的價值，有百般的價值，精神的個人主義，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的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凡有的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矣。”“人類之目的在實現自我而已，實現自我者，即充分發達吾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謂。”
毛澤東在1945年舉行中共七大上還講“個性解放”，認為“被束縛之個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
馬克思將現代化歸結為由“人的依賴性”而“人的獨立性”的轉型過程，並且將現代人概括為獨立的個人、利己的市民和法人化的公民。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聲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就是要求實現每個人和一切人自由發展的理想的和諧關係，使人人成為可以充分發揮個性特長的自由個體（FreeInpidual）。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
可惜毛澤東並沒有把這種真知灼見付諸治國實踐，後來索性拋諸九霄雲外，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了意圖從根本上消滅人性的“罪惡之源“──私心，達到“至善”之境，狂熱無比的“大公無私”理想主義者。
反封建、反舊禮教，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在一九四九年建政後不久，作為主導中國命運的毛澤東特色社會主義，定義人性的私心或個人主義為萬惡之源，認為唯有在思想領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執政黨腐化變質，實現人的思想革命化，貫徹共產主義偉大理想；在“興無滅資”“破私立公”的政治綱領和相應政策中，不斷倡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心為公”、“公而忘私”和“狠鬥私字一閃念”等等根本違反兩心調諧原理的悖論。毛澤東發明了所謂“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直至以“鬥私批修”（批修也是鬥私）為綱，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滅私的努力，達到了“完全徹底”之化境，並執意進行到底，至死不渝。毛式社會主義趕盡殺絕私心的規模和“效果”，同朱熹他們否定人欲相比，可謂大江之見小川了。就“大本大源”而言，毛澤東晚年主導一系列滔天大禍，莫非肇因於此。
被毛澤東否定的五四先進人物胡適在距今約七十餘年前寫道：“這個個人主義（相信利己心即私心為第一性）的人生觀一面教我們學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鑄造成個人；一面教我們學斯鐸曼醫生，要特立獨行，敢說老實話，敢向惡勢力作戰。少年朋友們，不要笑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陳腐思想！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歐洲有了十八九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於麵包、愛真理過於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的個人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取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美國第四十二任總統別爾．柯林頓，一位絕頂機敏的有心人，一九九七年訪問北京大學時，特意引用並讚揚了胡適先生上面的一段話；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去維多利亞時代還老遠哩”這句話還不算過時吧。
國聯教育考察團提出上述報告以後七十年的今天，中國仍然沒有解決這個自強路上的“心態文化”倒置問題。
事有蹊蹺。毛式社會主義時期大搞滅私、鬥私的革命化運動中，被大張旗鼓趕盡殺絕的私心（PrivateInterest）一詞，在當時的官方英譯文本中，一律暗渡陳倉，譯成了神人共憤的自私（Selfishne）。大是大非，大混大淆，一至於此，可見中西文化差異“始於毫末”之微妙，以及東方式慧黠之耐人尋味。既然中國作為批判、否定對象的“私”字，在英譯文件中統統被轉譯成了“自私”，於是視私為天經地義的西方世界就大可放心了。許多西方人因此信以為毛澤東領導下神秘的東方中國正在向自私（Selfishne）開戰，締造一個道德楷模至善奇境，仰慕之心油然而生焉。
事實上人所共知，中國大陸二十餘年間，破了億萬人地地道道的真私（Privateinterest），幾乎堵死了一切個人奮斗的渠道，摧毀了獨立思考的機會，結果扼殺了人民群眾的創造積極性，窒息了社會發展進步的生機。從農村人民公社到城市工礦企業，革命口號響徹雲霄，出工不出力成為常規，生產力徘徊、低落、倒退，每況愈下。私心既無正當出路可循，唯有尋找歪門邪道竄流，導致人際關係病態化，虛情矯意狂飆，“假、大、空”鋪天蓋地而來，好話越說越玄，壞事越做越絕。轟轟烈烈破私立公，樂此不疲的結果，只能造成一派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一般的偽公，奇詭盡出的自作之孽，和實實在在的全面衰敗。這場實驗終于把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迎來了亡黨亡國的危機。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民奉陪舉世獨步的至善理想主義者毛澤東，在這場宏大的社會實驗中，以無比慘重的代價，將“崇公抑私”推向極致，向全體人類充分昭示破私立公、大公無私悖論之荒謬不可行，其嚴重惡果竟與人性另一極端的法西斯實驗殊途同歸，成為又一場曠世浩劫。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以異乎尋常的悲劇演出，從“無一毫人欲之私”這一極端，強烈反證基本公理常識性的兩心調諧原理不可違，“民鮮久矣”的中庸之道方是無可置疑的極高明人間正道，為浩浩乎人類史上填補了一大空白，提供了至可寶貴的非常歷史經驗，貢獻自當載諸史冊，永垂不朽。但迄今為止，毛澤東和可憐的中國人民似乎只是朝著牆壁演戲。文革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人們眾說紛紜，五花八門，從傷痕文學、內幕秘聞，到痛批狠反，徹底否定，就是罕有從“靈性－兩心－調諧”原理的大本大源加以認識，乃至豁然開朗的。
共產黨人崇奉的馬克思主義，反對生產資料私有制，但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本來宗旨從不否定私心的原動力作用，相反地，以為人類自我解放的結果，體現私心能動性的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發揮和滿足。馬克思贊成的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種集體中，個人並不掩沒在集體中，而在集體中得到自由和發展。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主義，是要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條件，人與人的關係，既不是“自我犧牲精神”，也不是“唯我主義”；每個人都能充分地全面地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實現自我的同時為社會作出貢獻。共產主義的勞動是自由的自主的勞動，每個社會成員能夠根據社會需要和個人素質自由地選擇職業，使自己的品質和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這樣的社會不要求個人犧牲自己，去當什麼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非人之人，或平凡的螺絲釘、馴服工具之類的非人之人；恰恰相反，“每個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條件”，人將成為“自為的人”，世界將成為“為人的世界”，人將成為自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和自己的主人。這些都是可以從兩心調諧原理加以理解，一一印證的。為什麼中國曾經擁有無上權威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反其意而用之，堅持破私、鬥私、滅私樂此不疲，愈演愈烈，那載諸革命經典的多勞多得、按勞分配原則也要掃地出門，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也都顧不得了？那個含義一片混沌的漢語私字，要不要也負上點責任？
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不久，中共改弦更張，實行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新政策，二十年來，經濟蓬勃增長，民生大幅改善，綜合國力熠熠上升，取得了震驚世界的輝煌成就。如果從兩心調諧原理去理解，這一戲劇性巨變的根本秘密就在於一個私字的妙用。新政策體現了某種程度上回歸中庸之道的神奇效能，收斂了偽公的虛火，向私讓步，向私求教，設法調動本國人民和外國投資人的私心積極性，大大改善了長期以來的兩心嚴重失衡的局面，出現了同國際先進生產力水平接軌的強勁勢頭。
然而這種妙用具有非常含混可疑和不穩定的性質。中國社會迄今未能正面總結兩千年來包括毛式社會主義和文革浩劫關於兩心失衡的根本歷史經驗，從此公開地，合法地擺正私字的第一性地位。調動私心積極性的事情固然可以按照政治需要做去，但私與自私至今仍然混為一談，私字蒙塵依舊。浸透了千年虛偽毒液的“大公無私”欺人之談幢幢陰影揮之不去。沒有堂堂正正、天經地義的私心動力基礎，何以弘揚至珍至貴的真性愛心或公心，又何來兩心調諧漸入佳境？在這種情況下，東西方宿命般的深層文化差距大體如故，那雙決定社會發展進步大趨勢的推手非此非彼，形跡曖昧，個人本位觀念無從建立，政治民主化改革和道德文明建設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進取原動力不得真正解放，市場經濟的公正保證可望而不可即。中國人固然可以勉力追求現代化不止，但能夠奢望成為現代化的創造者嗎？時至今日，如果仍然不能從“為私正名”亦即“為公正名”有所突破，中國人要在“性與天道”這個基本常識公理範疇終於開竅，雖愚必明，不亦樂乎，莫非不怕還要翻番兩千年？
現在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顯示，特別在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以後，中國與國際接軌謀求現代化的大趨勢已經發展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但那種以粗放的機遇型為主的拿來式快速成長終要接近極限，而無制衡絕對權力體制下必然滋長蔓延的絕對腐敗現象已經如火如荼而起，以虛偽為特徵的“國民性格”禍水橫流，社會不公導致的不穩定現象日趨嚴重。避免挫折倒退，欲求更上一層樓，就必須以先進文化為強大後盾，著力營造兩心調諧社會環境；否則，任何立意美好的改革努力，包括有待深化突破瓶頸的經濟改革和呼之欲出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歸根到底，還不是重復那悲情無盡的“自強運動”“取巧”老路？
西方世界以基督教為載體的兩心調諧深層社會文化意識曾經發揮了進階現代化無形推手的歷史作用，但因高科技時代神性宗教的歷史局限性，已然面臨來勢洶洶的信仰危機，因應之難，堪稱新千禧天字第一號挑戰。作為對照，中國至可寶貴的理性真版孔子儒家學說從來沒有過主導中國命運的機會，兩千餘年來偽儒當道，成為決定中國式“崇公抑私”“國民性格”悲劇性的“政教合一”信仰體系，而曲解了的馬克思主義，取偽儒而代之，卻以超乎偽儒的變本加厲惡果證明了自身的失敗。因此今日中國已經陷入了較之西方信仰危機更為難堪和危險的“信仰真空”狀態。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法輪功”異軍突起的“得天獨厚”背景條件了。
中國要走出歷史陰影，從根本上振興先進文化，重建內涵兩心調諧的理性信仰體系，“為私正名”，也就是‘為公正名’，當是建立穩定有效的社會性兩心調諧機制的決定性一大步。由此為始，中國人方才可能徹底擺脫千載悠悠泯滅自我的自作之孽，告別那纏綿不盡的“破私立公”噩夢，實現自我發現、自我認識，自我肯定，自我尊重，自我振奮的大轉折；中國人從此可以光明正大地立足“個人本位”這個天經地義的基點上，去建立自我意識，去弘揚“推己及人”，“愛人如愛己”的無限美德，興起有史以來第一場具有真性原動力的道德復蘇運動，而不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虛火昂揚，永遠落不到實處的“學雷峰”運動。大私乃有大公（大愛），大私基礎之上的大公（大愛），才是貨真價實的大公（大愛）；大私大公（大愛）相得益彰，才有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環境條件，可能在孔子真版儒家學說的框架基礎上，包容馬克思主義以及以神性宗教為載體的愛心教義等一切具有社會進步推手功能的文化成果，吸收中外學說和歷史經驗精華，謀建世界史上新猷為開的“全球倫理”觀和超現代先進理性信仰體系，迎來德先生和賽先生登堂入室，大展宏圖，開始人的解放新紀元和一部真正的人類史。
“為私正名”亦即“為公正名”，將是中國人觀念上撥亂反正的劃時代盛舉，真性道德復蘇運動的先聲，茅塞為開、民主啟蒙的突破口；相當於社會性兩心調諧化的轉捩點，先進文化建設工程的奠基典禮。
“為私正名”，不僅要從根本觀念上分辨清楚，同時還要儘快解決文字涵義上的混亂現象，把私和自私這兩個概念用不同的詞加以明確區分，庶幾一勞永逸，杜絕後患。今天應該是為“自私”專設一個漢字（借用已有漢字或創造新字），徹底解脫“私”字誤人千古的兼祧重擔的時候了。
如果不喜歡生造杜撰，或可在私字以外挑選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漢字，用來代表“自私”。作為拋磚引玉，在此推薦一個具有相同聲母的“瑣”字（漢語拼音：私為si，瑣為suo），賦予擴義“自私”如何？
瑣，本義細小，瑣字常常出現在一些貶義詞匯中，例如繁瑣的瑣，猥瑣的瑣。那猥瑣的意思是庸俗而不大方。瑣心就是小心眼，同胸襟狹窄的自私之心對得上號。自私之心，就叫做瑣心或瑣念，自私貪欲，就叫做瑣欲；反對自私則叫做反瑣。建議漢語專家和一切感興趣的朋友們都來想想如何為好。
把“為私正名”當作突破口，亦即從人性範疇基本公理常識出發，開展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的先進文化建設，如此救世大業如何傳播大眾，付諸實施？
歷史上有過孔子的有神論理性上層路線，耶蘇的神性群眾路線，馬克思的無神論理性群眾路線，顯示這些不同特色路線成敗得失互見，存在各自的局限性。現代世界先進文化建設工程的形勢條件，較之孔子、耶蘇或馬克思時代有了不可同日而語的有利條件。冷戰時期東西方意識形態對峙局面已經結束，世界進入東西方接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今日中國和很多國家和地區，應有可能借助豐富歷史經驗、發達的傳佈和教育事業，以及突飛猛進的訊息高科技，在理性基礎上，以孔子“模糊信天觀”那樣宏大的包容性，融無神論和有神論兩心調諧內涵於一爐，實行一條全方位的超級全民傳播（普及宣傳教育）路線（相當於儒家上層路線與基督草根路線的統一和發展？）。
貫徹全方位的超級全民傳播路線，要求政府發揮應有的倡導和支持作用，政黨、傳媒、社團、宗教界、學術界、娛樂界、企業界和社區組織等社會各方面共襄盛舉，官民結合，形成巨大合力，從而得以最高速度，最大限度普及社會，深入人心。
理性的先進文化建設，不同於宗教信仰的形成，不會從天而降，也沒有教會或宗教組織自成體系宣導福音，可以聽任隨機自然發展；於是，執政為民的政府，作為國家的最高管理機關，規劃、引導、促進先進文化建設工程責無旁貸。
這種情況下，如何把握分際，像堅持“政教分離”那樣，保障政治與理性信仰分離的原則，防範理性信仰淪為政治利益角逐的工具，是為進步人類政治智慧的一大考驗。
政府應在人民授權下，組織、推動社會各界和廣大民眾就共同價值觀充分討論、辨析，進而支持、促成建立一種體現兩心調諧原理，屬於基本公理常識性的“普遍倫理”或共同道德規範（“全球倫理”），作為“以德治國”，維護社會持續發展進步大趨勢的信仰基礎。政府作為信仰指導者功能，只限於“普遍倫理”這個基本公理常識性的信仰基礎層次之上，不應擴而大之壟斷學術研究、充當學術爭論的裁判官，不得擁有強制信仰的權力；尤不可把理性信仰“再神聖化”，並擴展到政策範疇，把本應揆情度勢，與時俱進的政策（比如要不要實行計劃經濟？要不要實行人民公社化等等）規定為不容置疑的固定觀念信條，形成一條條扼殺人類靈性創造能力的禁錮咒。歷史經驗表明，在政教合一，或政治與理性信仰合一的一元化體制下，多少美好的信念，像正義、真理、道德、公平、自由、革命、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科學主義，以至“以人民的名義”，都可以被扭曲成為御用愚民工具或罪惡的遮羞布，淪為政治家欺世盜名，翻雲覆雨的工具，歷來專制強權、法西斯到文革浩劫，當代國際恐怖主義，無不如此。
理性信仰只能是一種個人和社會在思想自由和自愿選擇基礎上形成的共識，信仰自由受法律保護，信仰活動只受法律制約。政府在這一領域的功能的定義、責任和限制，應由憲法規定，並置於“權力制衡”體制的監控之下，以保障政治與理性信仰分離的原則，防範理性信仰淪為政治利益角逐的工具。
現代先進文化勢必植基於理性的兩心調諧思想體系之上，不可能再把向善的私心積極性寄託在空洞的政治口號或無法實證、遙不可及的神性奇蹟之上。國家和社會不僅要懲治犯罪，體現“惡有惡報”，還應該從正面全力兌現實質上的“好有好報”，採取理性手段，為調動實現兩心調諧化的強大私心驅動力，大力營建貫徹善惡“賞罰分明”的重要配套工程。
除了通過市場經濟價值規律“自動”為某些產生有形效益的貢獻產生適當回報，國家和社會還要建立一整套有效的報償機制，通過法律、政策、制度和辦法，盡其所能確保各種各樣“好人好事”，特別是道德表率、見義勇為、一時難見實效的有益探索研究活動等等不能或不易用市場價值核算的“好人好事”，得到應有的精神鼓勵和實質性報答；不能讓人們做了好事反而吃虧，更要讓“好人”名利雙收，率先進入“人間天堂”（參見第四章《信仰危機時代》）。
我們常常聽到很多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故事，傷了天下英雄的心。譬如就“見義勇為”的“英雄”型好人好事來說，有人為此遭受傷害，可是得不到社會的關切和照顧，反而被人們譏刺，甚至處於惡徒報復威脅陰影之下而陷於困境。
中國有些地區已經出台保護見義勇為行為的《條例》，表達政府和社會對于見義勇為者的期許與鼓勵，但作為一種規范和指引的力量，這方面的《條例》本身，必須經得住兩心調諧原理的檢驗。某地將農民排除在應受表彰的見義勇為范疇之外，就成為不可容忍的荒謬了。還如某地定義見義勇為的對象只能是“與歹徒搏斗、維護社會治安的行為”，這種狹隘的認定方式其實誤導著社會大眾的見識。在一個高度重視每個人的生命價值的人本主義前提下，不能把警察和執法專職人員的職責和普通民眾見義勇為的認定標準混為一談，不能鼓動一個手無寸鐵，也沒有受過任何專門訓練的民眾去面對窮凶極惡的歹徒的尖刀和槍口，換言之，讓普通民眾冒著生命危險去與歹徒作生死之搏是對民眾生命的漠視，在許多國家，這是一種深思熟慮之後明確地不被提倡甚至不被許可的行為。
不僅保証英雄不再“流淚”，還要避免英雄無謂的“流血犧牲”。2002年8月17日中國《南方都市報》報導新近修改并將頒布實施的《江蘇省獎勵和保護見義勇為人員條例》對此作出了較好的回答。按照新《條例》，見義勇為并不一定非要流血犧牲才受表彰獎勵，采取正當防衛，事跡突出的均受到獎勵，智斗歹徒，不傷毫發的更值得表彰宣揚，並引導民眾勇于向執法機關檢舉揭發和提供線索、証據，從而表達了一種更新的合理化的觀念。其中關於解決后顧之憂的措施：“對因見義勇為受到損害的人員，其所在單位、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應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幫助解決生活、醫療、就業、入學、優扶等實際問題。”可期提升見義勇為的精神。新《條例》還對獎勵經費作了具體規定。
什麼樣的人是英雄？中國傳統觀念中的英雄人物通常必須是悲壯的、慘烈的，犧牲的，而不是思想的、快樂的、幸福的。悲壯、慘烈、犧牲，固然可以是英雄的傑出表現，但若局限於這一範疇，豈非執著“大公無私”悖論，無異於崇尚死亡？基於兩心調諧原理，我們應該建立更為理性化、人性化，富於人性色彩、人本色彩的英雄觀，而不是動輒獻身或就義。英雄應具有多樣性標準，在自己有限職責範圍，作出超越的貢獻；追求真理，堅持真理，在美好的目標面前不居於人後，等等，何嘗不是英雄？
美國一家公司以“誰是你心中的英雄”為題，對民眾進行調查。榜上有名的20位英雄除了耶穌基督，和政界傑出人物等，還有許多“生活中的英雄”，他們的“英雄壯舉”多不同於一般概念的悲壯、慘烈、犧牲型。其中有：
休﹒湯普森：1967年參軍赴越南作戰，為了使美軍包圍圈裡的九名越南平民免遭屠殺，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戰友：“你們開槍，我也開槍！”他的行為在當時遭到非難並受到官方調查，但後來五角大樓授予他越戰紀念章，表彰他的正義行為。
約翰﹒麥凱恩：也是參加越戰的軍人，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這6年他並不是在戰場上廝殺，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戰俘營裡。約翰﹒麥凱思回國後不僅受到英雄的禮遇，而且還走上了政壇。
羅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這位黑人婦女乘坐擁擠的公共汽車下班，疲憊的她坐在白人專座上並拒絕為一個粗暴的白人男子讓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後來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黑人民權運動。
此外，2003年4月，美國在推翻伊拉克的薩達姆‧候賽因政權的戰爭中，七名戰俘被囚二十三天後得救歸來，他（她）們沒有驚人的豐功偉績或壯烈表現，但為正義事業、為國家榮譽，承受了非常驚險和苦難，都被政府、人民擁戴為英雄。
當然，兩心調諧意義上的好人好事，遠遠不止於一般意義上的“英雄”，應當全面涵蓋一切道德表率，發明創造，以及有益於社會安全、正義、和平、福祉，推進人類世界發展進步的大大小小事業。
“好有好報”，作為先進文化建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至關緊要的配套工程，是在不斷改進完善市場經濟報酬機制基礎上，進行理性化再分配的一項龐大、複雜、細緻的開拓性系統工程，其中包括建立非常難為的科學的公正的評價體系。其成敗得失，干係人類社會命運前途，應為全社會每個人，一切組織機構，特別是擁有政治影響力和巨大財力的實體參與和支持，其中政府顯然負有不可推卸的主導責任。
偽儒文化造就的虛偽性，以及“唯公一心”型學雷鋒等政治運動的後遺症，導致中國社會迄今猶存一種風氣，認為做好事不該留名，不可張揚，要擺出一付隱名埋姓姿態瞞起來，讓別人來發現才好；否則就不光彩，就要對他的動機妄加揣測，貶為沽名釣譽，甚至予以否定。今朝“為私正名”，承認私心本是高尚德行的真實驅動力，就要走出這個似是而非，禍延千古的的誤區。
只要不是製造假新聞搞騙局，如果有人真做了好事，表彰、獎勵乃理所當然，受之何愧？如果有人心儀表彰或獎勵，積極做好事，其實合情合理，有什麼不好呢？如果更多人因此受到鼓舞，都起勁做好事，豈非為社會造福？如果有人主動、及時宣揚所做的好事，有助帶動社會真性道德風氣，莫非好上加好？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無法落實“賞罰分明”的良策，調動不起“天下歸仁”的積極性；近世毛澤東循“破私”求“立公”，實則南轅北轍，只落得私心匿跡，公心蕩然。歷史的經驗，終要指引靈性人類追求兩心調諧正道。“為私正名”就是“為公正名”，豈能有名無實？
先進文化建設大業，由“為私正名”奠基動工，就要把“好有好報”這個至關緊要的配套工程同時提上議事日程，步步跟上，落到實處。“以德治國”，兩心調諧，無戲言也。
關於“正名”，孔子有道：“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毛澤東曾經在他的書信中提到，名不正”前面最好加上一句“實不明則名不正”（參見《毛澤東書信選集》）。如果我們竟然在中華大地把“為私正名”（亦即“為公正名”）落到了實處以切實貫徹兩心調諧宗旨，當有所告慰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和毛澤東，以及上下兩千五百年無數志士仁人乎，由今為始，可以希望有福了嗎？
中共十六大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其中第二項“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宛若天機解密，要言不繁，一語中的，體現了深層社會文化意識驅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大意義。“為私正名”，莫非落實先進文化建設，明確前進方向的首要關鍵步驟。
“三個代表”論是一個三位一體的完整體系，如果我們把具有兩心調諧內涵的先進文化比做根苗，那麼先進的社會制度和先進生產力就是葉和花；根正花好葉茂，乃有豐碩的果實可供享用。（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