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诗广传》商三宋二说的时代隐喻
论王夫之《诗广传》商三宋二说的时代隐喻 《商颂》的“商诗说”和“宋诗说”之争自汉代开始延 续至今，明清之际儒者王夫之于《诗广传》中提出了独特的 “商三宋二说”。通过对王氏生平遭际及其所处时代的考察， 可推测其分別以殷商和宋国隐喻大明旧国和南明小朝廷，表 达了深沉的历史情怀。摘 要：
商颂；
王夫之；
诗广传；
明清易代；
诗经学 位列五经之一的《诗经》在历代的解读中形成了一条源 远流长的阐释传统，经学家在特定的政治氛围和学术风气中 对其作出不同阐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争议甚至至今悬而未 决的问题。其中关于《商颂》作年的争论十分引人注目1， 有学者认为“20世纪《诗经》研究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学者对 《商颂》写作年代的看法”2。
一、王夫之《诗广传》论商颂的逻辑条理 针对这一问题，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王夫之在其解经著 作《诗广传》提出独特的“商三宋二说”。直接提出观点的 是《论<长发>及<殷武>》篇：
“诗有颂，乐有桑林，祀有郊禘，故当时称之，曰：‘诸 侯宋鲁，于是观礼。’而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 不足徵也’，何也？察鸟于远，以为燕也，传之则以为蝠也；
察鱼于渊，以为鰷也，传之则以为蛭也。精意失而馀其迹， 犹无馀矣。汤放桀于南巢，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传及于《长发》而韦、顾、昆吾与桀连类而举矣。率其凌蔑不 恤之旨，汤殆以力争得天下而守之以威邪？颂契曰‘桓拨’， 颂相土曰‘烈烈’，颂汤曰‘莫我敢遏’，颂后王曰‘勿予 祸适’，颂武丁日‘挞彼殷武’，殆将暴六百祀之天下于桀 日矣。呜呼！此不问而知其非商之旧也。词夸而不惭，音促 而不舒，荡人以雄而无以养，斯宋之以徵殷而丧殷之徵者也。
宋于是乎以世杀其宗臣，宋于是乎以十年而十一战，宋于是 乎以不度而争楚于盂、泓，宋于是乎以射天笞地、剥滕吞薛、 战齐楚魏而速其亡。名之所传而言随之，言之所流而志随之， 志之所竞而事随之，志成乎事而气应之。石为之陨，鷁为之 退飞，雀为之生鸱枭；
张束滋之习，上下交奖，天物交变， 而殷先王之泽无有余矣。夏之亡也，无待迁之顽民；
周之亡 也，无采薇之义士，殷独多有之，则殷之以宽大优柔、固结 天下者，可知已。精意不传，而相传以竞，宋之承殷，愈于 杞之沦夷者能几哉？《长发》、《殷武》，宋之颂也。《那》、 《玄鸟》、《烈祖》之仅存，不救其紊矣。”3 另，虽然《商颂五论》的第一、二篇对《那》的论述中 并未直接涉及作年问题，却均充斥着对殷商的溢美之辞，足 与第五篇相印证。《论<那>一》对比殷、周祭礼：“周尚文， 求之于臭，弗求之味。殷尚质，求之于声，弗求之色。…… 抑周之尚臭也，又不如殷之尚声也。……祭之于上，涵之于 下，播之于四旁，摇荡虚明而生其歆浃，殷道至矣。”4表 面上承袭《礼记·郊特牲》“殷人尚声，周人尚臭”一说，但细察便可知王氏与孔颖达“周礼变於殷”、“帝王革异” 5的阐释思路大相异趣，褒殷而贬周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论 <那>二》亦由衷赞叹殷商祭礼对音乐性的讲求：“呜呼，此 可以知圣人事天治人之道矣！”6或对比立意或直抒胸臆， 均可见王氏对殷道至圣的追思，因此他对由殷遗民组建却尚 武以致亡国的宋大加贬斥并刻意将《商颂》五篇进行商诗、 宋诗的分类便均在情理之中了。由这些文辞亦可发现，虽王 氏未直接点出他所推崇的殷商“精意”究竟为何，然而不难 推断正是与武力相对的德行。殷商先王重德和春秋宋王尚武 的对比，正是其“商三宋二”的分类标准。
二、王夫之“商三宋二说”的时代隐喻 王夫之“商三宋二说”的提出并非为了捍卫某派权威或 打击异己气焰，而是在其对《诗经》进行多视角审视和札记 式论说的著作之中，以杂感的形态呈现。从整体上考察王氏 的解经之作，不难发现其共通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 录王夫之《书经稗疏》称“诠释经文，亦多出新意。其间有 失之太凿者”7，王氏晚年书斋观生居堂自题联亦为“六经 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8。无论是“开生面”的自 我期许，还是“多出新意”的后人的评，均是王氏解经的重 要特色，也是他自知自觉的行为。
由此整体特性观察“商三宋二说”，个中深意便历历在 目了。《商颂五论》时时流露出对宋无复殷之圣德盛世的悲 慨，而从一句“殷道至矣”的感慨以及对夏商周三代命运的对比——“夏之亡也，无待迁之顽民；
周之亡也，无采薇之 义士，殷独多有之”中，我们所看到的绝不仅是一位理性的 诗经研究者形象，而分明能感受到他融入其中的深切生命感 受。从《诗广传》其他篇章——尤其是对《周颂》“清肃” 的赞美——来看，王氏对周代礼乐文明亦无比推崇，独在论 《商颂》时却对周家颇有微词，而这种感情倾向又是在同殷 商对比中流露出的，这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除却我们推测王氏论《商颂》时或有意或无意地构建了 这样一个时代隐喻，在《诗广传》其他篇章中，亦能时时感 受到其深切的历史情怀。关于这一点，以前的研究者也有所 注意。如赵沛霖将其对《诗经》中一些篇目的解释同前代诗 经学进行对比，认为“船山以历史学家的犀利目光，洞悉历 代兴亡治乱和形势变化，为正确理解作品找到了准确的坐 标。”15赵氏能看到王氏诗经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实属慧 眼，然仅将原因归结为其具有“历史学家的犀利目光”，便 并未找到王氏如此阐释的真正动因。实际上，这种阐释方式 正暗合了历史化解经的传统，又因其身处易代之际的创伤而 带有了更为深切的个人生命体悟。
结语 《诗经》作为中国经学传统中经典文本之一，后世对其 的阐释极为纷纭复杂。经典阐释对于经典文本自身来说是一 个日日新又日新的进程；
而对于以解经为毕身事业的正统文 人来说，藉由这些貌似误读的阐释文本，又足以发掘出其潜藏的文化心态。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创伤， 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以求得自愈，或借戏曲、小说等叙事性文 本暗讽现实朝政，或于诗文等正统文体中表白幽微心志。王 夫之则选择了经典阐释这一传统方式，在对《商颂》的解读 中蕴含深沉的时代隐喻，成为明清之际的儒者以历史化倾向 阐释经典的典型。
参考文献;
1 先秦典籍如《左传》、《国语》等中明确表示《商 颂》是“商诗”，至西汉今文学派开始流行“宋诗说”，东 汉古文经学代表《毛诗序》、《汉书》又力主“商诗说”， 清中叶今文经学复兴，魏源、皮锡瑞、王先谦等复又力主“宋 诗说”。近代经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力证及郭沫若、刘大 杰的发扬，“宋诗说”几成定论。然而五十年代杨公骥、张 松如又称“《商颂》是殷商奴隶社会奴隶主的颂歌”（《论 商颂》，《文学遗产增刊》第二辑，1956年），后张松如于 《商颂研究》专书中进一步作了全面的考证，对“宋诗说” 及其论据逐一批驳。（《公木文集》第二卷，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2001年） 2 陈桐生：《<诗经·商颂>研究的百年巨变》，《文 史知识》，1999年第3期。
3 【清】王夫之著：《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 1964年，第173-174页。
4 同上，第169-170页。5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 《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457页。
6 【清】王夫之著：《诗广传》，第171页。
7 【清】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76页。
9 参考：《国史儒林传》、《清史列传》、《清史 稿》、《同治衡阳县志》、陈祖武《清代人物传稿》，均见 于《船山全书》第16册；
另参考：萧萐父：《王夫之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1 《船山全书》第十五册《薑斋诗集》，第695页。
12 【清】王夫之著：《诗广传》，第314页。
13 【清】王夫之著：《诗广传》，第681页。
14 【清】王夫之著：《诗广传》，第18页。
15 赵沛霖：《打破传统研究模式的《诗经》学著作 ——读王夫之<诗广传>》，《求索》，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