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神经学和文化差异的分析]文化差异

教育神经学和文化差异的分析

教育神经学和文化差异的分析一、引言最近几十年来，文化多样性与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不断扩大，文化敏感性与文化适宜性教学引发了教育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文化适宜性教学强调教学对文化的敏感性，尊重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与教育者的不同世界观与认识论、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在教育中运用母语》（TheUseofVernacularLanguagesinEducation）[1]，这一文件高度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50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报告《多语言世界的教育》《Educationinamultilingualworld（2003）》[2]中重申了其对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积极态度。200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联合国关于原住民权力的宣言》（UnitedNation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 oples）[3]，该宣言规定了原住民传承文化的权力，并积极倡导文化适宜性教学，该宣言得到世界上143个国家的赞同。

联合国颁发的这些纲领性文件对于各国政府重视文化多样性，推动教育公平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国际组织的积极倡导下，一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开始重视文化适宜性教学，例如，美国阿拉斯加“原住民教育联合会”于1998年制定了《阿拉斯加文化适宜性学校标准》[4]，中国也在高中学校推行具有文化特色的语言教学[5]。总之，文化适宜性教学得到国际社会、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本文从教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文化适宜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理解文化对脑功能与结构影响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于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人脑的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性奠定基础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无所不在，文化之于人就如同水之于鱼一样。Li曾经论及文化在不同的认知层面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人类思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她从遗传学、发展科学等多种学科，列举了大量的证据来描述在个体基础上，文化―基因共进化、遗传与神经渐成性（neuronalepi-genesis）、认知与行为层面之间的联结与反馈如何随着不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的普遍规律。

人脑在生命的早期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持续终身。

生命早期的这种强大可塑性为人类的可教育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成人的文化学习经验也同样会影响脑的结构与功能。例如，加拿大邮件分发工人根据由字母（符号表征系统）与数字（数字表征系统）组成的邮政编码来分发信件，成千上万小时的工作经验改变了他们脑中的类别表征，使得他们的数字表征系统与符号表征系统似乎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分类表征系统[7]。相同形状的字母与数字在大脑的不同区域加工，这种加工在神经结构上的分离只能是由于经验的影响而造成的，而不是由于进化的作用，因为社会与文化对字母和数字类别的划分具有任意性[8]。与非驾驶员相比，伦敦出租车司机海马后部的空间导航区体积与灰质密度更大，而且随着驾驶经验的增加而增大[9]，这可能是由于成千上万小时的空间导航与城市道路的探索而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脑对空间敏感的脑区神经结构的发展。3个月的抛接球学习使得成人两侧的颞中回和左侧顶内沟后部区域变大 [10]，老年人学习这一技术也同样表现出脑结构的动态变化 [11]。而更为突出的是，2个小时的集中训练会使调节颜色的视觉区域（左侧视觉皮层的V1或者V2区）理论前沿教育神经科学与文化适宜性教学荨荨灰质体积变大[12]。所有这些神经科学的证据都表明，持续性的文化经验会改变脑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影响人们加工信息、理解世界的方式。文化差异也会影响人脑的结构。齐和帕克等[13]测量了140名老年与年轻的新加坡中国人与美国人的皮层厚度与密度。研究发现，两种文化的年轻人在脑的体积上基本相等，但是在许多结构上，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现降低的趋势。在皮层的厚度上，与亚洲人相比，美国青年在前额叶以及右侧顶上小叶厚度增加，亚洲人的左侧颞下回更厚，这可能是由于文化的影响而造成的。在老年组间没有差异，部分是因为老年组内部皮层厚度变化增大。研究认为，西方青年前额叶厚度的增加可能是因为西方文化更加关注推理、问题解决、独立思考的文化影响而产生的结果，而东亚文化更加遵守命令和背诵记忆。这一大样本的研究表明，在前额叶、颞叶、顶叶区域的体积上存在显著而可靠的年龄差异。而且，东西方的老年人和年轻人在这一体积上的差异是相同的，表明是强大的生物作用，而不是环境作用，调节了脑的结构，使之随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但是，也需要考虑其他解释，比如东西方人的饮食、遗传和环境差异，也可能是这些与文化本身没有关系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另外，由于老年人的经验在样本中差异很大，因此，很难系统地评价随年龄而产生的脑结构的体积变化。要测量这种差异需要非常大的样本以及对文化经验的详细了解。所有这些研究证据表明，文化经验与文化价值观不仅塑造了人脑的结构，而且也改变着人脑的功能 [14]。文化价值观与文化经验作为环境因素的一个部分，同样对人的认知与神经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环境与经验塑造了人的认知结构与神经功能。人脑结构与功能的可塑性持续终身。这种持续性的神经可塑性是人类可教性的基础，“在人类的可教性与人类的可塑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5]。

三、文化价值观影响人类的外显行为与人脑的思维方式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南亚等国家在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中采用了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给这些国家的教师与学生带来了新的挑战[16]。对于这一问题，认知科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哪些证据？尼斯贝特（Nisbett）及同事的研究框架[17][18]得到了心理学、哲学与神经科学的支持，研究证据包括行为证据、眼动证据与神经科学证据，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对人脑思维的影响提供了科学的证据[19]。尼斯贝特等提出的研究框架表明，东亚与西方的不同文化价值观与信仰对信息加工方式与理解世界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1][22]。根据这一研究框架，东亚人在道教与孔子的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传承了集体主义文化与辩证思维的哲学传统，因此思维方式表现出整体加工，更关注情景刺激特征[23]，更具有场依赖性，对环境的共变性表现出更敏感的特征[24]。表现在语言的学习中，东亚双语者更关注英语或者汉语的词与词之间的功能或者关系，而较少关注词与词之间的类别属性,体现出一种关注关系而不太注意分类的特点。另外，与英语测试相比,大陆与台湾中国人在汉语测试中更关注关系，而香港与新加坡中国人在英语和汉语的测试中关注关系的程度相同 [25][26]。而西方人，源于古希腊的个人主义哲学传统，强调逻辑思维，表现为基于规则与特征的分析与注意分类的认知加工方式。西方人在还原主义与适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个体主义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方式上，更加关注分类信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文化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产物对人类心理过程的实质性影响在于人们是如何界定自我以及与他人的关系的。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认为，一切与自我有关的事物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即自我是与自己相关的一切所构成的。自我具有独特性，决定了个体是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行动的。我国学者朱滢系统地考查了东西方哲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层面对自我的研究，发现这三个层面对自我概念的研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27]。大量的心理学、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个体的自我概念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方亚洲文化塑造了相互依赖型的自我，而西方文化塑造了独立型的自我。相互依赖型自我强调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自家人（in-groupmemebers）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自家人与外人（out-groupmemebers）的区分。独立型自我强调自我体现在个体身上，与社会、自然分离。自我与非自我的界限就是个人与他人的区分。因此，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的自我，排除自我与他人的联系。从哲学的视角来看，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主动性，而在心理学上，西方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的独立性。与哲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相一致，神经科学上则发现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而不表征母亲。而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人的自我概念突出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哲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本我决定自我，自我与他人、他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心理学上，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强调自我包含着父亲、母亲、好朋友等非常亲近之人；
与心理学相一致，在神经科学的研究中发现，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在思考亲密他人（如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激活程度高于西方人，表明东方人将亲密他人看作是自我的一部分，而在判断自我的时候，前额叶内侧和前扣带回激活更强[28][29][30]。因此，中国人的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人的自我是相互独立的，体现了个体主义的观点，而中国人的自我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了集体主义的观点。集体主义或者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对自我判断或者对他人判断的影响会激活内侧前额叶的观点也得到了乔等人[31]的研究支持。东亚人和西方人对自己面孔的识别也存在文化差异。在高、低威胁情境下判断自我面孔和导师面孔的行为研究中，中国被试对自己导师面孔的识别速度快于对自己面孔识别的速度,而美国被试在两种情境中都表现出对自己面孔的优势效应，这表明在相互依赖的集体主义文化中，社会阶层概念对个体的影响（或者威胁）大于相互独立的个体主义文化[3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师道尊严的传统文化对个体学生的影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得出了与这一行为研究一致的结论。英国和中国文化背景的被试都能够快速识别自己的面孔,但是英国被试识别自己面孔的速度更快，这表明自己的面孔更容易引起英国被试的注意[33]。而且在对面孔加工的深度方面，两国文化背景也对被试产生了影响。英国被试对自己的面孔进行深度识别，而中国被试对熟悉面孔也会进行深度识别，因此集体主义的文化对中国被试产生了影响[34]。何登等人[35]的研究则更进一步表明，东亚被试接触西方个体主义文化的时间越久，反映西方文化的神经激活模式越强。东西方人这种不同看待自我的方式首先会影响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进而会影响个体的态度与行为以及个体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的交流与合作。

（二）整体思维与分析思维在有关西方人与东亚人的思维方式的研究中，神经影像研究与行为研究一致表明，东方人更多地体现出整体思维的特点，而西方人表现为分析思维的特点。有关西方高加索人与东亚人在观察线框刺激材料的研究表明，西方高加索人在绝对判断任务中更精确，而东亚人在相对任务中判断更精确。西方人采用的是关注重要信息（focalinformation)的分析策略。在这个研究中，西方人关注的是线条，而东亚人则采用关注编码情景信息(即线框中的线条)的整体思维策略[36]。与此研究相一致的是，何登等人[37]运用脑成像的研究技术验证了东亚被试与西方被试在判断绝对任务与相对任务时所激活的神经网络。研究发现，东亚人在完成绝对判断任务（与前景无关）时，更多地激活了前额叶―顶叶网络，而西方人则在完成将线条与情景整合起来的任务（即相对任务）时激活了这个网络。这个研究巧妙地运用磁共振技术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需要较少的神经资源，而非文化适宜性任务则需要更多的神经资源。

这两个研究分别从行为层面与神经机制的层面揭示了文化对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这些研究似乎表明，文化适宜性的任务更有利于认知加工。因此，在教学中，采用文化适宜性的教学任务也将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识别面孔的情绪特征是21世纪的领导者与劳动者所需要的重要技能，而这种技能的形成也会受到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东亚人在识别面孔的时候，主要看面孔的中央部分，对面孔进行整体加工，而西方人则更多地关注眼睛与嘴巴，倾向于对面孔进行分析性的加工[38]。研究表明，在面孔的情绪识别中也存在着种族优势。

与识别异文化群体成员的表情相比，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面部表情更准确。文化神经科学的研究证实了行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人们识别同文化群体成员的情绪时，与情绪加工有关的脑区激活程度更强。例如，日本人和美国高加索人看到自己文化族群中的成员所表达的恐惧情绪会激活更多的杏仁核区域，这表明对恐惧的反应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39]。

（三）情景加工与物体加工东西方人在知觉方式上也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东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对物体与情景的关注程度不同，理解的方式也不同。大量的跨文化研究表明，西方人习惯于选择性地注意重要事件（focalevents），而东方人更习惯于注意社会与物理环境中的重要事件[40]。

西方人对于重要事件的这种选择性关注有助于对这些事件的内在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却容易忽视他们所赖以存在的情景。高等人[41]运用磁共振技术将加工物体的脑区与加工情景的脑区分离，发现与物体加工有关的脑区在侧枕叶，而与重复情景加工有关的区域是海马旁回。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简肯斯等人[42]运用适应性磁共振研究的范式，评价不同文化对一致情景与不一致情景的神经适应性。中国被试在侧枕叶表现出对不一致情景的更大神经适应，这个区域是物体加工区域。这说明，由于中国人对整个情景敏感，因此在加工不一致的情景时投入了更多的神经资源，而美国人则似乎没有受到不一致情景的影响，因为他们主要加工的是物体。

四、文化连续体与文化适应的动态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很多个体无法简单地被归为东西方文化的任何一个维度。东西方文化这两种文化类型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处于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某一社会的文化类型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某一点上 [43]。从自我到非自我也是一个连续体，每一个体可以在这一连续体上找到一个位置。东方文化中，表征更接近自我的亲密他人（如母亲）的脑区，与表征自我的脑区一致[44]。

瑞[45]研究了相依性美国被试的自我解释程度与神经表征的关系。自我解释是指个体思考自我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方式。

自我解释受到文化的影响。强调个体独特性的西方文化环境中的人常常具有典型的独立性自我解释，而受到东亚集体主义文化影响的人常常具有相依性自我解释。该研究发现，处于自我到非自我连续体中较远离西方文化的、具有较高相依性自我解释的美国被试，在自我参照的思维加工中，其内侧前额叶皮质和后扣带回皮质的激活高于母亲参照加工。这可能是因为，自我解释更多地依赖于情景记忆、反思性评价或者心理理论与社会信息的整合来进行自我评价，而不仅仅受到个体态度、信念和行为的影响。此外，东亚文化也可能对自我解释的神经机制产生影响。文化具有复杂性，文化的有些方面在较长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稳定性，而有些文化特质则在宏观与微观的时间尺度上表现出动态的发展性。不同规模的人口迁移与个体流动给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带来了新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实践与文化信念，是文化变化的主要源泉。生活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人，不管其属于哪一个国家或者文化群体，都能够同时获得与拥有不同文化图式的能力，并能以适合其社会文化环境的方式来思考与行动，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文化情景来转换这些文化图式。人类具有在不同的文化中进行心理转换的能力，表现出一种根据文化的变化而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文化对人的影响不是单向的、一成不变的，个体具有适应文化的主观能动性[46]。如前所述，东方集体主义文化对应于相依性自我，而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对应于独立性自我。在这两种文化中（双文化者）成长的人，能够根据不同的文化情景通达不同的自我概念，灵活地改变认知策略。这是因为“双文化者”在这两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双文化脑（biculuturalbrain）,即拥有两套神经表征，从而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环境动态地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节[47][48][49]。例如，对亚裔美国人的内隐评价加工表明[50]，文化不影响他们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该区可能与自我信息的自动化加工（觉察有关），但是文化却会影响背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这个区域可能与评价加工有关。因此，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动态地影响双文化者对自我参照信息评价过程中的神经表征，而不影响其觉察加工。这些研究表明，就像多语言学习者可以灵活地在不同的语言间进行切换，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中自如地运用不同的语言，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学习者也能够运用适当的认知和神经资源，根据当前情景中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而灵活地做出认知反应，或者在不同的文化认知习惯之间进行切换。

五、文化适宜性教学的目标：培养学生感知文化差异与文化沟通的能力文化储存在人脑中。人脑具有独特的获取文化的能力。

如果没有人脑中的神经生物能力，文化就不能发挥作用。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如何培养学习者感知文化差异，在不同文化中有效沟通与工作的能力，进而形成21世纪劳动者所需要的文化智力非常重要。有效的文化沟通能力不仅要理解人们在不同文化中的思维与行动方式，而且还要对不同文化能力的人的神经加工过程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分析跨文化的高效沟通者与低效沟通者之间的神经加工差异，这类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21世纪的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的复杂程度与人的多样化程度更高，而且常常置身于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但是能够获得多元文化的经验并不能保证学习者就具有文化悟性，在多元文化世界中生存，还需要具备协调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文化差异的能力，这样的学习者才更有能力应对多元文化的环境。因此，如何科学有效地培养跨文化的感知与沟通能力成为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问题。在学习者跨文化感知与沟通能力的培养中，文化智力（Culturalintelligence，CQ)是核心[51]。文化智力是指个体从容应对不同文化并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美国学者厄利与安（Earley&Ang）根据斯腾伯格有关智力多维度的观点，提出了文化智力的概念模型。文化智力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了心理（元认知和认知）、动机与行为三个维度。

其中元认知性文化智力是指个体在跨文化交往中对文化觉知的意识水平，包括促进深层次信息加工的高级认知策略，使得学习者在新的文化环境的交往过程中形成新的解释方式与规则。高元认知性文化智力的人具有战略性思维的能力，倾向于思考跨文化交往中的规则与相互作用，并有条理地进行跨文化的交往。文化智力的认知剖面则反映了不同文化中的标准、实践与传统，包括文化普遍性的知识与文化特殊性的知识以及将自我纳入文化环境的方式，这些都是通过教育和个体的经验而获得的。高认知性文化智力的人往往基于其对新文化中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体系的理解来发现不同文化中人的文化异同。文化智力的动机维度是个体适应不同文化的内驱力与兴趣点，具备了达成目标所需要的情绪、认知与行为能力。具有高动机文化智力的人高度关注跨文化情景，并对自身有效适应不同文化的能力充满了信心。文化智力的行为维度是指个体在与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往时所展示的适宜于文化环境的语言与非语言行为。高行为性文化智力的人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表现出适宜的行为，如得体的语言，恰当的举止，自然的表情。文化智力的这三个维度具有本质的区别，但都是构成总体的文化智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文化多样性的环境中协同有效地发挥作用。

目前，文化神经科学还没有直接研究多元文化环境中这一核心能力的认知神经机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神经科学的研究以及文化智力的心理、动机与行为这三个维度，描述出文化智力的神经机制。文化智力总体上与内侧前额叶包括扣带回的不同功能有关[52]。对内侧前额叶激活的元分析研究表明，社会认知加工与文化智力的心理维度有关，如自我参照、个体知觉或者他人思维参照，与内侧前额叶前喙部的激活有关，包括副扣带皮层。与文化智力的动机维度有关的加工，如对输赢的监控，与眶额叶内侧有关。文化智力的行为加工，如对行为的控制与监测，与内侧前额叶喙部后侧有关，包括背侧前扣带回。如何有效地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我们认为，从文化智力的角度来说，有效地培养全球化的跨文化领导能力与工作能力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第一，培养学习者的文化意识。在跨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意识可以使学习者理解自己的文化与背景的影响及其价值观和文化偏见对工作行为的影响。文化意识还可以帮助学习者意识到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第二，传递文化知识。个体更多地掌握其他文化的知识可以更好地预期与假设有助于他们理解他人的价值观、偏见以及他人对自己的期望。第三，灵活地运用跨文化的知识。这种理解自我与他人的知识与行为的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形成与特定文化的沟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