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个性化问题的前提反思》
《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个性化问题的前提反思》 摘要：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不仅面临着自身合法性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面临着如何找回自己失落的个性传统，努力塑造有个性和有价值的当代 中国新哲学的问题。只有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突破普遍化的哲学模式，才能 为当代中国哲学个性的生成提供必要的思想前提。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织 者、引导者的建设性作用，实现“中”、“西”、“马”三大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是 创造当代中国哲学个性的必由之路。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相信并期待着当代 中国“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关键词：中国哲学；
个性化；
深度对话；
作者简介：胡海波(1956-)，男，吉林扶余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到当代中国哲学的个性化追求 “认识你自己!”这是苏格拉底在全部西方哲学开端时向哲学发出的绝 对命令。如果说，这一命令在当时的西方哲学那里其实指向的是“人是什么”这一 普遍性问题的话，那么，在当代，这一问题对中国哲学而言则区别于“人是什么” 这一提问而指向“我们是谁”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
仔细追究起来，“人是什么”这一提问方式代表着一种典型的西方化的 知识论思路，它隐含着对人的存在原理的普遍性追求。而“我们是谁”这一问题则 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个生存问题。当我们这样进行追问时，这里面已经隐 含着我们对自己处境的关切，表明了我们的主体自我意识。
“我们是谁”这对于我们而言曾经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有着 自己悠久的思想文化，我们曾经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并且为我们自己是谁 而感到自豪。但近代以来那一段落后挨打的处境和命运，又曾经不仅让我们丧失 尊严，更丧失了自信。20世纪以来，当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 思想选择，马克思主义由此成为中国人实现自己民族独立与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武 器，这时，中国人才又重新站了起来。但是，中国革命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表明：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使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真正转化成为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才能解决中国人自 己的问题。由此，不要忘记“我们是谁”这一本源性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并被人们逐渐自觉地意识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解 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成为改革开放时代的主旋律，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已经确立起 “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主体自我意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当代中 国人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逐步挺立起个体的独立性，发展自我和完善自我的要 求和愿望越来越迫切，对自由个性的追求成为新的价值指向。在这种形势下，人 与社会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哲学应当以个性化的方式走入人们的心 灵，为人们自主支配自己的命运提供可能性的价值选择，使哲学真正成为“我们” 的哲学。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处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全球化的时代， 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人和中国哲学而言具有别样的意义。何谓“全球化”对此，人们 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种种诠释。无论人们的观点如何见仁见智，但起码人们越来 越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全球化为人们带来的并非我们所希望的理想图景， 与它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复杂和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应当承认，在目前的全球化 局势中，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和民族完全处于平等的均势地位。我们不能不看到， 出于自身的利益追求，伴随着权力的扩张、资本的增殖、文化的碰撞以及生活方 式的输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正在落实为西方模式的全球普遍化，演变成强势 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在这种背景下，非西方的国家和民族就面临着自我发展 和自我完善的忧患与危机。发展自我而不是遗忘自我，完善自我而不是失落自我， 就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必须正视并要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此意义上，“认识 你自己!”就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价值选择时必须牢记的绝对命令；
不要忘记 “我们自己是谁”也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需要确立的主体自我意识。但是，现实生 活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不能不使人们加深更多的忧虑。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我 们不能不看到，到今天，文化上的西方化有可能使我们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境 遇：“不知道替谁思考、不知道想的是谁的问题、不知道替谁说话、不知道说的 是谁的话的精神混乱。”[1] 可以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便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被西方文化 的扩张所“逼索”出来的理论性问题。当然，对于当代西方哲学而言，同样也面临 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当代，不少西方的思想家正在不遗余力地指出“西方 哲学的终结”，证明“西方哲学的死亡”，就如同医师们在给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 出具死亡通知书一样。“西方哲学的终结”同样引发出西方思想家对西方哲学合法 性问题的关注，一些思想家也相继开出了“后形而上学”、“后哲学文化”等思想“处方”。但是，仔细体悟起来，“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各自提出的处境是有区别的。可以这样说，“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主要是由于 西方哲学面对实证科学的“逼索”提出来的。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则主要是 由于中国哲学面对西方哲学的“逼索”而产生的。张岱年先生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 思：“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标准，在现代的知识情形下，这 是不得不然的。”[2]“自序”17-18这话说得很实在。的确，如果我们以“西洋哲学” 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哲学”时，就会产生“中国哲学”属于“非哲学”的尴尬，这种尴 尬乃是现代“不得不然”的。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得不然”的情形呢究其原因，自然 是由于我们在现代的情形下接受了唯“西方哲学”马首是瞻的思想模式。这一模式 在现代的情形下似乎正演化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思想定势。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自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各种流派， 无论是持全盘西化观点的自由主义派别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乃至鼓吹 社会变革的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援引某些西方的社会理论 作为自己的后援。比如形式上最为保守的新儒家梁漱溟也恰恰是利用欧洲观念史 的思路来定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3]在这种定势面前，一向为我们自诩为中 国智慧的中国哲学从根底处就是成为“问题”的。对中国传统哲学而言，中国在近 代的命运已经足以表明它在解决中国在新时代的命运问题时所具有的局限性，这 自不待言，真正的问题在于在西方模式的语境下它甚至不是“哲学”，这不能不引 起我们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感逼迫着当代的中国哲学不得不回过 头来求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当然，被我们一度迷信的西方哲学自身的危 机也刺激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自己。这样一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就不仅 仅表现为当代的中国哲学要解决中国传统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当代的 中国哲学如何能为解决中国人在当代的命运性问题与世界性问题贡献出独特的 智慧。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中国哲学需要找回自己失落的个性化传统，重新形 成自己的个性，努力成为有个性和有价值的当代中国哲学。
二、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当代中国哲学个性化发展的思想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对“什 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反思相一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 学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成为需要重新回答的问题。于是，从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反思和论争进入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探求；
从对教 科书模式的理论观点的质疑到重新对经典著作进行重新阐释与解读；
从面向文本 的“正本清源”到面向现实的问题探寻；
从各种部门哲学的“百花齐放”到各种哲学转向的“百家齐鸣”；
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到现当代西方哲学、中西哲 学比较研究的重新“激活”；
如此等等，形成了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当代中国哲 学研究新景观。在种种哲学研究表象的背后，我们会发现，哲学观问题作为哲学 研究中“一只看不见的手”，从根本上制约着哲学研究的基本走向。正是在哲学观 问题上取得的突破，才引起并促进了当前哲学研究的实质性进展；
也正是在哲学 观问题上的思想分歧，构成着当前哲学研究的“瓶颈”和进一步发展的困难。
长期以来，受到前苏联模式的教科书哲学框架的影响，我们往往把哲 学理解为“把握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世界观”，于是，情况自然是这 样，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是以“知识”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 学作为“把握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发展规律的科学的世界观”，就成为了普遍的 科学知识甚至是绝对真理。在这种基本观念的支配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抽 象的理论教条也就不奇怪了。仔细追究起来，我们会看到，这种教条主义的哲学 理解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一种深层的哲学观，即把哲学定位于像实证科学那样的知 识，或者可以称之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哲学之所以实现了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革命性变 革，其主要在于它实现了对西方哲学知识论立场的颠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9“解释世界”的立场是知识论的， 而“改变世界”的立场则是实践论的。在西方传统哲学看来，哲学作为理性的事业， 其本意原为“爱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作为“爱智”的理论形式，一开始所追求的 就是关于世界的完整知识，但在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看来，人不是全知全能的， 全能的知识只有神才具有。因此，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对待智慧的态度，只能是 “眷爱”和“追寻”，表现为一种“自知其无知”的求知态度。在这种态度的支配下， 西方传统的形上理性所指向的乃是关于世界的绝对知识，哲学理性的功能主要体 现为解释世界的纯粹理性功能，哲学的理论形态表现为追究世界本体知识的存在 论形态。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追求，是以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相脱离 乃至分裂和对立为前提的。这种“为知而知”的知识论信念，一方面可以催化出西 方科学精神的萌芽，另一方面，对终极本体的无限渴望，又不可避免地会引出神 学的观念。于是，徘徊在科学与神学之间，构成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位置。对 自身普遍性的自信，也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顽固传统以及其实行文化扩张的潜在 信念。
马克思早在1842年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就批评了哲学以 “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来实现对所谓“体系的完满”的知识论追求，主张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面对时代性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 表现时代内心状态的最实际呼声”[5]203。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应当捕捉时代性的 问题，与时代的现实接触并相互作用，成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 改变事物的现状”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 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 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 学的烤松鸡就得了。”[5]416在这里，马克思批评了传统哲学把自身看作是“绝对 科学的烤松鸡”的知识论追求以及教条式预料未来的一厢情愿，主张自己的哲学 “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只是“对现存的一切展开无情的批判”的 “批判的武器”。这种批判“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
不是解剖刀，而 是武器。”[4]3-4这样一来，马克思就从根本上变革了西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确 立了“改变世界”的哲学旨趣，敞开了真正具有彻底的开放性品格的哲学新理念。
仔细体悟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向，我们会看到，对哲学知识论立场的消解不 仅是马克思实现其哲学革命的思想入口，也构成着现当代西方哲学对其思想传统 进行自我反省的基本指向。正如石里克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 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 征。”[6] 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成为马克思实现新的哲学创造的思想前提和 基点。这种前提和基点也应当成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中国哲学当代 个性的基本态度。只有超越了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作 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教条来看待，才存在着立足人的生活世界和实践需要来 发展哲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作为“绝对科学的烤松 鸡”来对待，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没有必要发展了，“愚昧的凡俗世界只要 张开嘴来接受就得了”。
应当看到，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哲学的知 识论立场与我国解经注经的学术传统之间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我国的学术研究一 向有解经注经的思想传统，只满足于对经典的著作以及现成的思想的抽象解释，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教条式的学术 研究中，真切的问题意识和鲜活的实践需要往往被遮蔽，哲学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思想能力不断退化，中国哲学最初的生活意识与实践精神逐渐销蚀，由此获得的 理论成果只能是空疏无效的。应当说，西方哲学的引入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哲学 对思想问题本身的兴趣，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重新唤起了我们对哲学改 变命运的思想力量的理解，但对西方模式的普遍推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理解又一度使哲学研究沦为对“普遍规律”的注解，哲学由此失落了原创性的思想 活力，只能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展开重复性的无效劳动。哲学的表面热闹难以掩 盖根底处的思想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研究的进展正是在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获得 突破的。正是认识到哲学所提供的不是关于世界的绝对普遍的科学知识，才可能 确立起哲学研究的主体自我意识。只有把哲学理解为主体的自我意识、自我理解 和自我反思理论，才可能焕发并激励起哲学思想者的主体创造性，真正突破僵化 的体系框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教条主义的解释原则，真正敞开哲学的真 实本性和发展逻辑。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确立起建构“有我”的哲学的新理念。
对哲学知识论立场的消解，其实就是对哲学普遍化模式的拒斥，它必 然会彰显出这样一个思想事实：哲学是有个性的。哲学的个性不仅指哲学与其他 文化样式相区别而表现出的文化特质，而且指的是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哲学思想只 能是以个性化的方式给出关于自身生活问题的思想求解。在前者的意义上，哲学 首先区别于科学，它所提供的并不是普遍意义的实证知识，把哲学看成是科学只 能导致取消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基于科学的立场比较尖锐 地表明了传统哲学冒充科学知识的尴尬)；
在后者的意义上，任何哲学都不是抽 象的，它都只能是被当下的生活问题所激发并以“我”的方式所把握的“时代内心 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无我的哲学”是不存在的，越是“有我的 哲学”就越会成为“我们的哲学”，成为代表“我们”并引起“他们”共鸣的哲学。有我 的哲学是有个性的哲学。哲学的个性是哲学思想的生命，是哲学褒有自我、拥有 思想活力和思想价值的源泉。正如任何人必然表现为有个性的真实的个人一样， 任何真实的哲学也必然表现为有个性的哲学。也正因为哲学是有个性的，哲学才 能表达出各种可供选择的可能的价值理念和思想出路，才能成为影响生活命运的 思想力量。
人们经常是在普遍性的意义上来理解和把握哲学的本性的，这样一来， 哲学自然容易被理解为能够提供普遍性答案的知识。其实，这种理解恰恰遗忘和 失落了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个性化特质和主体性。如果明确了哲学是有个性的哲学 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么，类似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之类的问题显然看起来就是 个比较学究性的问题。正是由于有一个虚假的冒充普遍性的哲学模式，中国传统 哲学的特质才作为“问题”而存在。同样，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普遍的科学 知识模式来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只能提供作 为批判对象的反面材料而已，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必须明确的 哲学观前提。而对哲学知识论立场的超越，则使“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学 究性问题真正转换为“如何创造当代中国哲学的个性”这一实质性问题。如何立足 当代中国人与社会的生存发展问题和世界性的思想资源，生成有个性从而也具世 界性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使当代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贡献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理念，就成为当代中国哲学 理应抱有的勇气和承担的责任。
三、深度对话：当代中国哲学个性的生成之路 我们看到，对哲学知识论立场的破解，在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中 催生出了各具个性的分支哲学。各种所谓的“哲学转向”一时让人们有“晕头转向” 之感。在各种转向的背后，都隐含着对当代哲学发展趋势的把握，并在根底处呈 现出一种可贵的思想指向：构建有个性的当代中国哲学。
提到“当代的中国哲学”，在哲学研究的潜意识中，我们往往把它等同 于“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或者把它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说来， 这种看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仔细追究起来，这种理解又向我们表明了 这样的事实：我们对建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个性的“当代中国哲学”仍然缺乏自 觉、迫切的意识。中国哲学的特点，是在表现生命之理，使人的精神与天地的精 神相结合[7]，但长期以来，囿于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体”、“用” 选择的困惑，我们对“当代的中国哲学”的探索基本上还局限在“中国传统哲学的 现代性转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这两条彼此孤立的思路上，当然也包 含着以西方哲学模式来重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努力。
在我们看来，创造当代的中国哲学，重要的不是局限于某一种模式进 行所谓的“体”、“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把哲学创造的问题简单化了)，而是如何 在现有的思想资源之间展开深度的思想对话，为进一步的思想创新提供充分而必 要的思想条件。在当下，中、西、马构成了三大思想资源。但是，长期以来，中 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研究领域之间甚为隔膜，缺乏深度的思 想对话，这是制约当前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相比而论，目前中西哲学 对话的意义已经被认识到，中西哲学的沟通已经不是一个在学理上是否可能的问 题，而是如何展开的问题，其所关涉的前提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马克 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源于西方哲学的思想传统，尽管它与西方传统哲学之间存在着 革命性的断裂并由此独立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哲学形态，但是它与西方哲学之 间的“血缘性”联系足以保证它们的对话可以走向深入。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被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对话尚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中国传统哲学是我们的文化之根，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我们当前的指导思 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断裂无疑会从根本上妨碍当代中国新哲学的生成。
三大哲学资源的对话是以对三种理论资源的充分占有为背景的。我们 不无遗憾地看到，三大理论资源之间的态势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长期以来， 中国哲学界存在着“独尊马哲”的现象，中国哲学的研究与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度处 于极度边缘化的理论地位。随着现代化过程中思想开放的逐步推进，也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必然关涉的西方哲学背景内在相关，西方哲学的研究逐步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生动景象，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共同处于哲学研究的强势地位。
与此同时，我们不无忧虑地看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力量正日渐萎缩，无论是 在投入的力度还是在理论成果上都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哲学研究者的理论背景和话语方式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被 导入了西方哲学的模式之中，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风格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中 国哲学的个性与境界，甚至哲学的学科分化也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进行，中国哲 学的特有问题被按照西方哲学的结构方式去组织和安排，这就使得中国哲学原有 的思想性能和精神旨趣受到极大的损害。在这种局面下，所谓的思想对话无疑会 演化为思想的新的“殖民”。如果思想的对话导致的只是中国哲学个性的丧失，那 么，创造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精神的 自慰而已。
另一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种理论资源的对话 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并应发挥何种建设性的作用这一问题是一个需要正视并加 以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启动并推进的当代哲学的存在论 转换使得中国哲学原有的生命性的思想资源被重新激活，而当代西方哲学对知识 论立场的思想传统的自我反省使其发生了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由全球化 关涉到一起的人类性的生存命运为哲学的对话提供着共同的话题，这就使三大理 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具有了切实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 得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敞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解范式的转换为实现其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平台。这就使得马克思 主义哲学更有能力在三大理论资源的对话中发挥建设性、引导性的作用。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西方背景以及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基础使它可以成为中西对话的积极 倡导者。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所具有的“人类社会”或“社 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无论对于西方哲学还是对于中国哲学都具有极大的包 容性，它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以及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本身就包含着深切的人类性的价值关怀，这在一定意义上敞开了非西方的思想观念和民族性道路 的独特价值，也为克服中西哲学的局限性和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提供了广阔的思 想空间。在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开放性品格和世界历 史性意义使得它可以担当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三大思想资源进行深度对话的组织 者和引导者的重要角色。当然，这种组织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 哲学享有思想文化的话语霸权，而是意味着它要主动充当深度对话的思想平台， 发挥参与性、建设性和引导性的作用。
当前，实现三大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可能。
无论如何，在深度对话中创造有个性的当代中国哲学，理应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自 觉的自我意识。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 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0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迫切 需要新的哲学理念的支撑和引导。张岱年先生早在《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 部分这样表达过：“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到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 哲学所震眩而低伏，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期待着这样一个可以 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2]27在新世纪的起点上，我们有理由相信， 创造有个性的当代中国新哲学的思想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我们相信并期待着“哲 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