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专制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专制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专制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专制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专制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专制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著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著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著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著，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专制政治体系与少数专制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专制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专制”。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2，501—502
［2］汪玉凯等：政治主体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2
［3］王人博，程燎原：论法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316
［4］、［7］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80、112。
［5］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
究资料，（上册）［M］，1988，82
［6］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2，233
［8］、［16］张鸣，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M］，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1，第6、14、39、2页。
［9］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
30
［10］于东升：孤寂而冷漠的花朵——且说样板戏［J］，青年思想家，
1992，（1）36－45
［11］李炳印：“文化大革命”时期乱改地名的历史教训［J］，青年思
想家，1991（4）39－43
［12］秦晓鹰：历史的错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9-120
［13］郭笙：新中国教育四十年［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
36、38
［14］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1。
［15］J．密尔：论自由［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15
（http://www.yytv.com.cn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