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与发展经济相比，制度变革和文化重建同样是当代中国的根本任务。除了少数与公众利益对立的人，除了反人性的邪教一类的意识形态，所有人，不论出于什么阶层、什么理念，都有一个共同的需要和呼唤，呼唤具有现代合理性的健全社会。健全社会离不开健全的机制，健全的社会机制离不开健康积极的文化精神和健全的公民。在健全的社会里，人们才能在不侵害别人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按自己的意愿和条件自由选择生活、选择事业；同时，尽到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公共责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才有资格谈兼顾效率与公平，才有可能平衡自由与秩序（和谐、稳定），才有可能期望文明与富裕，才有可能找回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为了实现这一民族宏愿；需要国人从经济与社会层面、文化思想与启蒙教育层面、政府改造与政治提升层面，同时并进，各自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改革：健全社会的机制
——改革的根由、目标、障碍、途径和可能
明远
目录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改革的目标：健全社会的基本机制
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突破的必然和可能—一地方制度创新和中央开明派在综合压力下的反应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引言：正视沉重，超越无奈
新世纪的中国人，在都市歌舞升平的表象下，仍然掩不住许多沉重与无奈。
沉重是事实。虽然国人一向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但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在分析和揭示着中国社会各个基本面面临的重重矛盾和困境：
一、自然基础层面己经极其脆弱：人口还在膨胀，资源日益贫乏，生态则面临着毁灭性的破坏。
二、令人悲观的社会乱象：低素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社会保障体制无从建立，两极分化和仇富心理，黑势力的兴起和蔓延，犯罪狂潮，农村的破败景象，社会沟通机制的不畅等等。
三、无法乐观的经济发展：混乱难治的市场秩序，信用与法治的双重缺失，低效而功能矛盾的国有企业，落后的企业管理，国际打工者的经济地位，大规模的挥霍浪费，令人怀疑的增长，民间投资不畅，无从防范的资金外逃，不知凭何消解的金融隐患等等。
四、软弱无力且自相矛盾的政府：看不到根治希望的腐败，缺乏清晰目标和支撑力量的改革，各级财政债务的巨大隐患，信息失灵和僵化的决策体系，官员利益集团化，公众参与的不畅和封闭的政治运作，滞后的区划改革等等，总而言之，政府现状令人无法满意。
五、深层次的文化危机：文化根基的荒漠化，极度功利化、物质化的价值取向，前现代的文化习俗，被扭曲的文化教育体系等等，决定了必需重建文化世界。
六、再加上不利的国际竞争及安全格局。
莘莘我辈，还能被歌舞升平的表象所迷住？
实际上，只要略为清醒和认真一点的人，不能不对复杂的现实及重重矛盾感到困感，不能不对中华民族在国际格局中边缘化、底层化的地位（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感到忧心，从而为自己的命运和未来感到紧张。
但是，屈守于无奈却是可悲的。
屈守无奈多少有些回避、推委的味道。容易站在一旁责备别人，却无视自己的责任和勇气；容易看到环境的恶劣，容易向恶势力屈服，甚至加入恶势力，却不肯做灵活而实在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习性。环球对比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发展，会发现中国确实是独特的，复杂的。这些因素往往成为害怕变革、拒绝变革的人的托辞，但对于真心实意希望社会进步的人，这只不过是说需要中华儿女更多的智慧和勇气罢了。我们要正视沉重的现实，不能只是无奈地叹息、观望。只有在困境中不懈地进行超越性的努力，中华民族才有可能走出危机四伏的陷井，才有可能改变没落沉船的命运。一些先天性、自然性的问题，我们是无法选择的。但如果在人力能为的层面即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我们搞不好，那就无论对己、对人，对祖先对后代，都无法交待了。而且我们只能依由人力能为的层面，以尽量化解先天层面的不利影响。在国际一化体的强势竞争和国家自然基础已脆弱到极点的今天，对我们在人为层面上应有的努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是今天每一位还有起码的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华民族的一员，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每一位不愿意权益受到损害的人、每一位希望自己的未来会更好的人所不能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但是，怎样才能认真对待呢？
认真对待，就是认真做好自己的知和行。能知行合一，最好不过。知而不行，存有观望等待之心，己趋消极，说得严重点，那就是纵容举目皆是的罪恶，浪费并不多余的民族元气。不知不行，己无足道；非但不行，反而趋恶，则已属于需要矫正的一类了。当然，
知，应是尽量正确的知；行，更应是合适有效的行。故而，我们不能不先就一些基本问题达致基本的认识，不能不对我们自己当如何行有大致的底定。
问题和根由：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
如果对各类专家分析、揭示的问题和得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归总不难得出一个共通的结论：一切人为性的问题都可以找到它的主因——即公共权力由于不规范、不合理运行而造成越位和服务不到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解决这一问题已成了当前社会发展的瓶颈和关键——这在学界大概已成为共识。举凡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财税问题、分配问题、治安问题、人权问题、市民社会的发展问题等等，一句话，无论内政外交，只要是公共性的问题，几乎找不到公共权力不拖后腿的。中国一直有泛政治化的传统，公域私域不分，什么问题事物，一概带上政治的眼镜才去看。这个传统必须终止。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对每一类公共问题进行技术性分析，只能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离开了公共权力的合理化和规范化，每类问题皆不可能孤立解决好，充其量不过治标不治本而已——这和意识形态无关。这也难怪，公共权力的运行一日不上轨道，一切和众人有关的问题就不能摆脱公共权力的制约，每一具体问题就不可能具有在合理体制下独立解决的条件。甚至每个人的私域生活和民间创造，无不受公共权力不合理的干扰和抑制。在此情状下，大多数人的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但不完全只是弱势群体利益，甚至是所有人的利益）、民族的命脉、社会的根基，就要成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了。
公共权力的越位主要表现在：
1、公共权力在各种背景下、以各种名义大规模涉入竞争性经济领域，如用公众的税款大量补贴国企去和民营企业竞争，或用各种管制限制民营企业发展，甚或干脆政府自己投资办企业——下场踢球去也，这些都是既损害效率（试看数万亿银行坏帐怎样转嫁到消费者和后人头上？又看国企控制了70以上的资源而做出不到30的社会贡献；再看由于决策的无责任化和泛责任化而造成的比腐败更甚的巨大损失，如重复建设、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更是耗空了国力，并引发部份县镇债务危机）。
2、公共权力被少数人利用来进行大规模的权力寻租，据胡鞍钢分析，每年贪污腐败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如果算上其破坏公平竞争、降低工程质量、降底社会效率（腐败得来的钱使用效率都很低，破坏竞争也降低效率）、败坏社会风气等间接损失，就更让人痛心不已！
3、公共权力非但不能保障公众权益，反而变成侵犯公众权益的主要力量。
以上种种，无不是对公共权力不能正确认识和滥用权力的结果，而其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恶劣后果，又岂是罄竹能书？
另一方面，则是公共服务严重不到位：
1、法治秩序无从建立，市场规则得不到切实保障，企业权益、公众权益得不到切实、充分保障，各种乱收费和假冒伪劣、不守合同等侵权行为普遍盛行，政府对垄断利益群体阻碍社会发展、侵犯公众权益束手无策，公众却缺乏参与表达、护卫自己的基本权益，等等。
2、科研、文教等基础服务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和基本的民众福利实难让人称道。有人称“希望工程实为耻辱工程”，实应思考思考吧！这也难怪，社会财富很大一部份要么被打了水漂，要么落入了少数人私襄，哪还有钱？当然，各种具体体制自身的缺陷另当别论。
总体上，目前中国正是由于公共权力的越位造成了公共服务的不到位，由此造成了公共权力对社会的双重损害。如果不较正公共权力对社会的这双重危害，则改革极其有限，而且必然赶不上各种问题的积累。怎样才能矫治公共权力的这两重缺陷呢？
改革的目标：健全社会的基本机制
解决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决不能只停留在皮相层面，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努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使社会走上合理、规范的长治久安之路，使社会真正进入现代主流文明的正常轨道之中，进入到比较优化的运行状态之中，而不仅仅是解决一些紧急的事情和一些表层的问题。社会是巨大的复杂系统，运行机制是否健全、合理、规范，是社会发展唯一的核心问题。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公平、效率、秩序、自由、正义、和谐（这六者恰恰是中华大地都极其缺乏的。长期来，政府强调稳定，却发现越来越失序；社会呼唤效率，却不知效率为何物），都取决于社会运行机制的健全与否。要解决公共权力的越位和服务不到位的“传统性”问题，也只有从健全社会发展的基本机制入手。在这一基本目标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是不应冲突的，因为它是基于所有人的基本利益（当然不一定是完全利益），甚至包括那些巧取豪夺的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
目前上自中央领导人以下，虽然大家都很强调制度建设和健全机制，但对社会机制到底是什么？如何运行？如何健全？前因后果如何等都缺乏认真、清晰的分析。这如何达到目标呢？
社会机制，听起来抽象，但究其实，不过是人们的社会结构和组织行为决定的制度规范而已。人类社会的运行和发展由多种社会机制支撑，如社会参与机制、社会选择机制、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社会公平机制、社会激励机制、社会决策机制、社会整合与控制机制等等，但前五种机制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机制。特别是前四种机制也是和公共权力直接相关的基本机制，这四种基本机制相互支撑，其中任一机制不健全，其他机制也就不可能健全，从而整个社会也就不可能健全！而如果这四种社会的基本机制健全的话，其他机制也会健全。如是，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不健康顺利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参与主要是指公民对与自己生活相关的社会公共领域事务的参与。参与社会选择、参与社会监督，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社会参与行为。参与社区建设、国家建设和其他公益事业，是公民参与的三个基本层次。
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传统型臣民社会就是由少数统治者压抑多数人的参与，压制程度最深的是政治、文化参与，统治者靠垄断政治文化领域来统治人民、迷惑人民，进而在经济上也统治、压迫人民。所以政治、文化参与程度可以做为直接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尺。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使得民意无从充分表达，特别是社会中弱者的民意难以表达，各种垄断集团占了上风，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增加了决策风险和矛盾激化的可能。如果一直得不到解决，最终必然因矛盾激化而造成社会的崩溃和重组。不幸的是历史一再重演。这也难怪，人本性就是常常善于遗忘且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见了棺材又来不及，怎好怪历史一再多情？再者社会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也会使决策者失去正确判断的基础。
社会参与机制的健全与否，表现在公民参与的渠道是否畅通、参与的机会是否平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呈正相关，直接反应着社会的效率程度和公正程度。人们常常认为效率与公正是负相关的，实际恰恰相反，不公正的结果必然是低效率的。参与渠道不畅，则必定有一部分人处于被压抑状态；同时相应的有许多问题得不到充分反应，更别说解决了。参与机会不均等，更是让许多人根本上就失去了作为一个公民实质存在的条件——广大的中国人民至今能称得上“公民”吗？
健全的社会参与必须（最终必须）在合理的规范的轨道之上，否则混乱无序的参与更是只会给社会带来混乱和灾难，效率与公正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健全的参与机制必然是理性、公正、规范的参与。而且必然是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和政治社会管理运行的全面参与。这要求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主体是真正的公民，各种基本权利受到保障，而不做“无知的局外人”或被控制的“顺民”；二、各种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必须是开放性的，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开放的。政治的开放性要求必须保障任何人的理性负责的言论自由和行为自由。三、单个的公民是软弱的，参与还必须有支持体系，这主要还取决于社会的自组织程度（而非被组织），公共权力应该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创建提供法律平台和一定的支援。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这三个基本条件永远也不可能具备，社会参与必然只能继续不规范、不充分、不合理的进行。
社会参与与技术水平有极大关联。互联网为人们的各种参与就提供了许多便利。社会参与还须人们进行灵活极积的设计。譬如当设立“建议论证推行反馈制度”。常有人能发现和提出对社会收益极大的建议，却缺少足够的重视和通道而不能发挥作用，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如茅于轼提出取消邮资补贴和邮局应提供查写邮政编码的服务等建议，理论论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可行的地方，但公共机关却没有任何回应。应该建立专家评议机构或公共评议机制。当然，这还和社会激励机制相关。
社会选择机制
社会选择机制包含公民对经济生活层面的选择和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选择。合理的物质生活需求选择只能是以货币为中介，通过公正自由的市场机制进行，排除行政化和特权因素。随着生活需求选择机制的逐步健全，健全对社会政治层面的选择机制必然不可阻挡地被提上日程。这种选择淘汰机制也是社会对公共权力最基本的制约方式。
政治层面的选择，包含对制度的选择和对政治家、公务员的选择。制度选择很大程度上综合条件发展和人们极积努力选择的结果。这且不提，这里着重谈对政治家的选择。因政治家既可能为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也有可能为社会造福。
对政治家的选择，传统的选择方式主要通过世袭、上级选拔和战争三种方式。而现代的民主选择则是在保障公民平等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公正、严格的程序竞选，这无疑是选择政治家的最公平合理和成本最小的方式。既使有金钱的因素参与其中，民主竞选也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公正、最有效率的选择方式。政治竞争在任何形态的社会都存在，但只是在民主制确立的社会中政治竞争才以和平有序的方式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以和平竞争方式解决公共权力的交替是人类管理自身的伟大进步，它避免了社会以暴力或阴谋方式在争夺权力中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对于竞选机制的作用来说，防止独裁和腐败才是根本目的。社会欲达到这个目的还需要两个保证：一个是首脑要定期更换，不能让一个人长期占据高位；另一个是要有制约机制，特别是集体要构成对最高统治者的制约。一般来说，这一切离不开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市场和新闻自由。说政治是一种市场行为并不奇怪，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家、公务员，也不过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一种服务而已。
由于公务员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政治家，具体事务都得公务员操办，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担任各级公务员对于社会的健全与进步同样起着重大作用。公务员制度已是世界通行制度，主要包含六项基本制度：考试和任用制度；工作评定和升级制度；薪俸等级制度；进修制度；惩戒制度；退休制度。其中公开、公正的考试和任用制度是全部制度的核心。我国虽然已采用公务员制多年，但实行得很不充分、也不严格，再加上其他配套机制的不到位，作用极其有限。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是约束公共权力规范运转的核心机制。公共权力如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然走向异化：一是政府中官僚主义泛滥，政府部门为公众服务的意识淡薄，公共服务不到位；二是严重的贪污腐化问题；三是决策无责任化和随意性导致重大损失，我国的人口问题和重复建设、三拍工程（拍大腿决定，拍胸脯保证，最后拍屁股换个地方照干不误）等等教训已经不小；四是公共权力恶性化，不能充分保障而是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政府还会被少数野心家、狂人所控制以进行超大规模的严重犯罪，如希特勒。如此可以看出约束机制在社会中的核心作用。但怎样才能确保监督与约束的有效和充分呢？特别是我国多年以来，并非不强调监督，司法、监察、审计、纪检、信访、反贪局等，监督机构一套叠一套，为什么还是迟迟建立不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呢？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监察系统，仍只是政府这个"大主体"身上的手指头。任何主体，自己是绝不可能持续、充分、有效地监督自己的，让左手监督右手还不如回到宋明理学时期。我们要么刚脆认为政府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任何监督；要么就必须正视主体自身无法克服的潜在弱点这一事实！中国的所有几大监督机构自身也已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腐败的事实，应该让我们实在已无须在此再多费言。长期来我国政府一直无视以上事实，造成惊人的公款吃喝、贪污、大规模不必要的决策损失、大规模的侵权（如乱收费）等等严重后果，许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管得死死的，长期来却只停留在就事论事、治标不治本的水平上，同类性质的红头文件无数次的发，就象不把自己尊严当回事。这种机制造成的经济效果当然是既不公正又无效率的。对有效监督机制认识的迟迟不到位，正是长期来决策者回避现实的结果之一。
到底怎样才能健全社会监督机制？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或约束机制）是怎么构成和运行的。这包含两个层次。1、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包括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如政治家与公务员的相互制约、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约，行政的自我监察系统等；分权制约，即把公共权力分为行政权力、议会权力、司法权力，形成相互的制约。2、社会对共公权力的约束，包括公民大众、舆论监督、利益集团和反对派机制等。中国目前只有公共权力自我约束中的行政自我监察机制以及不规范的、有限的中央与地方的相互制约。由于分权理念不被接受、新闻出版管制及公民的自组织权利不被保护，说其他监督机制基本为零并不过分。新闻立法或监督立法虽提上议事日程18年而不能出台，这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
公共权力的自我约束中，最基本、重要的无疑是分权制约。分权制约实际是基于两个无可否认的前提：1、人性是有弱点的，整体上，不能指望靠任何人自己约束自己，不滥用权力而且尽职尽责，永不犯错和犯罪；2、政府权力对社会是最强大的，没有任何力量能绝对有效制约政府，而政府一旦犯错，甚至被人控制用来犯罪，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恶果。分权的有效方式就是把构成政府威力的三种基本权力分开，使社会不会面临一个无法控制的可能作恶的力量。这样从短期看，是造成了政府权力分散，有发生扯皮从而降低效率的可能。但首先，防止政府作恶绝对比一时的政府效率更重要；再说回来，则缺乏有效约束的政府，长期来看，绝对不会比有约束机制的政府效率更高。这已被人类实践充分明证，而且道理也显而易见。如果说分权不适合中国，无疑是要么说中国政府是完美无缺的，要么说中国政府上面还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或能被有效约束的主体！--这不是打自己的嘴巴么？！如果说分权可能会影响共公权力的效率，那么只要睁眼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的、发达的国家，就足够了。如果说国情，首先不能只说空洞的国情，再说再特殊的国情也不可能否认社会和拒绝社会的基本原则。
而分权监督要求必须确保民意代表的真实性和最高立法权，要求司法必须独立。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分立又制约而达成的权力平衡中，司法权至关重要。没有司法独立就不可能有司法公正，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司法监督。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对社会危害最小，是制约立法权、行政权的有力手段，但"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既无意志，又无强制"，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很能够容易受到其他两权的侵犯。因此，实现真正的分权制衡必须实现司法权的独立。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确保法院的公正超然，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自由才有保障。司法独立原则的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行政权的干预。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允许根据执政者的个别命令逮捕某人，没收其财产，那么，法官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如果法官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种针对个人的特殊法律或政策，没有司法独立，那么法官就就成了警察，司法与警察行动就没有界线了。因而可以说，没有司法独立，就等于没有司法，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中，公众传媒是最重要的。公众传媒由于其强大作用被人们称之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任何政府都重视宣传，因为它是除武力压制之外维持现存社会规范或引导社会变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部分重要信息的分配，又拥有对公众传播媒介的管理权，因此，国营的公众传播媒介很容易沦为政府的宣传工具。从而丧失其公众传媒的自由公正的本性。私营则如俄罗斯，大众主要传媒很容易受到垄断集团的控制。美国也是如此。这是由于市场的利润原则与传媒具有自发垄断性决定的。政府控制或垄断集团控制都不利于保持大众传媒的公正与自由。大众传媒如缺乏一定的独立与公正机制，则其作为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一环是不完善的，甚至越锋利的刀运用不好产生的破坏性也就越大。
所以，首先必须切实保证公众传媒的独立和自由，必须变事前审批制为国际通行的事后责任制，这也是法律上"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运用。其次，健全的社会须对大众传媒进行一定的管理，在不压制舆论自由的前提下促其保持公正与独立，使公众传媒不沦为任何垄断性集团的工具。如美国联邦电讯委员会依据电讯法对广播事业的管理，其宗旨是监督广播电视按照"公众利益，方便和必要"的标准来经营。这些标准主要包括：要有适当时间用来讨论公共问题，要有一定的当地实况节目，广告不可过多，等等。同时，电台和电视台还必须遵守"同等时间"、"公平原则"、"辩驳权利"的规定。"同等时间"是指当某一电台或电视台允许一名公职竞选者在该台进行竞选时，必须给予竞选该职位的所有其他候选人以同等机会；"公平原则"指电台和电视台在播放有分歧意见的公共问题节目时必须播放反对的意见；"辩驳权利"则是指在电台、电视中受到攻击的人有免费在该台进行辩驳的权利。
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构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的最基本的体系。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永远也不可能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只能任社会在不规范、不合理的的轨道上运行，任各种不负责任的决策、腐败、侵权行为咨意发展而消耗社会资源，激化矛盾，陷自身于被动地位，最后只能引发社会震荡以重建社会。萧功秦认为："政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在社会公众与知识分子对现在秩序的认同程度还相对较高的时期，不失时机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避免中国陷入糜散性腐败的陷阱，是中国首当其冲的大事。"是的，我们应该还有机会，但是绝不有太多的余地了。
社会公平机制
社会的公平机制是前面三种机制的基础。它建立在两个自然原则之上：人性平等和人们在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人性平等要求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相互依赖则表明强者扶助弱者，不但是无可推卸的道义责任，更因为这会有利于全社会的发展而最终也有利于强者自己，过大的结果不平等也会危害社会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这种扶助，还是保障所有公民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都必须化做规范的、可操作的制度，才能避免随意性。具体而言，社会公平机制主要包含：1、所有公民的权利均等。公民平等自由的基本权利受宪法保障，各国宪法差不多都是这样写的，关键在于实际上怎么做。如果这些基本权利事实上又被某项法律或政府法规所限制甚至取消，这样的宪法是没有尊严没有意义的。所以必须要有违宪审查机制。2、机会均等和与此直接密切相关的教育均等。社会应尽可能地让每个成员有各种平等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机会，社会非但不能对任何人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而且某些人一旦处于不利情况，还必须竭力把他置于和其他人同等的地位上。教育均等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均等，这是社会公正的重大保证。不仅指受教育的权利均等，而且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地位、条件也应是均等的。3、收入与生活条件均等，这又通过三方面保证：（1）公正的社会保障体制；（2）享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均等；（3）征收合理的所得税、赠与税、继承税。
社会激励机制
社会激励机制在基本程度上本不足以和前述四种机制相并列，但对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极需要创造性和活力的国家极其重要。茅于轼说过，一个社会如果用错了力，或缺乏干劲，都不可能富强。社会激励机制就是用以刺激人既把握正确方向又保持精神朝气的办法。陈惠湘对激励机制有一形象说明："前面如有一块金子等着拿，后面如有一老虎在追"。市场经济是最好的激励机制，但市场本质是私人性质的，无法包容具有公共性的东西，而且市场本身还需要足够的公共服务来支撑。基础研究、基础教育、公共建设、改良公共权力等公共服务事业，也必须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英国的贵族制，和社会主义诸多"模范"一类，多少起到点这个作用。可惜原来的种种方式带有太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暗箱操作因素，且刺激不够合理。无论如何，一个社会的发展，不能不把对于非私人竞争性质的社会精英的努力充分考虑进去。同时，社会保障体系须以不对消激励机制的作用为限。
但我国目前则连市场机制都难以健全，行政干预和特权规则的结果，是诱导人们把精力、资源更多的从生产性领域转向不公正的分配性领域，拼命当官、腐败，就是其表现。
理论上的操作途径
社会参与机制、社会选择机制、社会监督机制、社会公平机制是维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四大机制。对照现实，不难发现我国缺陷太大，长路漫漫而时不我待，怎样才能让四大机制也在中国落地生跟呢？怎样才能使现实中国早日走出不健康的发展陷井，而迈上规范、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大道呢？其实，从上述对五大基本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它并不是什么高深复杂的理论，简而言之，它不过是对现代宪政社会的机理进行分析而已。健全社会机制落实下来也不过两点，即实行宪政，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从传统的古典帝国型态向现代公民法治社会转型的决定性标志。中华民族为此已经过150多年的几番努力，多种试验，现在已到了出结论的时候了：建设宪政，保障人权，改良文化，再造文明--这不过是现实的需要，历史的必然罢了。想必中央决策者以下，也未始不知其为社会福祉所归，乃不可逆之势。从理论上，我也曾试图站在政府当局的角度，尽量为其考虑操作性、技术性、策略性，拟出一系列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20条政治改革建议：
1、提出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改革纲领，以团结和坚定人心；
2、制定合理的社会评估体系，以正确导引发展；
3、政企分开，保障产权，放开管制，改革不合理之经济制度，落实市场经济，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让民间经济充分发展；
4、逐步放开和鼓励市民社会的发展；
5、改革财税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税制度；
6、放开户籍管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7、从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入手，层层向上推进，实行渐进改革；
8、政务公开，信息公开；
9、落实、健全现代公务员体制；
10、进行合理的行政区划改革，减少行政层次，缩小管理半径，精减机构，建立高效政府；
11、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
12、逐步加强和改革人大、政协职能，向现代两院制过渡；
13、接受主流普适文明，开展公民教育，改良文化习俗；
14、建立健全现代教育体制，实行教育独立，一切政党和宗教不得干扰教育；
15、逐步放开新闻自由，健全社会监督与制约机制；
16、改革司法体制，保证司法独立；
17、建立健全现代立法体制，取消过时法，健全法律体系；
18、实行党政分开，政教分离，结束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型、革命型的传统政党，主动向现代民意型政党转型，并建立政党政治的法治体系。（详见洒家《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
19、军政分开，军队国家化；
20、修改和重制宪法，实行宪政，保障人权。
我认为，从日程看，中国必须在十年内完成社会全面重建、全面转型的基础部分，以上问题中大部应得以解决，其余也应已走上轨道。一切问题的核心说白了是必须主动、稳步、及时平衡地推动民主进程和法治建设，在逐步解决各类积淀问题、逐步使社会步入合理化规范化的发展轨道的同时，并避免出现如南斯拉夫一类让极端势力得呈的失控局面。
我的设想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政府控制着95以上的力量资源，如果不改良，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局面。我在《政党转型与社会转型》中说：执政党如不能实现自我转型，则改良和改革将缺乏足够的空间；改良和改革如缺乏足够的空间，则革命必然不可避免。而革命往往多以非理性精神为主导，以较惨烈的方式进行，伴有大量报复性、破坏性的行为。届时，无论原执政党集团，还是整个社会，都将付出较大的代价。再说，以中国今天脆弱的自然基础和国际环境，中华民族还能再承受得起革命么？我还相信，如果领导人具有正确的见识、足够的责任感、勇气、智慧、魄力、强大的文明精神和道德品质的话，中国是有可能以最小代价实现转型，走出重重困境的。当然，我认为，除素质基础外，优秀的国家领导者必须具备足够的民意基础、权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有力的执政。具体在于把握好八项要点：1、撑握各层面各环节实质问题，全局在手，了然于胸；2、了解民意，并具备民意基础；3、为社会明确健康的主导精神；4、明确合理的目标图景，提出对全民具有号召力的超越性目标；5、组织支撑力量，建立支撑体系；6、制定出可行的发展方略与改革方略；7、预作好各项具体问题的对策准备；8、注意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应变和危机的防范化解工作；9、因应局势变化而不失文明的内在根本精神。
我乐观的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改革决心、改革诚意和改革能力，能主动以最小代价领导人民实现文明转型，能用十年左右时间次第完成坚定的渐进改革，建立现代体制框架，健全社会基本机制，则脆弱的中国可以避免革命无序的恶梦，则中国还有希望有余地有机会解决我们由于自然基础和国际基础决定的、也非常紧迫的客观性困境。谁能给我肯定的答复呢？
现实障碍：利益结构、观念滞后和搭便车心态
历史上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大家都能大体认识清楚，实行起来并不很复杂，行之则普遍受益，违之则相互皆损的理想构划，但想实现却阻力极大，往往难以如愿。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是人性自身三大弱点决定了理想制度的不易建立：
一、人是现实的，每一都在一定的利益格局中，每人都要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出发与社会进行博奕。在缺乏现代相对合理的博奕机制的传统社会（今日中国亦然），人们的种种努力很难转化成建设性和互益性的行为，因而容易进行投机。http://www.yytv.com.cn版权所有
二、人是传统的，每人都在传统的文化土壤里生长。而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认为，阻碍人们进行协商、合作（合作的最大结果就是形成合理的公共制度）的力量是利益，而比利益更大的阻碍力量是人们头脑里陈旧的观念和僵化的思维模式。而人往往一过三十岁后，观念和思维就已定型，很难改变。因此，新人才有新观念，社会进步往往和代际更替相伴随。（大意）
三、建立公共制度最大的敌人和障碍，其实还不是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也不单纯缘于人们观念的阻力，而是公众缺乏责任感的"搭便车"式投机心态--让那些愿闯愿试愿牺牲的少数去干吧，反正合理制度建成了，肯定有我一份；建不成，我也不必冒风险付出代价。在中国这个具有明哲保身传统的土壤上，这种心态尤为普遍而强烈，破坏力极大。
进一步说，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强大的不正当既得利益集团，而现在中国控制社会的中坚力量又是"被毛泽东耽搁和被文革造就的那两代人"，他们的力量加上人们知识的欠缺、观念的落后和普遍的投机心态，足以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
从另一方面说，改革是需要支撑力量的。但中国的支撑力量在哪里呢？官员吗？企业家吗？知识分子吗？工人农民吗？
无疑，每一个阶层里都有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支持改革的力量，但相比起顽固的阻碍集团，他们几乎称不上力量。在当前的体制下，也很难顺利形成力量。
改革：突破的必然和可能
现实格局虽令人难以乐观，但改革的突却是必然的。
其实，现实格局还有另一面：1、入世与国际接轨及国际竞争的压力；2、日益累积而趋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3、人们对现代社会组成、运行的基本知识和观念已在一定程度上扎跟。这些因素虽还不能形成正面的、组织化的力量，却也呈现出日益强大、势不可挡的势头。
从现实看，目前的态势虽不明朗，但某些可能还是显见的：
一、中国大陆不大可能形成类似台湾党外力量发展壮大至足以制衡执政党的地步；
二、但是，地方政府由于处于现实第一线，有很强的制度创新动力，这股力量是不可能被完全压制的；
三、党内青年一代的开明派和务实派，出于各方面的压力和动力，改革动力和改革能力都将逐渐加强。
这种态势决定了下一阶段中国改革产生实质性突破的可能前景。
近代史学大师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发展的特点是"石不转而江自流"。大势如斯，一切俱将因缘变化，保守未必永远保守，弱小更是不会永远弱小。目前时格势禁，各色人等，率多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然而不出数年后，谁能逆料其不会应风而转？
结语：中国亟需健康力量的极积努力
一个不能正视沉重、不能创造性的超越困境的民族，是注定要被淘汰和边缘化的民族。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将在此受到考验。
正视沉重，超越困境，需要强大的精神、意志和智慧。某种意义上的智慧，中华民族是不缺的，甚至是很优秀的、过剩的，但各种素养合成的综合品质，现代的中国人是否具备呢？
全球在看着我们，历史在看着我们。祖先有灵，祖先也在看着我们。
我觉得，目前的回答只有一种可能：每个人都问问自己，是否愿意从力所能及的做起，进行务实、灵活、富有远见和创造性的努力！
为使中华民族真正走出传统的落后状态而步入合理的现代化轨道，实现文明、富强、繁荣、尊严的宏愿，当前亟需中国的健康力量进行积极的努力。离开了健康的力量的自觉奋斗，美好的希望不会自动实现。中华民族先天基础薄弱，这决定了我们只能更多地依赖后天的努力。
什么是健康力量？我认为应具备四个基本素质：
一、要有良知，这是一切之本。真正的良知，必须体现在对社会正义的坚持和维护，对文明精神的不懈追求，对社会公义的责任意识，对弱者的慈济精神，对生命意义价值的重视，对道德底线的自觉固守等方面。
二、要有理性。理性离不开宽容、平和的心态和必要的知识。
三、要有实干精神，否则光有良知和理性，只是座而论道，也不行。中国民族知行合一的传统、经世济民的传统，理应发扬光大。
四、还应能合作、联合。这对擅长内耗的国人具有特别的意义。
前两条是健康的基本保证，后两条是健康力量自觉意识的体现，形成力量的起码前提。
当前中国其实并不缺乏健康力量。中华民族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哪怕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不会完全堕落，民族的良知从未完全泯灭。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都不乏健康的力量，唯其分散且缺乏自觉意识，所起作用积极有限，远远未尽到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
许多人以当前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空间为托辞，却不想所谓空间正是需要健康力量奋斗争取的。我相信，任何时候，都会有相应的空间；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找出最优选择。当前的最优选择，也许就是介于盲动和消极之间的"中间"道路。
就目前形势而言，中国的健康力量至少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努力：
一、探索、传播先进理念和合理对策；
二、提高公民素质，培养健康人才；
三、促进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发展；
四、完善市场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五、从政策技术改良角度推动政府改革；从事具体的文化、社会、经济的改良工作等。社会建设本须依靠实在、具体、细致的工作。
六、呼吁和推动决策者尽快负责、理性的做出实质性改革。
当然，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社会现实在呼唤着民族一代的超越性努力，呼唤着社会性的努力，呼唤着对公益事业的职业性努力。如果我们能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改良层面、思想探索与文化传播层面、政府改革和政治提升层面进行有机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希望就一定会产生，"历史三峡"或将以较少波折而平稳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