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华：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
杨国华：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 WTO是国际法治的典范。1995年1月1日，是国际法历史的分期。从这一天 开始，国际法从过去的‘软法’时期进入‘硬法’时期。”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商务 部条法司前副司长杨国华对本刊记者说。很明显，对一个法律工作者来说，WTO 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WTO的“法治”。当天的采访也始于法律，终于法律。杨国 华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入世所做的法律修改、入世后WTO对中国的法治影响以及中 国在维护WTO“法治权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交谈中，杨国华对 WTO的案例、 重要裁决等信手拈来，“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对这些案例做了生动详细的描述和 剖析。所以，当天的采访不仅是一次采访，对记者来说，也是一次生动的WTO法 的“普法教程”。“变法”时期无阻力 “中国为了入世，为了国内的法律法规和WTO法规相一致。2000年至 2001年期间，中国大规模地修改法律法规。据统计，两年期间，我们大概修改了 22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修改对照两个文件，分别是《WTO协议》和 《中国加入WTO承诺》。”杨国华首先谈到了中国为入世所做的法律准备。
谈到“变法”的具体过程，杨国华举了《知识产权法》修改的例子，即 增加了“司法审查”的内容：专利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可针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决定 向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原有规定中，复审委员会的决定是终局，不可起诉的，与 WTO的法规冲突。“这只是法律层面的修改，行政层面的就更多了。此外，还有 部门规章的修改等。”杨国华说。
据悉，入世前后几年，通过健全法制，在国内基本实施了WTO法。
首先，根据WTO法的要求，清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并制定了《立 法法》(2003年)、《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2年)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2002年)，全面规范我国的法律法规制定程序;其次，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全面 的调整，包括修订《对外贸易法》(2004年)，在原有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基础上分别制定《反倾销条例》(2002 年，2004年修订)和《反补贴条例》(2002 年，2004年修订)等;此外，我国还在入世前后修订与进出口相关法律法规，如《海 关法》(2000 年)、《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2001年)、《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法》 (2002年)等;第四，在贸易有关的投资、服务和知识产权等领域，修订或制定大量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年)、《外资企业法》 (2000年)、《公司法》(2005年)等。而地方性法规等的修订或制定，更是不计其数。
值得一提的是，如此庞大的“变法”，理论上，遇到的难度应该不小。
因为，“变法”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的。不过，杨国华表示，在 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各个部门都积极配合，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修 改相关法律法规，这是我们的国际承诺，也是WTO的要求。”如此纷繁复杂的 “变 法”，进行得如此顺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同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废除和建立，保障了我国法律制度 与WTO规则和入世承诺的一致性，使我国建立起了一个公正、透明且与WTO原 则相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中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 础。
中国法治建设成果重大 为了入世，中国从各个层面的法律和法规的修改数量之多，活动之密 集，使中国法制发生了巨变。这是入世对中国法治带来的直接影响。入世十几年 来，我国将WTO法转化为大量相关国内法，这是中国法制的直接变化。同时， 加入WTO丰富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及法律制度统一实施 机制的建立健全。此外，入世还推动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和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
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更透明，更符合国际惯例，中国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也获得 了提升。
透明度原则影响深远。透明度原则是WTO体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WTO规定‘未经公布的法律不得实施’，这要求所有的相关外贸法规都要公布， 增加了透明度。”杨国华说。
为贯彻透明度原则，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中央和地方 各级政府工作的公开和透明，并取得重大进展。例如，中央政府网站于2006年 1 月1日开通。此外，按照入世承诺，中国政府在商务部设立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 通报资讯局，提供有关中国贸易政策的信息，履行世界贸易组织各个具体协定中 要求的中国贸易政策通报的义务和措施，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合作文告》和商务部网站了解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信息。
杨国华表示，“透明度对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透明度 不仅是WTO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更是法治政府建立的一个标志。建立法治政府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这本身并非WTO使然，但应当承认，加入 WTO对于我国实现这一目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入世对我国司法实践影响巨大。杨国华还表示，入世对我国的法院审 判等司法实践影响巨大。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法官高晓力此前就指出， WTO规则对于国内涉外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影响重大，是中国法院实施涉外 民商事集中管辖、清理司法解释、明确国际条约在国内的正确使用方法、司法公 开、强化文书说理等改革措施的动力源头之一。其次，中国司法实践也对中国在 WTO进行多边谈判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随着中国法院的审判质量的提高，特别是涉外商事审判质量的提高， 无疑创造了很好的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由于法律工作的软实力提高，我国可以 吸引更多的人才，并为良好的国际交往奠定基础。这些都是中国法治实践基于 WTO法律体系对我国司法实践所做出的贡献和推进。
争端解决机制案例是WTO送给中国的礼物。“尽管我们只是在国际经 贸领域做到国际法治，但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国际法 被这么好地实施，国际法从所谓的软法，显示出硬法的迹象。因此，WTO是国 际法治的典范。”杨国华说，法治有两个基本内涵，一是有好的法律，二是法律 得到很好的实施。简言之，法治就是好法得到很好的实施。WTO规则是所有成 员协商一致制定的，是“民主决策”的结果， 其实施效果也很好，大家都认真履 行。如果履行中出现问题，就提交给争端解决机构，并且WTO做出的裁决大家 都认真执行。这就是国际法治。
杨国华表示，这套规则能实施得这么好，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密 不可分。争端解决机制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强制管辖权，另一个是强制执行力。
强制管辖权就是所有的案子，只要有成员提出，WTO都自动受理。强制执行力 是指裁决如果不执行，WTO可以授权其成员实施贸易报复。
“由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与其他成员发生贸易争端，将争端 交由WTO裁决。这种国际纠纷交由第三方解决是国际争端法律解决的典范。这 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机制对中国未来解决相关国际纠纷的启示，意义相当 深远。”杨国华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肯定有加，并且引用中国政法大学资深国际 法教授王传丽的话说：争端解决机制案例是WTO送给中国的礼物。虽然目前那 些高度敏感的政治纠纷现在走不到第三方解决的程度，但是WTO的争端解决案 例为我们积累了经验，培养了人才。与此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通过第三方，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相关国际争议问题 应该是未来国际纠纷的解决之路。
“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国入世深受WTO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入世 后，认真履行了对WTO的承诺，修改法律也在世贸引起了反响。同时，中国积 极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WTO裁决，对WTO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维护了WTO的权威。”杨国华说。
作者：赵丽芳 来源：WTO经济导刊 2015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