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初探
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初探 摘要：通过对部分地区的90后农民工群体的调研，认为 90后农民工已是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一个群体，所以面向90 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问题可以界定为青年过渡问题。在此基 础上，发现目前我国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体系的能力 无法适应90后农民工的要求，并提出了构建面向90后农民工 社会教育体系的建议。关键词：90后农民工；
社会教育体系；
青年过渡 2010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当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 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 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在此之后， 学术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社 会融合问题、心理健康问题、技能培训问题等。我们发现这 些问题或多或少都与农民工的教育相关，社会有义务为这些 劳动者建立起教育支持系统，由于他们基本已经结束了学校 教育，所以这里所说的教育支持系统更多地是指面向农民工 的社会教育体系。因为到目前的农民工以80后、90后青年人 为主体，且社会教育体系能发挥最大效用的人群为90后农民 工（这部分人群年龄上限为25岁，尚未进入或正在进入结婚 生育阶段，有接受足够社会教育的客观条件），我们在2013 －2014年间后走访了农民工输入地（包括上海、江苏的苏州、 常州等地）的农民工、大型用工企业和一些农民社区以及农民工输出地（包括江苏盐城、阜宁等地）的地方政府、职业 院校等机构。调研中的难点在于要确认90后农民工身份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些青年人并不认同 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一方面他们基本没有从事农业的经历， 另一方面多年的宣传造成了人们对农民工身份的误解，所以 在访谈中许多人都忌讳“农民工”字眼；
二是用工单位对其 员工来自城市还是农村并不关心，当我们希望企业帮助挑选 90后农民工中的访谈对象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均表示尽管 他们也会查证员工的户口关系，但并没有将之纳入统计范围， 而只是想以此了解员工来自外地还是本地，这个信息的价值 在于本地员工的留职率明显高于外地员工，而员工是否具有 农民身份对此影响不太大。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大规模的问卷 调查的效度值得怀疑，因此我们主要采用了访谈、观察等方 法对90后农民工的特征、接受社会教育情况进行定性描述， 同时利用学界关于90后农民工的定量研究成果，以期对建设 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可行性等做出客观的分 析。
一、90后农民工问题的实质 （一）90后农民工已不再是“候鸟式”群体 与农民工一词同时出现还有“民工潮”一词，用以指那 些具有农民身份的劳动者进入经济发展地区或城市务工的 热潮，同时也指这些农民工“候鸟式”的迁徙―――一方面 指农民工农闲时进城农忙时回乡，另一方面指他们平时在城市春节时回乡，也指农民工朝向工资收入较高地区的群体性 流动。但“民工潮”的现象在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一方面与所谓的“民工荒”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与80 后、90后农民工的主动选择有关。我们主要调研了三种类型 的90后农民工。第一种是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后来又在城市 就业的农民工。2008年，上海市首先在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 职业学校试行招收在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到2012年，面向 农民工子女的中职校计划招生人数已占到中职学校招生人 数的约50%，且不再对专业做出限定，而由招生学校自主设 置招生专业。尽管这些毕业生在法律上仍然是农业户口，但 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上海，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也在上海完成， 毕业后工作仍然在上海。他们是户口制度意义上的农民工， 但访谈中发现这部分青年对他们非上海人的身份比较敏感。
在2010年一个研究中，人们发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 是“农民”的只有32.3%，比传统农民工低22.5个百分点， 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32.3%，高出传统农民工 10.3个百分点[1]。在我们对生活在城市后来又在城市就业 的青年的调研来看，认为自己仍属于农民的只占到12%，这 些年轻人已无法认同自己的农民工身份了，但同时也难以将 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上海人，存在身份焦虑。但总体来说， 多数受访者表现了积极的人生态度，认为通过个人努力能够 改变现状。我们发现除了上海，北京、天津、江苏等地都不 同程度地开放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就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农民工的比例将越来越大。第二种是在输出地初中或 高中毕业在异地就业的青年农民工。我们走访了苏州、常州 等地一些大型的集中用工企业，发现这些企业中的青年工人 以外地高中毕业生或中职毕业生为主，约占到企业用工总数 的60%以上。从人力资源部门了解到，这些青年工人流失率 很高，每年的流失率约在25%－30%。在与青年农民工的交流 中，了解到离职的员工一般有两个选择，一是到工资更高的 企业或地区寻找工作，二是回到故乡打工或创业。在与这些 90后农民工的交流中我们发现这类青年并没有融入当地社 会的强烈愿望，原因在于他们尽管在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但 其生活范围主要集中在厂区、宿舍或农民工社区，对所在城 市没有归属感。当被问到今后的长远打算时，年龄越大的农 民工越倾向于回到故乡。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王 兴周在2010年的一个研究，他发现农民工回到农村的可能性 一代比一代小，80前农民工中有35%认为自己未来还是会回 到农村去，只有14%的80后农民工选择回到农村，90后农民 工中进一步下降为7%[2]。但王的研究中有四个选项，其中 两个与农民工是否回乡相关：（1）回到农村去；
（2）回家 乡的城镇购房定居。我们的访谈发现90后农民工愿意回到故 乡的比例远远高于王的研究，他们只是不愿意回乡务农而已。
第三种是潜在的农民工。我们在传统的农民输出地江苏北部 一些县市的职业学校也进行了调研。在某县职教中心，有接 近80%的三年级毕业生希望在毕业后到苏南打工（该校约有60%的学生准备参加面向职业学校学生的对口单招和其他中 高职衔接项目，所以就业班的学生总数并不多，其中约有70% 来自乡村）。当被问到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以及未来在 其他城市的生活时，这些学生并不认为自己是“农民工”， 至于未来是否会在外地长期生活，多数学生表示暂未考虑。
以上的情况表明，现在的农民工，特别是90后农民工，早已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候鸟式”群体，他们已是一个非常多元 的群体，有的急切希望融入当地社会，有的则希望回乡创业 或打工，有的则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安于“候鸟”状态。这 些现象给我们的启示是：没有必要为这个群体预先设计市民 化或社会融合的假设，他们并不需要其他人为他们设定发展 道路。如果社会教育机制能够向他们提供多元的教育机会， 也许会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二）90后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青年过渡问题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为90后农民工安上“农民”的标签 已经毫无意义。这个群体尽管在制度上仍然有农民身份，但 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未来的职业发展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已 基本与农村、农业没有了关系，他们身上更多体现了90后青 年人的共性，而非90后农民的特性。但同时，必须承认他们 是一种迁移劳动力（migrantlabor），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融 入当地社会，是一种相对边缘化的人群。而且在一些用工集 中的工业区、大型企业，这些青年大量集聚，容易形成具有 明显特征的青年亚文化，所以这个青年群体的成长应该引起社会的特别注意。西方一些学者把这个青年群体的成长用 “青年过渡”（youthtransition）来进行概括，他们认为 一部分青年，如迁移青年劳动力、残疾青年等，在从青少年 向成人过渡的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麻烦与障碍，并非所 有人都能够自动越过这些障碍，他们中的许多人需要外界的 帮助。所谓的青年过渡就是外界为帮助青少年顺利成长为成 人而采取的中学后教育、职业生涯指导、健康协助、资金支 持等措施，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大致是指16－25岁这一阶段， 与我们所讨论的90后农民工的年龄阶段大致重合[3-4]。早 在十九世纪，就有德国学者提出“社会教育就是青年帮助”， 还将青年帮助分为教育帮助、职业帮助和文化帮助三个方面 [5]。这也说明西方国家所谓的“青年过渡”在一定程度上 与我们将要讨论的90后农民工社会教育体系有所重合。既然 西方国家的青年过渡与我国的社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同义， 那为什么在此还要引进这一概念呢？是因为美国人在使这 一概念落地时有些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根据青年过渡理论， 青年过渡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多个部门参与的过程，包括社区、 教育部门、就业部门、医疗部门等。具体的工作包括向需要 帮助的青年提供教育机会、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和就业的机 会等，在程序上则需要为需要帮助的青年建立精确的信息库、 开展跨部门合作提供各种所需要帮助、对所提供的帮助的效 果进行合理评估等。为此，美国等国建立起了一整套青年过 渡支持系统。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联邦过渡伙伴”（FederalPartnersinTransition）的工作小组，定期召开 包括教育部、劳动工部、交通部、卫生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
“联邦过渡伙伴”如此表述它的观点：“联邦过渡伙伴”认 为没有哪一个单一的体系或机构专门负责为年轻人提供必 要支持，因为年轻人从教室过渡到工作场所，所以他们通常 同时需要不同机构的帮助。美国人的观点对我们的启示是：
中国的“90后农民工”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边缘化的人群， 他们也需要跨部门、跨机构的帮助，从而可以使他们更容易 地融入成人世界。
二、我国的社会教育与社会教育体系 （一）我国社会教育的发展 王雷总结了我国近代以来社会教育发展的历程。他认为 从1895年到1912年，我国的社会教育以面向“愚民”的识字 教育为主要特征，尚未进入制度化阶段；
而从1912年开始， 民国政策即通电各省筹办社会教育，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通过 了一系列的社会教育规程。渐渐平民教育理念兴起，晏阳初、 黄炎培、梁漱溟等人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各种以社会入主的教 育实验。“和民国前后简易识字教育及通俗教育主要由政府 推动为主导相比，平民教育的实践与实验主要是在教育团体 和教育家的组织推动下开展起来的”[5]，可以看到，在解 放前我国社会教育的主体也逐渐走向多元，与西方本世纪的 “青年过渡”的理念基本相同。而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社 会教育则更多地表现为工农教育或民众教育，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一体化。这种做法有着深深的马克思教育思想 的烙印，马克思就曾设想过用社会教育取代家庭教育。建国 后，社会教育获得了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平等的地位，共 青团等组织成为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主体，博物馆等一大批 社会教育场所也建立起来。目前，政府及政府组织仍然掌握 着大量的社会教育资源，但一些社会组织正在进入这一领域。
张岷等人就发现社会组织对社会教育的参与正在增加，除了 传统的少年宫等组织外，一些民间的非营利机构如民办的青 少年发展中心等也参加到社会教育中，一些企业如上市公司、 律师事务所等也积极参加到相关活动中。社会力量的参与正 在逐渐使社会教育名副其实。职教论坛/2015.36 （二）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及在面向90后农民时的不足 依据教育主体的不同，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主要由三种 类型教育构成：机构教育、社区教育和传媒教育。机构教育， 即由青少年宫、工人文化宫、博物馆、科技馆、图书馆等社 会教育机构开展的社会教育。社区教育即是以社区为场域和 平台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传媒教育即是由大众传播媒体开 展的社会教育[7]。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以上三类教育在面 向90后农民工时均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承担社会教育职能 的机构一般不会主动面向90后农民工开展相关活动。在苏州 一家企业，当被问到是否去过苏州博物馆时，多数90后农民 工表示从未想过要去博物馆，只有少数人表示曾去过，但也 只是陪朋友或家人旅游时“顺便逛逛”，进去了也没看懂。其次，社区的社会教育能力有限，无法提供高品质和足够数 量的社会教育。在常州的某农民工社区，90后农民工在被问 到是否知道举办过文化娱乐、市民讲堂等社会教育活动时， 许多人表示知道会参加，但普遍表示这些活动远没有电视和 网上的质量高，不是太感兴趣。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有些 社区积极地送文化到农民工社区或企业，某社区就与企业合 作开展过系列讲座，但由于社区的能力所限，这些活动难以 形成系统的教育效果。最后，在被问到业余时间安排时，多 数90后农民工表示时间主要被用来上网，其中网络聊天与在 网上看电视剧成为主要休闲方式，喜欢读书的农民工也基本 放弃了纸质书的阅读，而主要采用电子阅读的方式，所读内 容也以流行小说或更加快餐化的短文、段子为主。以上情况 说明我国社会教育体系难以适应面向90后农民的社会教 育：首先，现有社会教育体系的动力机制存在明显不足，许 多机构或组织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由于激励不足或管理不良， 许多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仍处于等人上门的状态，不愿意 或难以走进与企业或农民工社区，造成这些机构的社会使用 率不高，也使许多企业、农民工社区处于文化沙漠的状态。
其次，现有社会教育体系的内部衔接机制不健全，无法形成 对90后农民工的有效教育。由于许多社会教育机构隶属不同 部门，机构之间很少存在职能或业务上的交叉，所以本应系 统化的社会教育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以碎片化的状态存在。最 后，现在的社会教育形式已远远落后于90后农民工的需求。与上几代农民工不同，90后农民工已可以算是“网络时代的 原著民”，手机与网络成为他们主要的交流与学习工具。他 们在网络获得了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他们的吸引力往往 大于社会教育机构所能提供的社会教育。
三、构建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体系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应该重构我国的社会教育体系， 其中应重点突出面向90后农民工的服务功能。
（一）建立跨部门的社会教育决策、管理、协调 机构，重点开展面向90后农民工的相关工作在我国，教 育部门的社会教育一般由各地的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管理 机构管理，对青少年的社会教育主要由共青团等机构主管， 对失范少年的社会矫正则由司法系统、教育系统等参与，但 这些机构缺乏足够的跨部门决策、管理、协调能力。而社会 教育又是一个跨部门事务，所以最好成立一个跨部门的机构 或相关机制，至少起到协调相关活动的作用。在这个机构的 职能中，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应该成为一个重点内容，因 为这项工作的难度、广度要远远大于青少年和其他成年人的 教育。
（二）建立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企业社会教育责 任制度 在公众企业中建立社会责任制度已是经济界通行的做 法，上市公司的年报中都要呈现相关内容。许多公司也积极 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中去。既然社会教育是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并列的三大教育之一，可以模仿企业的社 会责任制度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中型企业中建立社会 教育责任制度，并由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相应的社会教育责任 报告，促使这些公共组织和公众企业参与到社会教育事务中 来。
（三）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 教育 90后农民工不愿意参与社会教育的一个理由是现在的 社会教育形式的品质不高，这说明90后农民工对社会教育活 动的专业化有着较高的要求，这就要求社会教育机构不断更 新教育形式与内容，但这对现在的许多教育机构而言显然难 以做到。所以建议政府部门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更多的社会组 织参与到面向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活动中来。这些组织可 以是与文化相关的教育、文化机构，可以是与社会生活相关 的法律、医学等机构，也可以是与职业生涯发展相关的职业 培训机构，甚至可以是与休闲相关的社会其他机构。专业的 机构提供的专业社会教育服务有可能吸引90后农民工主动 接受社会教育。
（四）采用购买服务等方式激励相关机构开展有效社会 教育 在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教育服务供给时应同时建立 激励机制，采用政府项目外包或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所有参 与社会教育的组织采取“国民待遇”，对各组织提供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在这方面尤其应重视对面向90后农民工的 社会教育服务购买或补贴，因为与青少年的社会教育相比， 这类社会教育活动以及周边或延伸服务赢利的可能性更小， 非公共的社会组织参与的意愿更小，只有通过政府的激励杠 杆才能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
（五）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开发系列数字化社会教育 资源 目前90后农民工接受社会教育的主要方式是网络和手 机，社会教育部门应根据这一情况积极参与到数字化社会教 育资源的建设中来。一方面要采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引领正确 的舆论方向，另一方面要根据90后农民工的网络使用风格与 特点开发他们喜闻乐见的资源，考虑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 的90后农民工可能存在不同的亚文化，所以数字资源的开发 应多采用市场化方式，而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
（六）开展多部门联动建立跨部门的农民工数据库 在农民工群体规模不再无限制扩大的情况下是否还有 必要建立全国性的农民工数据库？正如前面所说，对所谓的 “90后农民工”的社会教育实际是一个青年过渡的过程，因 此从帮助青年发展的角度也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跨部门 的数据库，使教育部门、劳动部门以及相关部门的数据进行 联动，从而能够对需要帮助的90后农民工进行精确定位，提 高社会教育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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