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有关各行各业面临机遇与挑战的议论越来越多。“入世”后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何去何从就是热门话题之一。对此，专家学者们往往从劳动力优势还能存在多久，还该不该加以发挥等方面进行讨论。但在实业界，从来就没有要不要发挥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充分地加以发挥的问题，这从一些企业或地区动辄要建某某产品“世界制造中心”的规划和行动中可见一斑。
最近，经济日报记者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有关专家一道，深入到“中国制造”牌打得很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了许多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加快发展制造业的几个动人事例。作为一种尝试，每篇由案例和札记两部分组成，敬请垂注。
案例：“格兰仕”扩张
七八年前还是生产“鸡毛掸子”及羽绒制品的广东格兰仕企业集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拥有1500万台的生产能力，占全球市场近30％、中国市场近70％的份额。去年微波炉出口1.38亿美元，名列全国家电企业出口第二。其扩张增长之快令人惊叹。
格兰仕以善打价格战扬名，在家电业有“价格杀手”之称。在海外市场上，格兰仕不断挑战“日本造”、“韩国造”，被人称为“中国狼”。格兰仕副总经理俞尧昌则称，这些绰号大都是竞争对手送的，其实格兰仕最应该得的是家电业“神奇的厨师”的美称，而格兰仕的发展模式就是家电“美食城模式”：吸引海外大公司将最好的生产线搬到格兰仕，构建“全球制造车间”的平台，实现大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以低成本和高速度，形成横扫千军，全盘通吃之势。以格兰仕自家特色的“美食城”对当年把家电作得像价廉物美的“自来水”的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家电美食城”是如何运作的？俞尧昌举了一个例子：本来格兰仕没有微波炉的变压器生产线，但格兰仕有质优价廉的生产能力。于是，格兰仕在认清了自己的目标和底线以及对方的目标和底线后，充分运用成本优势“无中生有”：原来日本变压器价格是20多美元，美国企业的成本是30多美元。格兰仕就与美国公司谈判：你把最先进的生产线搬到我那儿，我帮你生产，以每台8美元的成本价向你供货，不过设备的使用权归我，在保证你的需求之后，其余时间任由我支配。于是美国人把生产线搬到了格兰仕。由于中国的人力和土地成本比日本低得多，此举很快压得日本企业痛苦不堪，变压器成了日本人的“鸡肋”。格兰仕又找日本企业来谈：我出5美元，你把变压器交给我做，于是日本企业也把生产线搬了过来。格兰仕把这一“无中生有”的计谋反复克隆在微波炉其他零部件乃至整机之上，再克隆到空调、小家电上，从而将昔日的竞争对手的防御链条各个击破，自己的刀锋却在“交易”中磨砺得更为锋利。
格兰仕创业者们当初并不是先知先觉的“神算子”，也不是学完经济学，掌握了产业分工理论再来做企业的大学者，他们可以说是凭着一种朴素的市场直觉，摸着石头过河的“旱鸭子”。格兰仕摸到的这块“过河石”就是“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分工过程中，紧紧抓住中国三大比较优势：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优势，以及广东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三是顺德得天独厚的家电产业配套优势，迅速做大做强做深做足。
美国企业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在广泛研究不同的企业成败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三种通用战略：一是成本领先；二是差别化；三是集中于一点。这三种战略在企业家的武器库中都属“常规兵器”，并不特别神秘，然而能把这三种“常规兵器”练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无敌天下的中国企业的却并不多，格兰仕却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领会了这三种看似简单的战略，并加以灵活运用：当别的企业都在拚命搞多元化时，格兰仕集中于一点只做微波炉；当别的企业不惜一切代价做品牌建网络时，格兰仕放弃两头，只做制造，做大做强；当别的企业又是上市又是“迁都”，忙得不亦乐乎之时，格兰仕稳如泰山，不上市不迁都，并搬来海外生产线，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制造能力。格兰仕的厚积薄发，异军突起，靠的就是稳健和简单。
格兰仕副总俞尧昌认为，像微波炉这样的家电制造业，欧美企业和日、韩企业在劳动力制造成本上很难和中国企业竞争：在欧美家电企业中，员工的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一周工作4―5天，每天工作6小时；而在格兰仕员工平均年龄30岁以下，每天实行三班制，24小时开工，同样一条生产线，到了格兰仕就等于欧美企业的6―7条生产线；此外，双方的工资水平、土地使用成本、水电费、劳动生产率等都不可同日而语，相形之下，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中，格兰仕的制造成本优势脱颖而出。这样通过高级的OEM，即原始设备制造商生产，为跨国公司打工做“贴牌”，格兰仕不仅拿到“洋枪洋炮”武装了自己，还通过OEM生产巧妙地避开了反倾销、反垄断的嫌疑，甩掉了市场风险和固定资产投资的风险，不花钱或是花小
钱就收购了别人的资产，并获得了别人现成的市场，锁定了自己的利润空间。经济学家盛洪认为，这是一种比在股市上圈钱还高明的扩张方式，这就是格兰仕的核心竞争力，一种在教课书中看不见的MBA案例。
格兰仕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异军突起，前后抓住了三次“转折点”：
第一次是1996年，格兰仕在规模达到一定优势后，首次扯起降价大旗，将其主流机型价格大幅度下调40％以上，一下子打乱了洋品牌的封杀战略。打败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惠而浦―蚬华”。从此，格兰仕将降价的“尖刀战术”放大为“尖刀战略”：随着规模的每上一个台阶，就发动新一轮的降价，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一方面挤垮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抬高行业壁垒，摧毁对手的信心。
第二次是1998年，利用东南亚金融风暴，打败韩国企业，获得了微波炉全球第一的“单打冠军”。当时，韩国的微波炉厂商，为了能顺利渡过危机，在海外市场不计成本纷纷低价抛售积压产品套现，对欧美微波炉企业造成极大的冲击，欧美各国对韩国微波炉进行反倾销起诉，给格兰仕送来商机。格兰仕集中全部力量迅速抢占市场，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迅速弥补了韩国企业留下的市场空档，仅仅2个月的时间，一举拿下了欧美10％的市场份额，同时使格兰仕的名字开始为世界所认知，成为格兰仕走向全球的一个里程碑。
第三次是1999年，格兰仕通过“拿来主义”，与欧、美、日、韩等家电强国的跨国公司合作，将其生产环节搬到格兰仕，建成了年产量达1200万台的超大规模微波炉生产基地，充分利用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优势，整合自己的资源，达到低成本、规模化经营。同时，在日本买断微波炉的磁控管生产线，在美国建立微波炉研究中心，实现了从“大”到“强”的跨越，制服了日本人。日本一家大公司原在美国设厂生产微波炉，成本是800元。格兰仕与之谈判：“同样的微波炉，我们给你做只要400元。”日本人听后，不再自己生产微波炉，而将全套的技术和设备搬到了格兰仕。不久前，《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了题为《震撼世界的“中国制造”》的报道：“如果不降低成本，松下的名字很可能从中国的微波炉市场上消失。尽管松下的微波炉产量达到190万台，但比中国最大型微波炉厂家要逊色，与设在中国广东顺德的格兰仕集团相比，松下的规模只是它的1／8。”无独有偶，韩国的《贸易日报》也报道：中国微波炉巨头格兰仕在欧洲市场正以“破竹之势”迅速扩大市场份额，对韩国三星、LG等微波炉企业构成了相当大的冲击，格兰仕在欧洲市场已经占领了30％以上的份额并呈逐步扩张的趋势。
国内媒体曾经热炒过一个很流行的词“可怕的顺德人”，顺德人到底可怕在哪里？从格兰仕迅速做强做大的背后来看，格兰仕可怕的背后是其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扩张能力，好像是孙悟空手中的“金箍棒”，变化无穷，能伸能屈：伸能打到海外，挑战“日本狼”、“韩国虎”；屈能绕指穿针，化敌为友，与外国联合共同打造“全球制造中心”。格兰仕这种快速应变能力和扩张能力，让人想起做面食的“酵母”，只要投入一点点，就可以快速做成一个“大蛋糕”。
格兰仕的老板梁庆德认为，“我们只有对得起消费者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才有可能对得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和集体的成果。薄利多销、货真价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我们没有能力使人们富裕起来，但要竭尽全力使广大消费者辛勤的劳动成果更富有价值。”格兰仕以两头小（品牌小、网络小）中间大（制造大）的橄榄型迎战跨国公司的两头大（品牌大、网络大）中间小（制造小）哑铃型，是由中国制造业目前的优势和劣势相互作用决定的。在科技及受教育水平等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决定了中国在生产制造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发展空间。
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竞争的生命线就是成本―――谁能把成本降得最低，谁就有竞争力。制造业的工序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价值链，从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库存、营销和运输等环节，缺一不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价值环节都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而中国目前无疑在生产环节上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所以“中国制造”迅速取代“日美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并非是遥远的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也许就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第一块跳板。
案例小镇休闲装
下个月，国际休闲服装界的目光，将会再次聚焦中国广东的中山市的一个小镇，2001年中山国际服装博览会暨第二届中国休闲服装博览会将在这里举办。当休闲服风靡世界之时，人们发现，中国是国际休闲服装的主要生产国之一。而细觅根源，更是发出这样的惊叹：引导中国休闲服装新潮流的并非是哪个大都市，而是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服装名镇―――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
中国服装协会的权威人士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评价：休闲服装看沙溪。国内著名的休闲服品牌，大部分来自沙溪。目前沙溪拥有马克?张、鳄鱼恤、马克?华菲、汉弗莱、剑龙、圣玛田等60多个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休闲服装品牌；世界十大华裔服装设计师中，就有张肇达、刘家强、赵彦伦等三位俊杰出自沙溪；目前，沙溪拥有制衣企业500多家，各类制衣布料、配料生产、销售厂商300多家，形成以织造、印染到制衣生产、销售相配套的一体化行业体系。2000年沙溪纺织服装销售总额超过40亿元。沙溪已成为中国新崛起最大的休闲服生产基地。
沙溪镇镇长胡永康对记者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的服装加工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抓住机遇，使我国的服装产量和出口量在1994年跃居世界第一。据专家预测，到2004年世界服装贸易额将上升到11970亿美元，其中休闲服装可达8250亿美元。正是敏锐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使沙溪作出了全力开拓休闲服装市场的重大决策。2000年10月，由中国服装协会、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领衔主办的第一届国际休闲服装节在沙溪举行。此风一开，追随者众，一时间风起云涌，蔚为壮观。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东“珠三角”一向以创造性地发展经济而著称。迈入新世纪，以“一镇一品”为产业特色的一大批专业镇的崛起，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有专家指出，像沙溪这样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镇的崛起，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在中国的反映。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更是以“蔟群经济”改写世界经济版图为结论，深刻阐述了充满区域色彩的“蔟群经济”在互联网时代的生命力。沙溪，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度聚集的“亮点”之一。
何谓专业镇？何谓“一镇一品”？这次记者遍访曾号称广东“四小虎”的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四市，途经十几个城镇，所到之处无不为“珠三角”敢为人先的创造力所折服：
顺德市容桂镇，家电制造业早已名扬海内外，境内遍布着格兰仕、科龙、华宝等著名品牌；东莞市黄江镇，以工业园为基地进行“设园招商”，其中最大的裕元工业园，占地3300亩，计划到2003年，达到年产1000万台电脑成品的制造能力。像黄江这样的电子信息产品专业镇在东莞地区比比皆是；中山市古镇镇，是以灯饰业为龙头迅速发展起来的工业城镇，镇中心的十里长街，数百家灯饰展厅首尾相连，每天十至数十个灯饰新款从这里走向全国，一个小镇竟有近千家灯饰制造厂及配套企业；中山市小榄镇，形成以五金制造为主导的产业群，五金制品及相关制造企业2000多家，占全镇企业的67％。
“珠三角”的专业镇不但专，而且强。
一组简单的数字就能说明：东莞生产的电脑主板、扫描仪、显像管、微型马达等，已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15％到40％，难怪IBM亚洲区副总裁说，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会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古镇灯饰业销售额占全国50％以上；沙溪去年纺织服装销售总额就超过40亿元，每天服装厂送出的边角碎料高达100吨……而来自广东省的统计表明，去年，全省1556个市辖镇中，经济规模20亿元的有125个，超过30亿元的59个，还有不少城镇的经济规模达到百亿元以上。
记者与社科院工经所的专家一起往返于“珠三角”的大小城镇，这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珠三角的小城镇可谓各具特色，有的规划精心，园林绿化良好，恬然安静宛如公园景区；有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好似繁华闹市；更有工厂成群，彻夜灯火辉煌，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而改革开放前，这里和国内所有的乡村没有两样。同行的李博士、史博士都曾留学美国，他们不禁由衷感叹：“美国的小城镇也不过如此，有的还不如这里，如果全国都达到这个水平，那该是怎样的情景？”
博士们的话不禁让记者想起在今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的一幕：来自苏南的农民女企业家钱月宝提出了她的忧虑。她说，10年前10位农民种地的产出，现在一个农民就能达到，这样一来，其余九个从田地里退出的农民要转到别的行业去才能创造新的利润，而让大多数农民挤进大城市是不可能的，只有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而当前发展小城镇又面临着太多不易解决的难题……
人大代表的忧虑正是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的问题。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的论断；在城市化发展上，不再强调控制，而是走上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综观我国国情，特别是即将加入WTO所面临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城市化进程转移吸收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就业，是新世纪全世界瞩目中国的大事。专家指出，农村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前奏，对于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农村城镇化是对农村现有配置格局进行优化，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主要载体。专家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城市数量突破1000个，到那时将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里―――这是亿万中国人的世纪蓝图，但遥望前路，却感艰难曲折。
城市化最怕“空城计”。建起一座城容易，但城市没有经济基础和产业依托，让农民进城干什么？这些农民普遍文化教育水平低怎么办？缺乏足够的合适就业机会，没有教育、医疗等福利待遇，这又怎么办？
“珠三角”正在破解这些难题。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里凡是发展势头强劲的城镇无不拥有一种或几种主导产品，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而专业镇中，家电、IT产品组装、纺织、服装、玩具、家具、五金等类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又占镇级经济中的七成以上，有用工量大，技术门槛较低的特点。一大批经过多年摸爬滚打，具有了较强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以城镇为生产基地，将市场网络延伸到省外乃至国外。这些企业和市场，通过拉长产业链和扩大规模，在带动了千家万户增收，增强地区经济实力的同时，还安顿了周边进城农民就业，并吸纳了大量外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将他们由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从所谓农村“泥腿”变成城市“蓝领”。
“珠三角”的城镇一般拥有几万到十几万本地人口，但又有一倍甚至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外来打工者。记者粗略记下了几个数字：中山市古镇镇常住人口6.5万，而外来员工6.5万多人；中山市沙溪镇常住人口6万，外来打工者9万，其中一个村级社区，只有98个本地人口，而外来打工者却有600多人……由于外来务工人员具有流动性较强的特点，记者一直没有得到珠三角地区外来人口的准确数字，但有关部门的保守统计显示，仅东莞、南海、顺德、中山四地，外来打工人员就有600多万。而一个实实在在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仅东莞一地，外省市区劳工每年经邮政汇出款就超过100亿元！
珠三角的城市化可谓水到渠成，由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广东省内人口地域分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位于珠三角地区的八个城市人口占全省比重三成多一点，而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这个比重已高达44.4％。八市的总人口绝对数增加了1818万人。这依赖于珠三角迅速壮大的经济实力，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撑起了珠三角城镇的脊梁。“千万民工闹珠江”，珠三角正成为一块人口流入的“洼地”和培养产业工人的大学校。
目前，珠三角的许多城镇在经历了一段高速膨胀式发展后，开始考虑向更高层次迈进。就在上个月，中山市党政领导专门就如何更好推进城市化开了多次座谈会，最后基本达成了走中心城镇与小城镇建设齐头并进，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展双管齐下，以中心城区为核心，以小城镇为纽带，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共识。现任顺德市容桂镇镇委书记邓伟根是当年有名的中国首位“博士镇官”，这位经济学博士最近的研究课题是如何在去年容桂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90多亿元的基础上，将容桂的功能定位在顺德的城市中心和经济中心上。在他的构想中，目前还是县级市的顺德，不久必将成为一个在珠三角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心大城市。
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制造业在珠三角所扮演的角色还远远不止于此。有了强大经济支撑的东莞市，如今正在尝试推动一件可能被载入中国城市化里程碑的大事。今年初，该市决定由市财政拨款10亿元作为启动基金，建立全国首个地级市覆盖全社会的农村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2001年起，该市所有20至60岁的男性农民、20至55岁的女性农民，将全部进入“社会养老保险安全网”。这意味着，从来也没有交纳过养老保险积蓄的东莞农民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不是一个我国在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伟大进程中带有全局意义的实践？历史将会作出回答。
案例：做大指甲钳
在中山市小榄镇，流传着一个“非常小器”的故事：1998年5月的一天，聚龙集团老板梁伯强从报上看到一篇《话说指甲钳》的短文，从中得知，199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曾以指甲钳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梁伯强立刻敏锐地意识到：国家总理每天思考的是国家大事，但小小的指甲钳能在总理心中挥之不去，可见这决非小事，这里有市场的空白点，也是企业发展的机遇。当下率领企业主要领导到国内20多家指甲钳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对国内市场进行调查，走访了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指甲钳生产国，在经专家反复论证后，决定投资1000万元做指甲钳。在研究借鉴国外生产工艺的基础上改进传统工艺，尤其是对刃口进行技术创新，将传统的挤压型改为剪切型，从而提高了锋利度。经过11个月攻关，命名为“圣雅伦”的新一代指甲钳问世了。经国家日用金属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严格检验，各项指标均达到或超过称霸国际指甲钳市场的韩国产品，而“圣雅伦”的价格仅是韩国的60％。目前“圣雅伦”指甲钳品种达200多种，销售额已达到4000万元，热销东南亚和欧美市场。2000年2月，中国五金协会授予“圣雅伦”中国指甲钳行业第一品牌的称号。
把小小指甲钳作出一个大市场，仅仅是珠三角的“非常小事”。今天人们到家电、服装市场上看看，就会发现许多商品生产地都是珠三角。当然，珠三角人的眼光并不限于国内市场。
几年前，就有人曾感叹：惠而浦走了是新闻，飞利浦来了也是新闻；为什么只有中国制造总是默默无闻？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次，记者一行在珠江三角洲的家电、IT、服装、小五金等制造企业采访发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一个个中国制造业的“小龙”、“小虎”正在崛起。以顺德为例，据容桂镇党委书记、经济学博士邓伟根提供的数据，2000年顺德全市共生产冰箱241万台，空调器247万台，电风扇2872万台，电饭锅883万台，抽油烟机28万台，洗衣机46万台，微波炉847万台。顺德目前已经集中了中国家电总产值的15％。在这片面积狭小的土地上拥挤着科龙、格兰仕、美的、康宝、万家乐、万和等全国乃至世界著名家电企业。现在，无论在美国或欧洲、南美或中东，人们在当地市场很容易找到来自珠三角制造的各类商品：从手表到服装、从剃须刀到运动鞋，从玩具到彩电，无一例外都打上了“中国烙印”。这些印着“madein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像一个个活生生的广告，传播着中国经济日益升腾的信息。让人感到“中国制造”不再是一个地摊货的概念，而是全球化浪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制造”让人深切感受到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
对“中国制造”，虎门镇镇长钟淦泉有一个“象棋理论”：在国际象棋赛中，小卒一旦拱到对方底线，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后”或变成纵横驰骋的“象”。
全球经济一盘棋中，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明确分工，你做上游，我做下游，合起来就是“一体化”。虽然中国目前做的是加工制造，扮演的是“小卒”角色，但是一旦中国的“小卒”通过加工制造过了河，就会变成纵横驰骋的“中国大象”，势不可挡。虎门经济的发展就是这盘棋的缩影：国内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就是在虎门，最早是做手套，后来做服装，如今企业虽然早已解体，但厂里的许多人出来自己办厂做老板了。如今，中国服装界有一句流行的话：“男装看温州，女装看虎门。”该镇从培育、扶持服装品牌入手，把人们常说的“夕阳产业”做成了“日不落产业”。
但制造毕竟是整个产业链条中较为低端的环节，“技术在外，资本在外，市场在外，只有生产在内”，这种橄榄型大规模生产模式是否经得起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制造业的红旗能扛多久？邓伟根认为，再扛10年20年也没有问题。从全球来看，制造业大都集中在东南亚一带，“亚洲四小龙”起飞靠的就是制造业，珠三角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接受产业转移较早，体制、观念都比较到位。顺德过去的成功在于扬长避短，未来的希望在于因势利导。目前，顺德的企业一方面继续将制造业做大，紧紧咬住全球产业链的“生产制造”不放松，从全球竞争走向双赢竞合；另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在“进修”中实现升级。
高附加值的产品，人人想做，不一定成功怎么办？对此，格兰仕副总俞尧昌有一个“蚂蚁理论”：做什么不重要，关键是要能认清自己，做自己最擅长的那一块，把它做精做足，做大做强，蚂蚁腿虽小，也是肉。一只蚂蚁谈不上什么力量，但100万只蚂蚁组成的军团却可以横扫亚马逊热带雨林，所向无敌。格兰仕的奋斗目标就是要通过中国的“蚂蚁军团”，打造全球家电业的“锋芒舰队”。虽然我们目前是为别人做“嫁衣”，但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制造业的工序是一条环环相扣的价值链，从研发、采购、生产、库存、营销和运输等环节，缺一不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价值链环节都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而中国无疑在生产环节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所以“中国制造”将迅速取代“日韩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当年，日本与韩国也是靠引进欧美发达技术起步的，但他们非常注意对核心技术的学习和创新，并研发出功能更全、更适用的产品。现在，产业转移的“球”传到中国手里，我们就充分利用“以市场换技术”的有利时机，把技术学到手，但不能满足于“麻雀吃食”掏点吃点，而要有鲲鹏气势，击水三千，扶摇直上。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制造”才能从成本优势―技术优势―速度优势―产业链整体优势，一步步由“麻雀”变成“凤凰”，领飞世界。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第一块跳板。
“中国制造”的流行，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差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经济依存度越来越高。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我们同时要在高技术领域下功夫，不断加大高附加值产品的分量。这个过程在世界其他国家曾屡试不爽。19世纪，英国是主宰全球贸易的“世界工厂”。那时英国制造的商品因质量上乘而畅销全球。而19世纪后期经济刚刚起步的德国商品，像丑小鸭一样受到人们的嘲笑。当时，“德国制造”是质量不高的初级产品的代名词。然而，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德国制造”今天已是全球一流产品的代名词。可见，只要中国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制造”未来也完全可以成为高档商品的代表。
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后该国产业的对外开放和转型时指出，“韩国的每一个村庄都必须准备好与全世界竞争。”同理，“入世”对珠三角的制造业乃至中国的企业来说，全球化设置了一支无情的标尺，那就是国际竞争力。任何达不到这一标尺刻度的产业、企业和企业经营者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命运，而达到或超过这一尺度的“选手”将不仅能够活下来，而且会活得更好。
案例：南海信息潮
在位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南海市，这里的人已记不清他们的书记和市长是在哪一年的哪次会议上不再使用纸稿，而是潇洒地打开笔记本电脑，一边讲话，一边在他背后的大屏幕上作图文演示了。南海人更关心自己的电脑使用水平，因为这里的民间传开了一种说法：不会上网也算是文盲。在南海的几座重点学校里，老师们也是拎着“笔记本”讲课，当讲到《荷塘月色》时，电脑屏幕上演示着与文中相应的美景……
即使是来自北京、上海的“大城市”人，也不禁为这里的信息化水平之高而惊叹：全市绝大部分政府部门建立了规范、先进的网上运作体系，电子政府的框架已搭就；80％的村委会实现了农村管理信息化，电子社区在一些地方已经成型；电子学校、电子医院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众多制造企业的电子商务搞得红红火火。全市7万多家企业中，拥有自己的网页或网站的企业近万家，去年网上交易额10亿元以上的网站就有好几个。通过局域网相连进行现代化管理的企业有5000多家，厂内铺设光纤，并将所有运作环节整合起来用计算机管理的有100多家。
从1995年的“电话市”起步，1998年南海打出建设信息市的大旗，到现在南海的信息化综合指数已接近广东省确定的现代化准值，该市电信光纤接入网连接全市252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通光纤，户户可上网，形成了宽带、高速、开放、互联的与世界同步的网络环境。良好的环境和灵活的机制引来了大批国内外高新技术和人才，中望公司的信息产业园、新太集团的软件园等的成功引进，奠定了南海信息化建设的强大技术后盾。按照规划设想，2010年南海将真正实现“信息市”目标。
不了解南海的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一个县级市做上述事情的热情从何而来。在外人的印象里，他们除了富得流油――――去年国民生产总值338.56亿元，人均存款额全国第一，就是“土”得掉渣――――搞企业的多是一帮洗脚上田的农民，从事的也多是靠敲敲打打或加工组装、很少技术含量的传统制造业。但南海人这回就是让外人吃了一惊。
其实早在1995年，南海的书记、市长开始大谈信息化时，这里的企业家们也是摸不着头脑。但和所有的“珠三角”
人一样，他们的脑袋绝不僵化。渐渐地他们听懂了领导的意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综合实力在全国同级城市中名列前茅，应该说已处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阶段，但也要看到，南海7万多家企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占了90％，包括家电、纺织、铝型材、小五金、玩具等等。这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一般技术起点低，即使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核心技术也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们起初凭借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攫取到“第一桶金”，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这类制造业产品附加值越来越低的问题日渐突出。必须寻找新出路，这是包括南海企业在内的珠三角制造业早就开始思考的问题。
南海市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南海市长陈仲元的一个小学同学是个当地开五金厂的企业家，开始对市里搞信息化并不感兴趣，当他读大学的儿子为自己的工厂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触摸屏，让经常怀疑被克扣了工资的工人们能一目了然地知道自己挣钱的真实情况，从而使劳资关系改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时，他一下子对信息化着了迷。
这就是珠三角的企业，当他们真正了解到一件好东西时，求实的作风就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抓住不放，埋头干下去。当网络、风险投资引得国内其他一些城市和企业头脑发热时，南海的企业却冷静地开始了他们理解的电子商务―――把简单实用的网络系统和其规模庞大的传统产业对接，建立起一批紧贴市场需要的纺织网、陶瓷网、内衣网、环球金属网等网站。当网络泡沫开始一个接一个破灭，南海的企业则开始摘取当初投资新技术结下的甜美果实：南海西樵镇轻纺城的纺织制版中心利用网络技术开发新产品，不但有效降低了开发成本，还使过去需要2至3个月的开发周期缩短到两天。目前该中心每5天就能开发出一个新产品，他们还开发设计软件，卖给企业；南海大沥区的环球金属网，为数百家有色金属加工企业承担起信息和其他技术服务，成为当地铝型材业的贸易窗口……这样的例子在南海比比皆是。
我们在珠三角采访、调研时，心中一直装着个问题：在全球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中国即将加入WTO的今天，传统的制造业何去何从？当我们辛辛苦苦地生产出一集装箱鞋子，其价值却仅相当于人家一皮包芯片，该怎么办？这好比是一道选择题：是继续甘心生产鞋子，还是转头生产芯片？
南海做出了令人欣慰的回答―――两个答案都选。要鞋子是国情，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要芯片是奋斗目标，是实现真正强大的重要任务。我们现在的资源优势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因此定位于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这并不是说不要发展高科技。在两者之间，他们如今又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把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起来，达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提升传统产业同步发展的目的。在南海，如今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比如，银港集团是一家以压力锅起家的企业，传统产业是铝和不锈钢产品制造。不久前开始和清华大学合作，研究出全国领先包含碳纳米管技术的超大容量电容。在他们眼里，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绝不矛盾，要发展像纳米这样的尖端技术需要大量的资金。资金哪里来？需要传统产业的积累，而高科技的发展，也可以给传统产业增加新的经济卖点。这家企业把微电脑的芯片用到电磁炉里，结果带来经济回报。
利用当前的成本优势未雨绸缪，努力搭建技术起飞平台，这么做的不光是南海的企业。顺德市容桂镇的格兰仕集团每年都尽量从利润中多挤出一块研发资金，今年更达到4亿元。他们在美国和国内都建立起家电研究所，努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该镇的“博士镇官”邓伟根表示，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政府更要有远见，发挥好引导作用。顺德的企业在历史上曾抓住了多次发展机遇，这次还要抓住产业升级的机遇。他认为，以顺德目前的经济实力，只要肯下功夫，围绕家电主产业，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如电脑整机制造、家电核心芯片开发，硬件、软件技术都有望实现突破。
东莞市的历史名镇虎门，号称“中国第一镇”，以规模巨大的服装制造业闻名海内外，他们认为制造业永远有生命力。今年有望创造25亿元财税收入的虎门，喊出了“服装也有高科技”的口号。在逐渐突破了技术工艺上的差距后，该镇正筹划整合虎门服装品牌，将境内的服装制造业再提升一个档次。虎门镇镇长锺淦泉还兴奋地介绍了虎门企业当前发展的新动向：最先从投资效益良好的优势制造业起步，积累了资金和技术后，一些私营企业家如今开始向电子信息等高端产业的冲锋，并已在当地形成一定气候。最近，虎门镇党委、政府提出了“虎门数码港”计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宽带网、产业升级和信息技术开发、高新技术园区、贸易信息化的系统工程，引导企业乘势而上。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科技创新，要靠企业自身努力，更靠各级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扶持。今年广东省科技厅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的设想，在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专业镇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抓住技术创新作为切入点，推动制造业再上新台阶。
“珠三角”的制造企业用实践告诉我们，高新技术和传统产业并非水火不容，知识经济并非对工业经济的否定，而是建立于工业经济之上，并广泛参与其中的新经济形态，它将为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机会，同时传统产业也为高投资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保障。在“十五”计划中，中央明确提出了现阶段“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用实际行动去证明这一决策的正确，珠三角这回又走到了前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