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玩透国际法
日本玩透国际法 日本对外交的高度重视，以及日本外交对国际法的高度重视，大大超过中 国，这背后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感。1894年7月27日，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公使欧格 讷(Nicholas R.O’Coner)，就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被日本舰队击沉之事进行 磋商。在两天前所发生的这场悲剧中，近千名中国精锐部队和几十名欧洲船员一 同罹难，国际社会被如此惨烈的海难和日军的不宣而战深深震撼。
这是飘扬着大英帝国国旗、由英国公民驾驶的英国商船，第一次在东 亚遭受到如此悍然的攻击。中日英三国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十多年的围绕 国际法的外交战，中国与日本各占所长，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最终以中国完败 告终。究其原因，中日两国外交界的国际法水准差距，是其中关键之一。日本自 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精英开始研究国际法，并在学成之后加入外交界，日本从此 不仅开始专家办外交，也开始以“法”(国际法)办外交。这令日本外交成为其军事 力量之外的另一把武士刀，在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及侵略朝鲜中国、争霸东 亚大陆等方面，锋芒毕露。
高升号事件爆发后，日本外交系统紧急动员，危机公关相当成功，其 中很重要的就是这些“法学外交官”们在事件调查和处理过程中，紧紧抓住并利用 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最终令自己一举扭转被动的局面，而不似中国那样单纯地 诉诸“正义”等抽象口号。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 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 是大名宅邸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三个重要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 外交。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 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日本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 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 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贵族子弟纷纷负笈欧洲，留学 归来后多进入外务省工作，比如后来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小村寿太郎、青木 周藏、珍田舍己等人。贵族子弟因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络，通过他们，日本 外交优先的理念深入渗透到各个方面，重视国际关系成为整个执政阶层的自觉意识。
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是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
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 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 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 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 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 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 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 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 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 为当地媒体写作，而且文章很合当地人口味，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 匹敌的。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 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 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 以企及的。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 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 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 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 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 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 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 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同样 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 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 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 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 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青木周藏在高升号 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诅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 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 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 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在国际上树 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 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 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 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 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
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 的感慨，郁闷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国人最需反省的大约也正在此点：在这 个“豺狼世界”里，为何总试图去“信”谁呢 作者：雪珥 来源：领导文萃 2016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