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分析
全球化背景下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分析 一、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 社会运动是在对现代国家产生的反应中出现的，互动、 冲突和集体身份应是社会运动的共同特点[1]。在西方社会 中，社会运动和政党、利益集团一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 力量，它们从外部对国家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对国家的政 治制度建设和政策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末在 西方社会伴随着学生反叛而出现的一系列大众抗议运动，被 称为新社会运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运 动的目标更多地表达社会的普遍关注，如环保、和平、公共 健康等；其次，新社会运动以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关注社 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
再次， 其组织方式是非正式的，松散而灵活，由非政府组织(NGO) 积极发挥作用；
最后，新社会运动高度依赖现代大众媒介， 常常通过社会营销、借助于媒体诉求和形象建构来争取社会 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为新政策的推行创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新社会运动的“新”，主要新在理念、阶级基础、参与 动机、组织结构和运动风格等方面[2]。
新社会运动自兴起以来，不同的运动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状况，即使同一运动在不同国家的命 运也迥然不同。对此，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阐释。依 据理论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理论模式[3]：(1)现 代化的矛盾理论提出，从宏观角度来看，新社会运动是现代性危机的结果。具体表现为对体制规则所产生的激进的“生 活空间殖民化”危机的体验，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明危机， 一些社会群体对现代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尤其是对现代 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特别敏感，并以诉诸抗议来表达他们对 被政治体制阻碍的新的利益要求[4]。(2)后物质主义理论提 出，从微观角度来看，由于社会公众向“后物质主义”和“自 我实现”价值观的转变导致了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后物质主 义理论把个人当作分析的单位，强调个人政治自由、政治经 济民主、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情怀，追求自尊、自我实现和对 生活质量的关心[5]。(3)资源动员理论提出，从微观和中观 层次来看，社会运动产生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以及专业运动 组织起着关键作用。关注个人动机如何通过社会运动组织的 动员转变为参与行为，新社会运动如何被组织起来，以及为 何一些新社会运动类型会成功而另一些却受挫等问题[6]。
(4)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提出，社会运动由它们所嵌入的特定 国家的一系列政治机会和限制条件所规定。其中，“政治机 会”至少应包括四个方面：制度化政治体系相应的开放和封 闭，政党联盟的稳定和不稳定，精英联盟的存在和缺失，国 家对社会运动压制的能力和倾向[7]。
结合社会运动的相关理论(社会怨恨理论)，无论从何 种角度来理解新社会运动，无论运动的形式有多大的差别， 都不可否认，新社会运动的产生绝不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 是多种诱因叠加的结果，包括：社会控制能力下降，有效的社会动员，诱发性事体的出现，“概化信息”的产生、社会 结构性怨恨和被剥夺感，以及结构性诱因等。
二、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新社会运动 (一)新媒体助推新社会运动 综合来看，新媒体能加剧新社会运动的发生，与网络 传播的结点和网民的心理相关，呈现出以下规律：(1)“六 度空间”作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尔格伦提出的“六度空 间”理论认为，最多通过六个人你就能够认识任何一个陌生 人。社交网站的特点让用户间可以相互跟随，每个用户形成 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源，并且根据“被关注”的数量形 成或大或小的信息传播圈。网络事件信息传播如同认识一个 陌生人一样，通过几次转发环节就会传遍多个信息圈子。(2) “三人成虎”效应。网络基于“用户生产内容”，更加自主、 简单、即时的传播成为“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绝佳平台， 往往能将谣言或不当言论迅速扩散放大，让人信以为真。(3) 少数精英操控。媒体监测和分析公司Sysomos对1.1亿用户展 开的调查显示，推特(Twitter)上86%的行为由10%的用户所 发起。知名人士微博往往被数十万人关注，属于具有意见领 袖性质的大数量级用户，号召力明显，甚至“一呼百万应”。
(4)群体极化倾向。微博传播的快速、便捷的聚集功能，容 易将个性化、情绪化表达集中放大，特别是非理性情绪极易 扩散、发酵，群组讨论中网民容易从众，形成“群体极化” [9]。(二)新青年推动新社会运动 青年人口增长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历史上存在 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是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人口增长 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 中的主要因素。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 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 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 击。然而，20世纪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也曾为法 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 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 挥了政治影响。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20岁出头、寻找 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 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埃及增长 约5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 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 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有文化的青年人是中东和北非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报告显示，中东地区的失 业率高达11%，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①。在突尼 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只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②， 年轻人的失业率高达52%③；
在埃及，目前大约有65%的人口 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其中18～29岁的失业率为25%，半数 有工作的年轻人在从事与在大学或技校所学知识技能不相匹配的工作[10]。尽管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但 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的生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年轻一代在 过去30年里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提高，他们普遍对前途悲观， 革命几乎成了惟一出路④。此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 级年轻人，表现出了对政府向美国霸权屈服的深恶痛绝⑤。
有意思的是，年轻的阿拉伯民主派，本身也是美国政府长期 训练和孕育出来的。埃及骚乱中的反对派活动分子B.迪亚布 (Belal Diab)在参加抗议前，正在参加美国组织的为期6个 月的“青年领袖训练班”。据美联社消息，23岁的迪亚布在 谈及此次受训时说：“它帮助我们组织革命。当时的人民是 涣散的，但我们学过如何把他们团结起来，我们也的确这么 做了。走出帐篷，我们宣布‘革命青年联盟’成立了。”[11] 与中东、北非阿拉伯世界的变革所不同的是，高失业 和福利下降是导致欧美青年社会抗议的主要原因。近两年， 欧美青年就业状况也不好。2011年7月，欧盟成员国25岁以 下青年的失业率均超过20%，比2008年上升了30%多，其中希 腊青年的失业率高达38.5%。同样，美国也深陷青年失业问 题的泥潭。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美国的青年失业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接近20%，是 危机前的两倍。青年占美国劳动力人口的13%，却占总失业 人口的26%。在欧盟27个成员国中，西班牙的就业形势最为 严峻。据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统计，2011年8月，西班牙25岁 以下青年的失业率已达到46.2%。欧美的年轻人失业还与其长期的高福利政策有关，这种透支未来式的做法，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失去了责任感，不愿意去生育、储蓄， 而是享受过度消费。一方面，青年失业比重的不断加大带来 了诸多社会变化，“啃老族”已不只是一些亚洲国家的专有 名词。2010年10月西班牙发布的适龄劳动力人口调查结果显 示，西班牙16～29岁的青年中有44.57万人属于既不工作又 不学习的“尼尼族”，占到西班牙适龄劳动人口总数的5.7%。
这种现象不仅在欧洲蔓延，在美国也有上升趋势。据统计， 美国有590万25～34岁的年轻人推迟结婚、生子，而选择同 父母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当政府无力承担过高的公共负 担，要缩减开支时，青年人显然不同意，他们选择各种极端 的方式来表达，例如，挪威“独狼式”恐怖袭击、英国青年 社会骚乱等。
值得一提的是，华尔街示威人群中，有人嚷嚷着要把 中东“茉莉花革命”带入美国，有人说要砸烂华尔街，但都 只是吵吵而已。其实，美国人并不喜欢暴力，无论如何不会 像中东国家那样玩命较真，因为美国人教育水平高，算得出 玩命和玩口号的不同之处。何况美国人虽然对经济政策不满， 但信仰基本相同，价值观相差不大，利益不同可以商量，商 量不行可以投票，真正乱似乎不太可能。对比中东、北非“社 会动乱”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可以发现，两者在新 社会运动的样式、形态、结果上都明显不同。前者基本属于 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浪潮的延续，后者则属“后现代起义”，甚至可以说欧美新青年运动已基本被社会“体制化” 了。
三、新社会运动对中国青年工作的启示 1.处理好青年一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青年历来是一支重要而又独特的社会力量，尤其是在 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结构全面转型时期，他们在社会发展进 程中正在发挥和即将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此，如何 妥善地解决与青年生存和发展有关的一切问题，最为充分地 激发他们进行社会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焕发他们的工 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顺利实 现，对于社会和经济的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对于中华民族在 21世纪的全面复兴，都将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就此而言， 科学地认识青年的本质和特征，及时地了解当代青年的需要 和愿望，深刻地把握青年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建立和完 善促进青年成长成才的各种制度安排，便成为了一项具有重 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历史上，青年是推动社 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也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和破坏因素。
因此，应发扬五四青年运动爱国主义精神，了解当今世界青 年运动变化发展规律，将青年发展作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 处理好国家、社会与青年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应体现“青 年优先”的原则。要认真研究“蚁族”、“蜗居”、“剩女” 等青年社会现象，认真研究“后一代”新特质、新变化，维 护好不同群体青年利益诉求，在就学、就业、婚姻、住房、学校教育、家庭福利等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应加大投入，加 大对青年的倾斜政策。
2.实施积极的青年社会政策 3.优化青年人成长的社会环境 青年是一个不断更新的群体，每一代青年的思想观念、 利益诉求都不相同。并且，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青年主观 感受中的“代际”更替也在加快。在老一辈人眼里，20世纪 70年代以后出生的成年人，无疑同属一代青年。但在这个群 体内部，他们却自觉划分出了所谓的“70后”、“80后”甚 至“85后”。青年群体能够最敏锐地感受到社会的变化，同 时，青年群体也是社会上变化最快的一个群体。青年的成长 不仅需要物质的基础，更需要精神领域的关怀和重视。
首先，信仰缺失给青年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焦虑。最近 网络点击率和媒体曝光率很高的离不开几个人：因雷人言论 在网络走红的“凤姐”，一身靓丽女性装扮出现在《快乐男 声》选秀现场的“伪娘”刘著，在相亲节目中以拜金言论出 名的马诺等。从这些被青年网络捧红的“名人”中不难看出， 在青年中盛行的低俗化、娱乐化与即时化的畸形的文化价值。
因此，净化媒体，加强青年网络道德自律与媒介素养教育， 优化青年人的文化环境已刻不容缓。
其次，社会公平也是影响青年未来发展信心的重要因 素。当下中国青年人发展环境的变化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 移民和留学人数剧增，这在本质上是财富和人才的流出；
二是就业竞争导致地方管辖权力属地照顾，加剧了行业垄断和 国家管理权力本地化；
三是现代版的“出身论”隔绝了许多 青年人的理想，使社会阶层流动相对停滞，容易导致社会畸 形发展而引发断裂和振动。因此，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最主要的是为青年人创造肥沃的“希望的田野”，给予青年 人公平的竞争环境。无论出身和贫富都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 国家的未来，是国家的重要财富。
4.重点关注青年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更加关注大学毕业生“蚁族”、“蜗居”现象。
与“蜗居”相伴而来的“蚁族”已成为现今网络上最热门的 词汇，它们折射出来的一部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也开始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研究还发现，“蚁族”群体的幸福感颇 低，这与其工作就业状况、物质生活水平、情感婚姻问题、 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尊重及发展前景等有关。在日本等发 达国家，都市青年在空前严酷的竞争压力下，对人生丧失热 情，逃避做事业和家庭顶梁柱的责任，在工作、婚恋、学习 中自我放弃，最终导致从社会中间层向下滑落。目前这种新 态势正在成为中国都市青年面临的严峻问题[12]。
第二，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与父辈 的“生存型”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多属于“发展型”，打工 赚钱养家已不再是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与父辈的另一个区别 是，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是他 们的聚集地；
新一代农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 目的。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 础的若干意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概括为“三高一低”：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 作吃苦能力低。一方面，“民二代”拥有更为强烈的城市情 结，权利意识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对生存现状的迷茫，令 他们中不少人容易误入歧途[13]。
第三，更加关注“后一代”青少年群体的新社会问题。
我们大致可以将当前青少年社会问题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为 压力失衡问题。由于学业压力、就业压力、精神危机等成长 压力，一部分青少年可能选择自我伤害的应对方式，另一部 分人会选择攻击别人的应对方式，还有一部分青年人则会选 择逃避的应对方式。第二类为身份缺失问题。在价值多元、 社会快速变化的今天，中国青少年对自己是谁、应该怎样做 有更多选择，但缺乏确定性，他们需要快速地确立自己与前 辈所不同的身份标志，反叛社会主流价值或许就是达成此目 标的捷径。第三类是行为失范问题。尽管独生子女得到了社 会、学校及家庭的太多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单亲家庭、重 组家庭的增多，以及家庭期望值的提高，在以学业为主导的 当下，青少年成长需求实际上被排在了次要位置，导致了一 些新的青少年行为失范问题。
第四，更加关注“独二代”健康成长问题。目前，1979-1986年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陆续进入婚育期。两代 独生子女的相遇，隔代抚养、养育焦虑、如何教育等问题也 随之出现。“独一代”存在“只生不养”的现象。在我国， “隔代”介入“独二代”的教养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事实上， 倘若老人作为辅助参与，问题不大，如果老人作为孩子的主 要抚育人，就会有不少问题。换句话说，隔代抚养使“独二 代”不免出现精神留守现象。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独生子女 遍布城乡家庭，农村地区独生子女成为“留守儿童”有可能 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第五，更加关注网络“青年意见领袖”的作用。随着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以青年为主体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 异军突起。网络青年意见领袖来源广泛，善于收集信息；
对 社会事件很敏感，观点犀利、言论数量多、质量高，善于通 过一种平等的互动关系影响公众的行为，这些特点使他们容 易受到青年们的拥护，拥有大量粉丝，往往能够引导舆论， 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为此，2008年 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 是非常关注的，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 个重要的渠道。所以，我们尤其对网络上、体制外的青年意 见领袖，要重视，要关心，要吸纳[14]。
注释：
①数据来源：《什么撬动了阿拉伯变局》，《青年参 考》，2011年2月24日。②数据来源：《阿拉伯世界巨变启示录》，《国际先 驱报》，2011年4月9日。
③数据来源：《新闻解读：茉莉花革命于地缘政治格 局影响深远》，凤凰卫视，2011年1月25日。
⑤参见2011年2月9～13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汪 晖、香港岭南大学副教授刘健芝在塞内加尔世界社会论坛期 间对S·阿明的采访，《埃及的运动——对话萨米尔·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