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特点及改革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特点及改革 现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编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足以及时反映 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为高校提供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可读性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教学教材已成为法学教育的一个迫切需求，本文就行政法学教材的改革提出 几个可供选择方向：推进编著者和编著风格的多元化发展;成为方法论和学派形成 的基础阵营;注重案例的选用及其创造与改编。作为法学14门核心课程之一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应当具有 怎样的品质，才能适应转型期法学教育及学习是当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学 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教材建设是教学工作的基本建设，没有好的教材，要提 高教学质量无疑是构筑空中楼阁。本文拟结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运用 现状对目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编写提出一些改革意见。
一 新中国行政法学教材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法学教育全面学习苏联，包括讲授苏联法学、 采用苏联教材。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批评了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错误，各校开始 自编教材，1963年政法教育工作会议后，各校组织编写了一批自己的法学教材， 但其内容亦多受苏联影响，主要为“总结我国政法实践经验，阐明党和国家有关 的政策、法律。”最早出版的一批统编法学教材是1980年司法部成立的法学教材 编辑部所出版的，以后又组织出版了若干批统编教材。1982年4月，西南政法学 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编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概 论》作为校内教学用书;同年6月，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编印了《行政法概 要教学参考资料选编》作为校内教学用书。1983年6月，王岷灿担任主编，张尚 鷟任副主编，方彦、王名扬、应松年、陈安明等人参加撰写的《行政法概要》艰 难出世。《行政法概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行政法教材。该 书提供了还处于“摸索阶段”的行政 二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特点 1.编写单位固定、风格单一 行政法教科书种类繁多，法学本科生教材主要由三种编写单位编写：
(1)教育部主持编写的法学教材系列;(2)司法部主持编写的法学教材系列;(3)有关 法学院校组织编写的法学教材系列。由于行政法规范的高度分散，也由于行政法体系在中国仍然处在发展之中，教师和学生的普遍反映是行政法教科书既不好写、 也不好读。
由多人参与编著的作品较多，个人独著的较少。在体系结构上，多数 教科书分为导论、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行政监督)4编。这说明，经 过20多年的探索，中国行政法教科书在体系上已经比较成熟和稳定。但同时，现 在通行的体例似乎不易容纳行政法学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如行政强制、人权保 障和对“良好行政”的追求、公物的管理和利用、公共设施致害赔偿、行政行为的 合法性建构等。
目前，中国众多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中最受赞誉的是姜明安 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这是由一些著名行政法学家共同撰写的行政法 学教材，由于每个撰写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所以这本教材的成就巨大，其很 多观点已经成为通说，也是很多学校考研的指定教材。此外，马怀德主编的《行 政诉讼原理》也较受欢迎：该书是中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最为系统、全面地 对行政诉讼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研究的著作;著作内容不仅反映了最新的理论研 究成果，而且也对有关国外的行政诉讼制度和相关的理论作了较好的介绍，这对 学生阅读国外行政法和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方面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帮助。王学 辉的《行政诉讼制度比较研究》较具特色，书中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重点突出 了行政诉讼价值与法治原则，行政诉讼基本原则、行政诉讼结构、行政诉讼组织、 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并对完善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提出了初步的认识，这对了解 两大法学的行政诉讼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但必须看到，中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中国 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育以讲授政策、法律的条文为根本，为制定出来的政 策、法律作正当性注释。虽然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育中，法条的讲解的确 非常重要，但它不应该成为行政法学教育的核心。加之司法考试中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所占分值比例较大，迫使一些教材的编写者放弃理论研究和个人观点转而 围绕司法考试的考点来编写教材，甚至把法条作为法学本科教材的主要内容，促 使一部分高校在司法考试的指引下把精力集中于如何使学生通过考试，而放弃理 论素养的培养，这样的导向必然培养出大量机械型、记忆型，而非学术型、思想 型的学生。
国内行政法教科书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与行政法相关立法的完备程度 和行政法学研究整体上的相对落后有直接关系。如行政程序法迟迟不能出台，导 致教材在程序理论上的体现尚显薄弱;行政法学的研究力量有限，但研究主题却又过分集中，导致研究主题乃至研究结论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行政审判实践中 涌现出的司法建议、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机制等大量创新机 制却没有走入研究者的视野。
2.未形成多元化方法论和学派 中国行政法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以规范分析和注释法学的方法为 主，当一部新的行政法律、法规出台，各种版本的注释、解说、讲话就蜂涌而出。
这些普及读物虽有它传播普及法律的积极作用，但却分散了有限的学术资源力量， 不利于学科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学科队伍的健康成长。而比较方法、哲学方法、经 济分析方法、行为科学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等较少涉及，尚未形成具有中国人 文精神的行政法学方法论体系。
在国外很多学派，如行政法的功能主义学派，行政法的规范主义学派， 他们之所以能形成传统，与他们具有一个稳定的学术典范有很大关系。他们都会 有自己的代表性教材或教材式的著作，以表明他们的精神源头与基础。学术的创 新和发展都不是从天而降的，可以循着一定的历史脉络和机理找到最初的积淀之 处，那么教材往往就是展示这种原初性积淀的很好典范。① 但迄今为止，在我 国法学本科生教材中，鲜有对国外各派别观点的系统介绍，致使学生的眼光局限 于概念与原理的掌握以及规范分析方面，而很难通过教材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辨能 力，致使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产生独树一帜的理论，这与行政法学研习者在早期 阶段缺少引导思辨的教材是息息相关的。
3.行政诉讼部分往往枯燥乏味 在诉讼法方面，与刑事诉讼法学及民事诉讼法学相比，行政诉讼法学 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抑或深度上都难以望其项背。究其原因，既有对行政权力约束、 限制的意识产生晚，“民告官”案件少、实施艰难等客观因素，也有研究力量投入 少、兴趣淡、方法滞后等主观因素。研究的落后局面也直接影响到教科书的编写 质量。
尽管市场上有大量各种版本的统编教科书，也不乏学者个人撰写的行 政诉讼法教科书，但多数教材的体例结构都趋于一致，除了“概述”或“绪论”、 “历 史发展”、“基本原则”篇以外，基本上都是按照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章节体系 去设置的。这种体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行政诉讼法教科书具备了《行政诉讼 法》释义书的功能。概念法学气息的行政诉讼法学教科书大多就只能适用于法学院的课堂教学了，即便如此，对于大学生来说，也难以激发其阅读乃至思考兴趣。
在行政诉讼法学方面突出表现出研究方法单一，概念法学、注释法学的风气浓厚 的特点。这类教科书远远未能满足提供中国的行政法及行政诉讼法的实际运作的 描述需要，教材与实践严重脱节，这将严重影响法学教育的质量、法学教育与实 践。
三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改革内容 1.推进编著者和编著风格的多元化发展 应松年教授指出：“编写教材的作用就是要树立这个学科学术研究的 基本范式与标本，大家能够在一些基本统一的起点上讨论问题，并把这些问题深 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行政法学的专著或专论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在进步， 但大家对于很多基本的问题立场和概念还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保证 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更深入研究其他问题，并使得对话成为可能。最后，编写教 材还是真正形成学术传统的必须。”② 在介绍国外的理论和教材时，应最大程度地保留其原汁原味，避免编 写者的再加工，学习时可以根据个人的理解进行分析解读，避免曲解作者的原意， 这有利于法律思想的传播。目前，行政法学界对外国行政法的译介尚显薄弱。如 类型上，对外国行政法的翻译多为教科书型的著作，而专题性的论著依然寥寥。
在国别上，基本限于英美法德日五国，因而存在明显的盲区。如对俄罗斯等前社 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行政法，仍缺乏了解。在时效上，与国外的最新发展存 在明显的 “时间差”。国外法学教材似乎更加提倡个人撰写，而不是多人合编。
事实上，对于一个学者而言，撰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教材，是对其教学能力和学术 能力的全面检验。只有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并了解实际教学需要的学者，才能写好 教材。应当鼓励具有深厚造诣的中青年学者独自撰写教材。此外，我国目前的刑 事诉讼法学本科教材还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现象，不能满足不同需要。
因此，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编写应着重于根本性的东西—— 包括各种法律概念、基本理论、立法技术、解释方法等。
国家司法考试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育的教 育方式，进而影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编写。而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 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种教学模式对提 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目标也是高等法学教育的目标，即培养对社会有用的法学家，培养具有独立思维能力、判断能力 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法律人才，而不是培养只会背诵条文的学生。在行政法与行政 诉讼法学教材的选择上也应当适应这一目标。
2.成为方法论和学派形成的基础阵营 教材的质量是决定教育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将影响学生的价值观 和学术视野，进而对整个社会发展产生或正或负的作用。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中，“法学教材既是作者的知识创新，也是法学工作者前后传 递文化上的积累，应特别注意理论创新、知识创新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然而 这些使命的实现，均有赖于教材编写者必须有着明确的目的意识。或者说，如果 没有科学的、合理的法学教材编写目的，就难以实现教材所应承担的任务。”③ 鉴于现有教材的不足之处，笔者建议结合以下两点做出考虑：教材主 要是就学科的基础原理进行清晰的表述，同时也要提高学生对此原理进行综合运 用的能力。应提供相应机制激励法学家们把自己的成熟研究内容编写成见解各异 的教材，法学的真正繁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一门学科有数种各具特色的教材， 便于读者、教学单位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由此推动相应教材所主张的学说的 发展，从而有助于催生出不同的方法论和学派，以真正促成行政法学与刑法、民 法比肩的繁荣景象。
与此同时，编写者也必须注意维持行政法学体系逻辑上的融洽与内容 上的融贯。行政法学教材的编写如果完成了“从制度、法规的研究转向基础理论 的研究”的转变，那么，行政立法超先、行政法理滞后的现状将会得到改变。④ 在 肯定传统主流教科书所确立的知识体系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应的补充和删 减。在重视法条与理论的同时，行政法学编写者应当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还可 以引导读者更为完整、准确地了解中国当下正在运行的行政制度和行政诉讼制度。
将研究与思辨的成果，反映到教材中，以启迪学生，为行政法拓展学科领域，奠 定法治行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基础。
3.行政诉讼法部分应注重案例的选用及其创造与改编 近年来，由于诉讼法程序内容较为枯燥乏味，法学教学中很多教师以 案例作为引导学生兴趣的教学方式，但在本科教材中直接通过案例来阐述概念、 原理的编写方式尚未成为主流，即使教材中包含案例，其所选择的行政案例的范 围还比较狭窄。同时，直接使用的案例与要说明的理论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差距，因此，对于选择适用于行政诉讼法教材的案例需要更多的创造性工作。如叶 必丰先生所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案例》和沈岿的《国家赔偿法》，这些教 材不追求案例在数量上的巨大，而是重视案例的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可视为这类 教材的一个成功典范。此外，还可以根据教学需要，适当地改编真实案例，使之 符合解释说明原理和概念的需要。
日本著名法学家我妻荣曾说：“不伴随探究实现应有理想的法律学是 盲目的，不伴随实际探究法律中心的法律学是空虚的，不伴随法律构成的法律学 是无力的。”⑤ 所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的改革不能一味考虑学生考试 就业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发展学科和培养学生法学素养的功能，因而，仅 仅是对基本概念和法条进行注解的教材无疑会逐步暴露其弱点而被市场所淘汰。
作者：吴燕怡 来源：学园 2013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