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精英主义
与历史上的历次改革的逻辑大体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来自对某种危机的反应。凡是改革，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会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开始对国家构成某种威胁；这时，国家精英为了国家政权的存在，便开始对酿成这种危机的某些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因为改革是与国家的前途从而也是与国家精英的现实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诚的。直接触发中国改革开放的，无疑是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危机。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虽然并非象人们为了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而说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包括经济在内的种种社会危机无疑是严重的。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处于领导人的换代之际，这种种危机无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主要由国家精英推动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开始了。
对于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我们有一个通常的说法，说是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推广，是中国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实际上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凤阳的出现，确实是农民自发地创造出来的。农民的这种创造的基本动因，是无法忍受的贫困。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的推广，也是以农民的极度贫困为条件的。当时，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比较顺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中国农村的最贫困的地区，特别是穷困的山区。而在较为富裕的平原地区，以及在虽然贫困但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地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受到农民以及基层干部的强有力的抵制。当时有一句话，说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抵触。后来这些地区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动，特别是当时的中上层的党和政府机构的推动。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为了推进这些改革，不得不撤换了一批抵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层干部甚至更高一层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来自群众的对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显。而且一直直到现在，这种抵触不但没有消失，而且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中国的改革，从时间上来说，城市远远落后于农村。在农村中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年头的时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还没有开始。中国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开始真正列上议事日程。而这是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的。为了使城市居民能够接受这种改革，在当时的宣传媒介上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传。这种宣传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进行暗示：农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进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一时之间，城市居民开始用羡慕的目光关注着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农民。但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在过去的再分配体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着比农民多得多的特权，因此，城市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优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最开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来已经习惯的大锅饭和铁饭碗。为了克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当时的改革推进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众许愿，即改革很快会为大家带来好处；二是用给好处的办法，以换得基层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对改革的接受和支持。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农村的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层群众的创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动之下，自上而下地推进的。这也是改革与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过程中推动改革过程的精英的构成成分的变化。如果说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启动和推进的话，那么，从8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发生，则是基于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在改革前的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是由国家与民众两个基本的层次构成的。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由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一个可以称之为民间统治精英的社会群体开始出现。这种民间统治精英的出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经济精英的出现，二是知识精英的独立性的增强。就前一个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营企业主、有一定实力的个体户、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员、无主管部门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在一定意义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就后一个方面来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中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多，知识精英从事自己活动所必须的资源，已经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前那样完全来源于国家，而是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民间。应当说，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虽然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制的地位，甚至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
主要对象，但它对当时的体制的依赖性是相当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智力活动的特点以及当时社会中资源配置体制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的。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知识精英的资源来源的变化，其对国家的依赖性也就大为降低了。
如果对十几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做一个基本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运动的改革，虽然在整个过程中都是由精英推动的，但在前期和后期，推动改革的精英的成分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在改革的前期，推动当时的改革的主要是当时的政治精英，更确切地说，是当时的政府精英。这一点，从我们前面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但再近些年来，推动改革的力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民间的经济精英对改革过程所施加的影响，在明显增强。民间经济精英对改革的影响不仅是表现在对改革的推动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基本取向。有时，在有关不同的改革措施的分歧与争论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精英中的不同部分的不同主张。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精英与民间的经济精英的分歧。这些分歧的形成，明显地反应出两部分精英各自的不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实际进程发生了某些意味深长的变化，如果说在改革的初期，决定改革的实际进程的主要还是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以及坚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的对比的话；在改革深化的情况下，能够支配和左右改革的进程的，更多的已经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分歧的主题可能仍然是不变的，如是市场因素多一点，还是行政的因素多一点；银根是收紧一点，还是放松一点，但在诸如此类的分歧与争论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具有了利益集团的因素。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走过了它的"理想与热情"的纯净阶段，而进入了"利益博弈"阶段。
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理性的判断和选择与利益的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出于理性的判断和选择而发出的改革的要求与基于本集团甚或个人的利益发出的改革要求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两者的要求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以预见到，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这种利益的因素会占有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此条件下，支持和推进改革的力量无疑会明显增长，但由于利益关系的作用，改革的过程被扭曲变形的可能性也明显增强。就此而言，国家与社会力量的相对强度，会对今后的种种选择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