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活动中，突发事件是最难把握和驾驭的。因为引起突发事件的导火线往往是外在的、偶然的、随机的，而其内在的、必然的、确定的因素则潜藏在事件的深处，使人很难发现。但对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处理，却是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基本能力素质之一，各级领导者必须学会敢于和善于驾驭突发事件。在我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对"皖南事变"的防范与处理，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丰富的政治营养、思想营养和精神营养。从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的未雨绸缪看领导者驾驭突发事件的洞悉力
1940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
当时，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早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会后，周恩来1939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
但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过分夸大了新四军向华中发展的一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项英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这是与中央的决策不相符的。
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致电项英并东南局，重申了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主要出路在江北，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即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1940年3月间就从原来的5000人发展到15000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然而，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顾祝同、李品仙、汤恩伯、韩德勤等四路大军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竣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应对部署，特别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李品仙部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部的进攻。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因此，顾祝同在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时，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加以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但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情况，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但面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的意见。项英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陈、粟则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新四军的指示并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
毛泽东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12月26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指示他"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要求他"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27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日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从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前的未雨绸缪，对照项英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和疏于防范以致突围失败，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突发事件，贵在防范。防范之要，贵在领导者练就深刻的洞悉力。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必须具有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远大的战略眼光。凡事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凡事先看明天，后看今天，看不到今天是空谈，看不到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凡事既要根据当前情况研究部署，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正如毛泽东在事变后总结中所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做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第二、必须深刻地把握事物运动的轨迹与法则。既要看到事物过去一现在一未来三者的"历时性"，更要看到其"共时性"，即事物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融合与同时，因为现在的内涵在过去与未来，它是过去的"结晶"与未来的"先在"。剥离了过去与未来的现在是空洞的、抽象的、难以把握的。这正是导致一些领导者一切临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深刻的哲学原因。如新四军军部领导人项英就是这样。毛泽东则深刻把握了国民党蒋介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和事物运动的轨迹与法则，所以，他才坚定而果敢地指示项英"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任何幻想"，才能对事物做出科学的分析与预见，才有过人的驾驭突发事件的洞悉力。
从毛泽东在"院南事变"后的"妙手"连出看领导者驾驭突发事件的艺术力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一方面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蒋下令停战撤围，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出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反共高潮。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他还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
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
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局势的办法。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指出皖南反共事变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并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使他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这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从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后的"妙手连出"，我们可以看出领导者驾驭突发事件的高超的艺术力。
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沉着冷静地应对。突发事件要么其爆发的时间、地点、范围、程度、后果等超出人们的预先估计；要么整个事件本身突如其来，超乎常理。此时，领导者的沉着冷静显得尤为重要。沉着，则方寸不乱，六神有主；冷静，则应对有方，方即良策。达此境界者，方法有二：其一，决策者先排除干扰，"乱"中求静，独自沉思，应对良策自然会涌上心头。再将"良策"交与集体讨论，修改完善，形成决议而后执行。其二，先集思广议，形成若干方案，决策者后独自沉思，优中选优，再交与集体议决，而后付诸实施。这里，独自沉思是基础，集体议决是关键，二者缺一不可，沉思之要在于一个"静"字，沉思之功在于平常养成。
第二，灵活果断地处理。对突发事件处理，往往需要领导者在短时间内迅速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和对策。犹豫则贻误时机，或致使主动变被动，或致使被动变不可收拾。果断则能化不可收拾为把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变被动为主动。领导者犹豫不决，优柔寡断，除去前述的哲学原因外，还有个人性格原因。果断的领导则不然，他们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敢于和善于迎难而上，夺取胜利。情况越紧急，他们精神越振奋，精力越充沛，思想越集中，思维越敏捷，措施越得力。其中的奥妙就在于，他们具有远见卓识，总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总能立即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远见卓识的基础在于博学善记，决窍在于深思熟虑，窍中之窍在于早想与多想。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多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以至更多步的需要，他极推崇"多想出智慧"的古训。多想还得和早想结合起来。因为世界上的人才，按出智慧的速度来分，无非两类：一类是"快才"，一类是"慢才"。"快才"者，想在事前；"慢才"者；想在事后，所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对于驾驭突发事件的领导者来说，非具备"快才"的能力素质不可。
果断还需要与灵活相结合。如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中所采取的"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非此，既不能打退反动派的进攻，又不能争取中间派力量和广大群众对我党的拥护与支持。因为反面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中间的力量，不经过反复多次的拉锯，就争取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