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
并不纯粹的新闻专业主义 学界往往认为，张季鸾是“文人论政”的代表，其办报的主要目的是报 恩救国。但另一方面，留学海外的经历，使张季鸾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 影响，并开始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进行初步探索。传统文人张季鸾 张季鸾总是身着一袭长衫，脚踩一双布鞋，之所以称其为传统文人， 主要源于他幼年时的儒学教育及其贯穿一生的报国思想。张季鸾自小师从关学大 儒刘古愚，又熟读顾炎武、王夫之的著述，使得他与中国其他文人志士一样，心 系百姓，渴望以笔救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的文人志士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国。大多数知 识分子都会通过考取功名来为国效力，而未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同样渴望报国救 民。由此，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报刊成为其启民 智、树民意、促民心的公器，张季鸾就是这些办报文人之一。由此可见，张季鸾 从事新闻行业的初衷并非纯粹热爱新闻，更多的是希望借助报刊来唤醒民众意识。
就这一点而言，张季鸾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目的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诞生的 初衷有很大不同。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时期，形成于19 世纪90年代的独立报业时期。当时被强大经济势力操控的新闻行业，为力求独立 自主、为民服务，便提出新闻专业主义，旨在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较之西方新 闻专业主义初衷之纯粹，中国早先的新闻专业主义萌芽于国家内忧外患与“文人 论政”盛行的大背景之下，是中西方文化的混合产物，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倡导客 观报道，更重要的是以文报国。
不仅是文人，更是职业报人 张季鸾的身份除传统文人外，更重要的是其首创的“职业报人”身份。
纵观中国新闻发展史，文人论政一直占据主要地位，王韬、梁启超等都是文人论 政的实践者，他们把报刊作为抒发自己政治见解的阵地，甚至是政治活动的工具。
他们既是办报者，又是政治家，既论政又参政。①张季鸾不同，其任《大公报》 主编时，曾要求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从事政治职务，两者只能取其一；
张季鸾自身 也严格坚守这一准则，毕生除了早期为孙中山担任过为期两个月的秘书之外，再无其他政治任职。
早在1926年《大公报》复刊初期，张季鸾便明确提出“四不”方针，即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即不依附于任何政党组织，“纯以公民之地位 发表意见”②；
不卖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接受任何组织机构的资金支持；
不 私即“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不盲即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 不盲争。这“四不”方针始终贯穿于张季鸾的新闻事业之中。
尽管张季鸾的骨子里仍留有文人的家国情怀，但其并未将政治与新闻 二者混为一谈。早先王韬、梁启超等文人办报时，受其文人、政治家的双重身份 影响，总是习惯于将个人的政治思想摆在首位，因而这种新闻报道从本质上说并 不客观。但张季鸾从投身新闻事业之初，就清楚意识到新闻独立性的重要，将自 身定义为“职业报人”的他，自然更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由此提出了“新闻本 位”思想，这是中国文人在探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过程中的一大突破。
报纸是报国之器，更是公民喉舌 与中国的传统人文环境不同，西方新闻早先受强大经济财团的控制， 多用于商业宣传和政治斗争，鲜少有权利表达民众的观点。后期西方新闻行业才 逐渐摆脱傀儡身份，并开始致力于揭露真相、服务民众。早先西方国家在中国办 报，所传达的进步意识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觉醒，因而中国人办报的初衷主要是 以笔救国。在张季鸾办报时期，政治环境的不稳定使得这种报国情感更甚。因此， 不论是早期在《夏声》上提出的救国思想，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倡导的“国家中心 论”新闻思想，张季鸾的目的都是期望国民觉醒、国家富强。
但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又在“文章救国”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如果说早先 报人更侧重于表达自身观点，那么对张季鸾而言，“为民发声”则是其办报的主要 目的。张季鸾在1926年刚复刊的新记《大公报》中这样说到，“报业天职，应绝 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③寥 寥数语，却彰显出张季鸾对于公众的一种承诺，“为民发声”俨然成为张季鸾办报 的主要理念。
国民党首都迁往重庆后，每日受到日寇飞机轰炸，为了鼓舞士气，病 重的张季鸾授意王芸生撰写《我们在割稻子》社评，他说：“在最近的十天晴朗 而敌机连连来袭时，我们的农人在万里田畴间割下了黄金稻子，抗战到今天，割 稻子是我们的第一等大事，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这一篇社评给中国人民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惜的是，高声呼喊坚持战 斗的张季鸾却没有等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天。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倡导报纸应服务民众。反观张季鸾的新闻主张，其 对民众的关怀、对民情的体察、对民心的鼓舞远远超出了传统文人办报的救国之 志。张季鸾将报纸视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④，其对于报纸的功能定位， 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民众，更上升到了精神引导的层面。
不为谋名利，只为说真话 新记《大公报》与《申报》是民国时期影響力最大的两份报纸，可作 为《大公报》灵魂人物的张季鸾却从来一贫如洗，先生逝世时，口袋里只有十元 法币。
张季鸾办报的初衷并非赚钱盈利，更多的是对新闻报国事业的一种执 念。张季鸾毕生从事新闻事业，其发表的新闻报道及社评先后不下三千篇。张季 鸾的社评向来言语犀利、一针见血，“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
以钝拙之笔， 写尖锐之文”便是最好的概括。
旧社会有一句话：“没坐过牢，不是好记者。”在那黑暗的岁月，记者 要说真话，没有不吃苦头的⑤。张季鸾也是如此，曾因为揭露蒋介石和段祺瑞的 卑劣行径两度身陷囹圄，但铮铮铁骨使其不屑于向黑暗势力低头，肩负重任毅然 向前，纵然因其豪放的姿态引来不少麻烦，但他始终如一。
张季鸾的“三骂”至今仍是新闻史上的经典，他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 卫，三骂蒋介石，即便是面对当局的最高领导者，张季鸾的笔锋仍是毫不留情， 犀利的语言直戳要害。尽管如此，惜才的蒋介石不但未与张季鸾计较，反而在张 季鸾的葬礼上，为其提笔“文行同钦”，赞扬张季鸾的文采品德为人所敬仰。
客观真实应是每位新闻人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之核心，张季鸾不论身 处何种环境，始终坚持客观中立的评论，这一点是其最贴近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 部分。尽管中西方政治文化背景各有不同，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也有差异， 但客观性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任何地域的新闻人都应该时刻铭记。
对于身处国家黑暗时期的张季鸾而言，特殊的文化根基与政治背景使 其对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更增添了中国“士大夫”式的文人色彩。相较于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纯粹”，张季鸾在吸取这一思想时自然融入了文人论政、报国为民的特殊情怀，但其众多思想跨越了简单的“文人论政”，成为了早期新闻专业 主义本土化探索的开端。
注释：
①张丽萍.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内蒙 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②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N].大公报，1926.9.1 ③张季鸾.本社同人之旨趣[N].大公报，1926.9.1 ④张季鸾.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N].大公报，1936.9.1 ⑤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12 [作者简介：秦颖（1996-），女，湖北省宜昌市人，土家族，中南民 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2014级在读本科生；
研究方向：新闻专业主义 本土化研究。] 来源：新闻传播 2017年10期 作者：秦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