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党教育公平的实践的路径建设|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我党教育公平的实践的路径建设

延安时期我党教育公平的实践的路径建设一、边区教育的基石：民主政治建设和抗战教育方略在民主政治建设和抗战教育方针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得到良好发展，也为教育公平主张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民主政治和民生改善，使推进教育少受阻碍。”① (一)民主政治建设延安时期实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民主原则支配下的包括制度、程序和政策诸环节的系统结构，其实质是建立在工农民主专政基础上的，因为它所承担的是组织民主革命的任务，关键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边区，人民当家作主可以在许多方面体现，最重要的是实行普选制度。“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②陕甘宁边区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普选，第一次在1937年下半年，普选结合边区的改制进行，通过选举产生了乡、区、县及边区的各级民意机构，即议会(1938年改称参议会)；
第二次在1941 年，选举是在前一次普选基础上按照“三三制”(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人士各占1/3)原则进行改选，通过这次改选，进一步健全了边区的民主制度③。普遍平等选举制成为空前广泛和最为民主的选举，保证了人民群众真正享有民主的权利，使民主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民主政治建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各级政权，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基本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政治建设是这一时期发展的制高点，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随着陕甘宁边区政权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进行社会管理，逐渐建立起一个法制化、规范化、诚信公平的新型政府，奠定了边区社会文明的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道德观念能够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社会的主导文化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整合力，形成多元统一、充满活力的大众共享社会文明。新民主主义革命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资料主人，也成为利用、发展、享受社会文明建设成果权利的主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应当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社会文明的共享，就是要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努力避免和妥善解决由于社会问题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切实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使全体人民充分共享文明成果，从而为包括权利、分配、机会等在内的社会公平打下基础。

(二)抗战教育方略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也提出了抗战教育方针。总的精神是，文化教育应为全面持久的抗日战争服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⑤。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第8条“抗日的教育政策”提出：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等。同年，陕甘宁特区党委在民主普选运动中提出了特区政府施政纲领，为领导特区全体人民一致抗战，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并保护广大人民的民族的民主权利与既得利益，主张“实行国防教育，实施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
实行学生的武装训练，普遍的设立日校、夜校及补习学校，进行消灭文盲运动，改善教员、职员的待遇。”⑥大力发展初级小学教育，并逐步形成了以初级小学为基础，高级小学、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相配套的国民教育以及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的《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草案)规定⑦：边区教育的宗旨是“争取抗战胜利，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培养有民族觉悟、有民主思想、有现代生活的知识技能，能担负抗战建国任务的战士和建议 (设)者”；
实施原则主要有“实施普及的免费教育；
改变旧学制，使一切课程内容及其配备方法都以抗战建国为中心，学习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理论和实践统一，实行劳动教育，发扬民主精神，实行集体的自动学习，实行军事化训练，推广社会教育，发展师范教育”。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指出的“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
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⑧。

二、教育公平的助力：群众路线和社会公平实践 “民主的教育固然需要民主的政治，民主政治也同样需要民主的教育，这就是说，在民主政治已经实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与人民相联系的教育。所谓与人民相联系，不但是说人民可以普遍的享受教育，而且是说人民的实际生活应该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并从教育中得到一种迅速进步的基础。”⑨边区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公平，也成为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标识。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了教育的群众路线、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方面的内容。

(一)教育的群众路线边区的教育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调动各方力量形成了边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目前新区(绥德分区)内党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在该地区建立模范的统一战线的新政权，根据这个总方针，认真的在文化教育方面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与团结一切进步的教育人才，立即恢复学校课业，尽量争取校方原来的主管人及教职员继续工作，团结一切青年学生在我们应(影)响之下，把新区造成为地方文化的中心，这对于开展新区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作用，对于全边区、全中国是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的，动员广大青年学生入校，争取回家之学生一律返校，对贫(苦)子弟不能入校而有志向学者，应奖励补助或免费收入，以增(争)取学生数量的大大增加。

在学校管理教育方面，应大大发扬民主作风，提倡思想自由，发动与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的生活管理及提供教育意见。主张学生自治，鼓历(励)学习，在我们领导的学校中可提出‘学习第一’的口号。”⑩办教育的群众路线是针对边区提出的，它充分考虑到了农民积极分子潜在的创造性和社区基层的创造性等因素。“群众文教运动的推广与普及需要采取分散的形式，主要靠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主要靠村民自己主办。由此，提出了民办公助政策。民办公助的目的，就是经过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也即是毛主席所说需要与自愿这两个原则的具体实现。”(11) 延安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坚持走群众路线，确保了党的教育既具有客观真实性，又不会成为高高在上的教条，实现了教育的、科学性与大众性的统一。“现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如果是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切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12)在群众路线指导下，各地采取多种措施，将正规化与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办学模式相结合，把发展农村青少年教育与普及群众性教育相结合，使农民受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广大农民文化知识落后的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变。“为了便于贫苦儿童尤其是成人的学习，所有小学(包括完小)均应按照需要与人力设立早班、午班、晚班，并由有能力的学生组织校外识字组，在冬季应着重组织冬学。在没有学校的地方则应发动政府机关、驻军、合作社、变工队及其他热心分子领导成立识字组、夜校、冬学等学习组织。”(13)“普遍的设立冬学，提高大众文化”；
“不分男女都要识字，大家一同上冬学”；
“娃娃们都进小学去，青年老到冬学来”这些口号成为边区大众参与教育的真实写照。

(二)教育的权利平等如果说“民主政治”的核心意味着尊重公民的权利，那么，“民主教育”核心也意味着尊重学生和教师。消灭儿童旷学现象，逐渐消灭文盲，大批培养优良师资，培养和欢迎外来文化干部等措施，充分体现了师生在教育中的平等权利。“大大的加强文化教育工作、从普及识字教育与民主教育的艰苦工作中，使边区人民成为识字的、知识丰富的、文化的公民。为此目的，必须：一是认真的改进小学教育的实施，提高质量，逐渐消灭儿童的旷学现象；
二是有计划的推广成年识字教育，逐渐的消灭文盲；
三是加强社会教育，特别是卫生清洁的、保护儿童的、消灭迷信与旧社会习惯的教育；
四是改善和提高师范教育，大批培养优良的师资；
五是坚决有系统的培养边区自己的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
六是欢迎外来文化干部参加边区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的建设工作。”(14)1937年的《陕甘宁特区党委关于识字运动月(九月)工作决定》指出：“我们边区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社会的文化落后的蛊传，并因过去处在战争环境中，我们不能有计划、有步骤的发展文化教育工作，所以边区人民极大部分仍为文盲。为了创造边区成为全国抗日的民主模范地区，消灭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是现在边区面前急不容缓的任务。所以边区党委决定自九月一日到二十日为识字运动月。各地于运动月中，应在深入国难教育宗旨下，进行与完成，识字组员应包括成年、青年以及儿童，不分男女的吸收参加。”(15)为了实现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工作，通过普及识字教育与民主的教育艰苦工作，使边区人民成为识字的、知识丰富的、文化的公民。

(三)教育的机会均等延安时期，各根据地教育迅速发展，教育公平的主张也得以很好地实现，人人都有入学的机会和权利。1937年2 月2日，在徐特立的亲自关怀和主持筹办下，鲁迅师范在延安成立，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第一所培养文化教育工作干部和小学师资的中等学校，学制为半年，学生随到随考，入学资格不限(17)。抗日军政大学《招生广告》：“本校直属抗日人民红军中央军事委员会，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
凡有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嗜好及暗疾者均可报考，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廿八岁以下”。《新华日报》刊登陕北公学《招生广告》说，凡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18岁、身体健康者均可报考。不到两月，公学学员已有500余人，从地域来说，有来自祖国边疆东北、西康、云南，有的则是从朝鲜、暹罗归国的华侨；
从党派来说，既有共产党员，又有国民党员，还有其他不同政见者；
从民族来说，既有汉族，又有藏、蒙古、回、彝等其他少数民族。“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教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员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18)毛泽东曾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以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19) 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文化界人士举行文化教育宣传工作会议，提出了在教育方面的新方案(20)：(一)确定群众是教育的主人；
(二)劳苦大众要有受教育的权利，积极消灭文盲，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
(三)组织各种文化团体，使教育大众化，社会教育化。《晋西北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指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以提高晋西北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与生活技能，使教育为抗战建国服务。其实施方针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切抗日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一律均等，建立与发展文化教育统一战线，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确定初级小学为国民义务教育。”(21)三、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民主教育和公平主张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和社会文明建设基础上的社会公平集中反映了一个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和总纲领。民主教育和教育公平主张成为一面旗帜，更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示范。

(一)教育改革适应需求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也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改革。“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农村生活中所实际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
适合家庭生活、农村生活情况的学习形式如村学、识字组以及传习生产技术的学徒制等。既然根据地干部的中心任务是战争和生产，我们的干部教育，就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所实际需要的知识来列为课程(25)。陶行知先生曾说：“民主教育的方法，要使学生自动，而且要启发学生，使能自觉，要客观，要科学，不限于一种，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要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并且在中国要会用穷办法，没钱买教科书，用尽各种办法来找代用品，招牌可以作课本，树枝可以作笔，桌面可以当纸张。

八路军行军时，带着一套文化工具，即是一支木笔，行军停下来时，就在地面上画字认字。新民主主义既是农工领导，就必须穷办法使老百姓受教育。”(26) (二)民主教育各尽所能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其自身抗战与建设需要大批的骨干力量，同时还担负着向党领导的军队和全国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的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校等。无疑，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干部教育作为边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必要的。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中说：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17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有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及尚未教育出来的学生在3万人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27)。

边区政府十分注重发挥各级教育的建设和作用。在文化教育上，边区这个地方过去简直是一块荒地。一般的县，百人中难找到两个识字的，有些县(如华池等)两百人中只有一个识字的，当然还不是贫寒子弟。《解放日报》报道，革命前陕甘宁边区总共有小学120所，在校学生2 000人。1940 年小学增加到1 341所，在校学生增加到41 458人。学校数增加将近13倍，学生数增加将近21倍(28)。“现在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每百人中有五个能识一千字的了。延安县有些区乡，已有百分之十的人民达到了消灭文盲的初步准备(识一千字)。就整个数量上，当然还是很落后的。但两年半的识字运动，在边区内增加了两万以上的非文盲，是不易的事 ……中等学校之鲁师、边中，先后训练了学生六百名。边中附校现有男女学生三百左右。此外边区还有在八路军与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办的学校——抗大、陕公、鲁艺、女大、青训班、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可作为边区学生升学的地方。” (29)1944年4月18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指示信——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30)中，边区政府负责人林伯渠、李鼎铭等就边区试行民办小学工作进一步提出：“把大多数的甚至全部的小学交给地方群众自己办，政府则在物质上给予补助，在方针上加以指导。在这个方针之下，将来应做到每个村都有一个民办的村学，在村学的协助下来办冬学、夜学、识字组，以达消灭全边区文盲之目的”。

(三)教育理论得到创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基本内涵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代表了中国文化教育的革命性、先进性和方向性，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只能和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及无产阶级来领导；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文教侵略和文教专制，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是统一战线的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团结、改造和利用；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统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是世界革命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对于外国的和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其中民主性和大众性等积极因素；
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为了工农大众，依靠工农大众，来自工农大众，尊重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不能替代包揽，不能搞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31)。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伟大的创造，也是边区社会稳定和教育和谐的根本所在。

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道路，植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五四”运动开始，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经过许多教育探索和争论，积累大量经验和教训，到20世纪40年代初，才奠定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教育经过 1942年整风运动，使其避免被教条化的命运。从那时起，又经历将近10年时间，才把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转化为新民主主义教育实践。“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理论已经更充实了，如果说在抗日初期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理解还是很原则很抽象的，现在则已丰富具体百倍了。”(32)抗日救国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和保护一切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保证和保护一切人的自由和权利不被侵犯和剥夺，因此，延安时期的教育群众路线、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方面的创新和实践最能体现我党贯穿始终的教育公平主张。

(四)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一系列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管理体制。成功地把新民主主义教育理论转化为各项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以指导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一整套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和实施教育的各种经验模式，从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符合人民民主的实质，符合国情，特别是符合边区和根据地的需要与客观实际，被广大人民接受，而成为“民族化”的结构形式。其特点有：它是人民民主的教育制度、它是为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服务的教育制度、它是灵活机动的教育制度、它是诉诸人民力量的教育制度(33)。

在行政领导方面，边区政府教育自上而下地建立了一套领导机构边区政府设教育厅，分区专署及县政府均设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乡政府设文化主任，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在管理机制方面，实行新民主主义指导制度， “边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延安大学办好，分区一级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中学和地干班办好，各县的领导机关要负责把完小和乡区训练班办好，各级政府机关都要办干部文化夜校，在两三年内消灭干部中的全部文盲。”(34)在师生管理方面，实行了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的学生民主自治，建立起民主团结的师生关系。“在学校内实行儿童自治，自治的形式可采用学生会或俱乐部，纪律由学生自订，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与民主主义作风。教师对于学生自治只居指导地位。参加必要的校外活动，使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35) (五)典型经验积累丰富先进的革命理论与精神教育，使学员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好教学效果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陕北公学半年来把1 000多个青年在思想上武装起来，分发到各个方面工作去了。他们初来时，入学测验的政治问答很多人是不及格的，但毕业时多数人能答对，得90分以上。在培养民主精神与锻炼集体生活习惯方面，很多‘少爷’、‘小姐’是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习气来的，一两个月中间过惯了集体生活，紧张起来了，能够吃苦了，没有劳动过的肯劳动了，能够在风雨中学习与劳动，能够上山下岭，能够很愉快的进厨房服务了。”总之，在很短的时间内，陕北公学给了学员充分的革命理论与精神，加强了他们的工作能力，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作风，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37)。

按群众需要与自愿原则，并得政府帮助而创办起来的民办村学，更是一种适合分散农村环境的新型学校，形式繁多，各有特色。一是米脂高家沟式(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
学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完全按群众需要而定，没有一定的年限，学到会写会算就毕业；
学校成为本村文化政治活动中心)，二是延市杨家湾式(在积极分子创议和发动下，经过政府积极领导，并得中央民委与杨家岭居民工作委员会帮助而成立的)，三是米脂杨家沟式(完全是贫雇农自己的学校，是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办起学校，教育对象包括儿童、成年男子和妇女，最大特点是全体学生都不脱离生产)，四是新式的巡回学校(多个村庄相距都在三五里左右，由一个教员轮流到各村教课，学生不离本村，各村选举有威望的热心教育的学董一人，负责学校经常管理)(38)。

注释：
①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6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第32页。

③孙秉文、侯彪：《从延安民主模式看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路径》，载《理论前沿》2008年第4期。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2 页。

⑤商奇：《中国现代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年，第183页。

⑥《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71页。

⑦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 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83 页。

⑨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页。⑩《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92、93页。

(11)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1083页。

(13)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26页。

(14)《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 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381页。

(15)《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年-1939 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2 5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4页。

(17)编纂出版委员会：《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241页。

(18)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 61年，第169页。

(19)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136页。

(20)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1页。

(21)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198页。

(22)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56页。

(23)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13、14页。

(24)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2页。

(25)《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载《解放日报》 1944年4月7日。

(26)陶行知：《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载《战时教育》1945年第2期。

(27)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156页。

(28)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202页。

(29)《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年-1941 年》，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第376、377页。

(3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33页。

(31)杨旭、李剑萍：《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思想和实践来源——纪念〈新民主主义论〉发表70周年》，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32)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63页。

(33)董葆良、陈桂生、熊贤君：《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7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45页。

(34)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36页。

(35)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65页。

(36)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第63、64页。

(37)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 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