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道之不传说起
从师道之不传说起 被褒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 的首倡者。他所推崇的“古文”，指的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 先秦两汉的散文。贞元十八年，35岁的韩愈写了《师说》， 这篇作品善于运用举例、对比来说理，散旬与偶句相交错变 化，批评了当时耻于学习的社会风气，宣扬了从师求学的道 理，可以说正是韩愈所提倡的“古文”的范例。正所谓“文以明道”，韩愈一向主张“文”的写作是为 了阐明教化社会的“道”，《师说》一文所要申明的即从师 求学之道。韩愈在《师说》的开篇就点明“古之学者必有师”， 之后又感叹道：“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那么，当时 “师道不传”的现象到底有多严重？导致如此严重问题的深 层原因又是什么？为什么韩愈在整篇《师说》中始终只字未 提这一原因？分析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韩 愈和他的《师说》。
事实上，从《师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就可以看出，当 时“师道不传”的现象普遍而严重。以批评对象为例，韩愈 起初批评的是“今之众人”，“众人”即一般人，韩愈说他 们“下圣人远矣”却“耻学于师”；
随后，韩愈就更进一步， 把矛头直指“士大夫之族”，说他们对师徒相称的人“群聚 而笑之”；
到最后，韩愈使用了“君子”一词，他说：“巫 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 欤！”在古代，要称得上“君子”，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外，还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也就是说，“士大夫”在具 备了高尚的品德之后才能被称为“君子”。可是，就连这些 被认为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居然也不认可“师道”，这 是何等可怕的现象！难怪同时期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 道书》一文中也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 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批评“师道不传”这一现象 的过程中，为什么韩愈本人的情感越来越激动，语气越来越 强烈了。开始的时候，还是琪皆出于此乎”这样推测的语气；
随后就变成了“吾未见其明也”这样肯定的判断语气；
最终， 韩愈说“其可怪也欤”，这可真奇怪啊！这已经是感叹的语 气了。
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不从师”的恶劣风气，这的确是难 以想象的。那么，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要想回 答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人才选拔的制度说起。
黄初元年，魏文帝曹丕为笼络士族阶层设立了九品中正 的选官制度，它是中国封建时代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之一， 影响深远。所谓九品中正制，简单来说即设立“中正官”， 由他对所管辖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然后根据品评结果任用、 升降官员。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品评人物的标准是家世、 品德、才能三项，但因为中正官都是出自门阀士族，所以没 过多久，家世就成为影响品评结果的唯一因素，正所谓“上 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也就是说，土族出身远比真才实学更接近仕途。
到了唐代，尽管早已经开始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但实 际上，九品中正制还在大行其道，真正通过科举入仕途的士 子少之又少，而入仕之后能走得一帆风顺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赵文润在《汉唐人物述评》中有记载：“唐高宗在位34年， 进士及第555人，宰相47人，科举入仕者11；
武则天掌权21 年，进士及第1172人，宰相75人，科举入仕者27。”不难看 出，在两朝长达55年的时间里，进士及第的只有1700余人， 平均每年只录取30多人。对于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说，这个数 字实在是少得可怜。而两朝宰相共122人，科举入仕的只有 38人，占比约30%。对于走科举道路的士子来说，这个比例 确实很低。那么，唐王朝每年新任命的其他官员主要来自哪 里？最终能够走到相位的人中，那70%的人又主要来自哪里 呢？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门阀士族。如此算来，由魏至唐， 九品中正制的影响已经延续四五百年，难怪韩愈要喟然而叹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了。
到了中唐，韩愈白己的经历仍能反映上述问题。据《新 唐书》所载，韩愈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但“生三岁而 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家世背景”。
查北宋吕大防所编《韩愈年谱》可知：贞元二年，19岁的韩 愈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第 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但是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 参加吏部博学鸿词科考试，所以韩愈又参加了吏部考试，却连续三次失败。其后，韩愈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一次得到 回复；
三次登权贵之门，均被拒之门外。直至贞元十二年， 韩愈才因为董晋的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 韩愈从政的开始。贞元十六年，韩愈第四次参加吏部考试， 终于在第二年通过铨选，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34岁的 韩愈终于步入了京师政府机构。
显而易见，没有显赫的家世，即便才如韩愈，想要通过 科举入仕也是相当困难的。韩愈自己奋斗了十年，最终还是 靠他人的推荐才成事；
而真正通过考试任职，那又是四年之 后了，所担任的还只是“国子监四门博士”。唐代的国子监 “领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六学”，按《旧唐书· 职官志》所载，“四门博士”是正七品官员，“掌教文武七 品巳上及侯伯子男子之为生者”，也就是主要负责教育七品 以上官员的子弟。如此说来，韩愈与他的学生们，一方是并 无重大实权的七品“博士”，另一方却多是出身贵胄的官宦 子弟。可想而知，那些“学生”怎么会把韩愈这个“老师” 放在眼里，哪里还会尊什么“师道”？所以说，韩愈并不是 站在“师道不传”这一社会风气的边缘，而恰是处于这场风 暴的中心，首当其冲。于是，在担任“四门博士”的第二年， 韩愈就奋笔写了《师说》。
尽管如此，在写作《师说》之后，韩愈还是遭到了众多 毁谤，其际遇令人唏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 这样描述：“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至于一般所认为的，韩愈的《师说》改变了“不从师”的社 会风气，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那当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