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_

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进程中，有一种引人瞩目的现象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它以关注国富民强为出发点，表达了对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的反抗，反映了民族国家在多极格局中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在纷繁复杂的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才是主流和常态。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步推进是一种深刻的悖论，但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经济民族主义，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举措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

　　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正确地指出，“从古至今，经济民族主义对国家权力和独立性的奋斗目标始终是压倒一切的。只要国家体系存在，经济民族主义就会对国际关系施加重要影响。”[1]即使在全球化进程随着信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不断加快的世纪之交，虽然国家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侵蚀和削弱，但经济民族主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强烈的形式表达着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抗争。

　　分析与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有助于我们认清所处的国际形势，找准更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基点。

　　经济民族主义的基本主张

　　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建设的大目标（或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由于迄今为止，从宏观上看，现代民族国家仍是各种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基本单位，在资源有限并且紧缺的世界体系中，全球竞争主要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企业的收益主要来自于民族国家，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则取决于国民经济和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所以个人和团体（公司、利益集团）最大的现实福利单元，起码在相当时期内是仍然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全球。基于这样的认识，经济民族主义主张每个国家都应该把追求更多的超额利润以满足本民族国家的需求当做最重要的政治目标之一。一般而言，它对激进的全球化观念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应该为抽象的世界福利而牺牲本国利益，相反，这一理念内涵了“此胜彼败”的逻辑，它往往认同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地位的上升要以牺牲另一个民族国家经济为代价这样的残酷现实。如果经济民族主义偶尔也赞同或直接介入全球化，那是因为它把全球化视为实现本民族国家的手段。即在它看来，全球化不是目标，也不是价值取向，本民族国家福利的最大化才是目标和价值。为了这种价值，既可以保守，也可以进取。

　　为此，吉尔平把经济民族主义区分为两种：一种是较温和的即防守型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保护本国经济免遭外来经济及政治力量的影响，它通常出现于不发达国家或经济已走下坡路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执行保护主义政策，以保护其新建的或衰落的工业。较强硬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是经济战争的产物，它崇尚实力扩张。[2]实际上，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在发展阶段上各个国家取得政治独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即一个民族在完成自己取得独立的历史任务后，必须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才能使自己真正地站起来。已有学者把包含了经济优先、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巧妙结合、倡导儒家传统文化等要义的东亚发展战略称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并把它当做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所在。[3]对于那些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位的国家，它“直接反映了这些国家经常抱怨的那种看法：它们虽然取得了政治主权与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是殖民地”[4]。而对于发达国家，扩张市场，为本民族国家争取更大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美日贸易冲突就是显例，而美国对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若干限制也反映了这种情绪。就是被认为一体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的欧共体内部，经济民族主义倾向仍然十分强烈，欧共体各国在关于英国疯牛肉的进口问题上就一直纠缠不清。随着1997年夏天以来金融危机在全球各地的蔓延，后发展国家开始沉痛反思在金融和资本领域过度开放带来的恶果，关于建立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取向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

　　无论是哪种类型，经济民族主义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是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相对获益而不是全球的绝对获益，它深切关注民族国家整体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特别是由民族经济竞争力决定的民族的长期发展趋势，而不是世界的共存共荣。

　　经济民族主义是当前民族主义的主流和常态

　　冷战结束以后，一度冷寂的民族主义情绪取代了原先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成为国际格局变动的主要原因。在这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是最为有力却最被忽视的。

　　有学者把这一次民族主义的新崛起看成是“对全球性国家危机的反应”[5]，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对国际互动的政治反应和政治认知。[6]果我们把它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并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就会更加清晰地发现所谓民族主义浪潮其实是一个纷繁叠加、各有用心的复杂互动，它至少被用来表达三种不

同的追求和抗争：

　　1、求独立的政治民族主义：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求建立一个属于本民族的国家和政府，它与“追求国家身份”的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两极格局崩塌以后，原先被强硬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多民族国家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民族自决的呼声高涨。如果说，二战以后的政治民族主义是后发展国家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器，那么90年代的政治民族主义则是弱小民族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反抗。由于带有明确的建国目标，这种反抗就带有强烈的分裂和暴力倾向，造成了世界局势的动荡不安。

　　2、求个性的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主要任务是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主张以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传统为纽带，强化族民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阿帕杜莱睿智地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7]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连法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有被“文化殖民”的深切忧虑，后发展国家更是只能努力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通过知识精英对文化霸权（极端的如“好莱坞化”和“可口可乐化”）的反抗，来保持或恢复民族自尊心，以获取政治号召力。在这里，“作为主权的‘道德成分’，民族主义象征提供了一个政治话语的核心。”[8]

　　3、求富强的经济民族主义：根据前面的分析，它事实上是一种国家利己主义。从世界格局的角度看，冷战结束后被意识形态遮掩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对立重新显现出来，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的角逐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角逐[9]。从民众的角度考虑，全球化导致的“大规模生产还通过把大批人民从乡村、农场和大家庭中吸引出来，进入城市，从而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am#0am#0;在城市中他们遭遇到政治运动，接触到关于外国的阴谋诡计的消息，看到了国家的各种盛大活动和移民浪潮，从而进一步提醒他们记起自己的国民身份。”各国公民都了解到，“他们个人的福利是同他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结合在一起的，爱国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不可分的。”[10]当利益凸显而不均衡的全球化进程又威胁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公民的福利时，体现国家自我保护的经济民族主义就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政治民族主义因为常常变态为宗教原教旨主义和种族分离主义而给世界造成太多的创伤，文化民族主义则因为几乎抵挡不了全球性的消费主义和没有边界的大众传媒而显得有些虚弱和矫情，只有以追逐和保障可见的经济利益为主题的经济民族主义处处可见，并自然地成为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主流和常态。

经济民族主义在全球化中复兴的主要原因

　　1、全球化的西方化价值取向，使后发展国家选择经济民族主义来摆脱双重困境。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12]这样一种历史和现实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控制了经济贸易规则和制度安排的渠道，进而可以凭借其技术和资金的全面优势，进一步促进资本物品和服务的跨国流动，通过在国际上降低交易成本，达到以自由贸易方式重组全球资源和市场的目的，并获得收益最大化。

　　所以，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是把西方主宰的国际经济秩序通过市场化和政治变革而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张、推展的过程，它就是西方占支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和体系的国际化。这一进程是以若干后发展国家让渡国家主权和市场来实现的，是以牺牲后发展国家的现实经济利益为代价的。有资料表明，目前全球贫富悬殊状况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13]全球化对这一结果脱不了干系。

　　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双重的困境在于：如果完全不参与全球化进程，闭关自守只能使一国丧失同广阔市场相互交往的一切好处，面临被淘汰的命运；如果不顾经济发展水平过于急切地参与这一不公平的进程，则有被消灭的可能。经济民族主义的复兴表达了他们一种无奈和抗争的复杂心态，既介入全球化进程，又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某种程度上的阻挡，赢得宝贵的经济结构调整时间以保护国家经济安全。

　　2、全球化理念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使集体行动不灵，加剧了各国经济民族主义倾向。

　　主张全球化的人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信念，从世界福利和世界效率出发，主张实行没有国界的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国家和政府除在严格的公共领域活动外，应尽量减少对国际经济活动的干预，以便让市场力量在全球范围合理配置资源，最大限度节约资源，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繁荣和各方（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共同获益。这种设想在纯粹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状态下大概可以实现，但现实的情况是，“今天没有哪种威胁、哪种意识形态和哪位领袖能强大到足以把现存的世界体系维系在一起”[14]，更别说真正一体化了。我们还是来看始于东南亚、殃及世界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危机显露之初，各国只管自己，不愿出手援助，接着竞相贬值货币；在危机迅速蔓延开以后，被寄予厚望的大国却不愿承担挽救的责任和义务，例如美国的冷漠甚至欲在此时借IMF控制危机国金融主权的做法，就激起了东南亚政界和民间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时至今日，许多新兴国家财富急剧缩水，而美国依靠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美元优势，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中通过自由而不平等的竞争攫取了巨额资产。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理性的国家为追求自我利益只好独立作出决策，其结果往往是“集体行动不灵”和“世界市场不灵”[15]，集体博弈的交易成本便趋于无穷大。

　　对于新的全球体制如何构建，现在仍是空谈远多于行动。人们都知道要做些什么，但对于怎么去做一无所知。瑟罗就抱怨过，“人们无法一致同意应当由谁来制定规则，要规范什么，或者应当如何规范。凡是大家能一致同意的，都是些没什么大意思的事。”[16]

　　既然在全球协调一致开展行动方面还有太多的路要走，既然世界福利的普遍增长还是幻想，那么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显然都不会愿意过快和过于轻易地让渡主权与市场，相反，他们强烈地期望在相互依存中谋求到更多的国家经济利益，以关注国富民强为基本出发点的经济民族主义成为许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动员口号乃至现实政策选择就不足为奇了。

　　跨国公司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跨国公司做为一种在国际环境中谋求本国经济利益的手段，一度是经济民族主义倡导者和政策安排中最重视和依赖的。在赖克看来，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一个共同经济命运的理想，其最终纲领是：公民的福利与国家的经济成功联系在一起，而国家经济的成功又有赖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17]

　　遵循这样的思路，经济民族主义把促进跨国公司的成长当作民族国家经济振兴的战略选择。不仅在发达国家，连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后发展国家，都日益卷入到营建庞大跨国公司的积极行动中，推行所谓“大企业战略”。他们把跨国公司视为“国家的经济卫士”（赖克），企图通过它的扩张来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著名的是韩国模式，在政府的支持下，银行资金大量流向大型支柱产业和企业，通过大规模投资和生产能力扩张抢占海外市场分额，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强力扶持不仅激发了它追求最大利润的野心，事实上也提供了这样的手段，使跨国公司的膨胀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一道最惹眼的景观。

　　问题在于，跨国公司真的能够帮助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其目标吗？

　　也许恰恰相反。在跨国公司发展之初，它确实能通过资本、商品、技术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为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它已经逐渐取代国家市场而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象赖克描述的那样，如今，“各地的国家卫士（巨型公司）正在发展成为不同任何一个国家有特别联系的全球网络。本国公司愈来愈多地在国外生产和采购，而外资企业也愈来愈多地在本国生产和采购，这两种全球网络不论其名义上的国籍如何，正在渐渐互相类似。”[18]虽然民族国家还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导向来限制或引导跨国公司，但国家试图控制总部设在其国内的企业的全球活动，已经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关键的分歧是，“全球性的工商企业和国家政府之间出现了实质性的分离，前者怀有世界眼光，后者则集中注意‘他们的’选民的福利。”[19]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它们“拒不效忠于任何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利润，它们既不代表其母国也不代表其东道国，而是仅仅代表公司自身的利益。”[20]德里克用以下精辟的说法作出论断：“生产的跨国化不仅是全球前所未有地统一的根源，也是全球前所未有地分散化的根源。”[21]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异己。

　　表面上看起来，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同步推进是一种深刻的悖论，因为前者企图实现的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建立增进各国福利的统一大市场；而后者的目光则局限于捍卫本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正是全球化的缺陷激活了经济民族主义，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些举措则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也就是说，在这里更深刻的悖论在于，经济民族主义试图依靠跨国公司实现对全球化的反动，却反而推动了全球化。这种纠缠不清的处境正是世纪之交国际经济格局的真实写照。它也对经济民族主义是否真的能够抵抗全球化提出了质疑。

　　如果我们把闭关自守的政治理念称为孤立主义，把全球真正一体化的构想成为理想主义，那么经济民族主义则是将持续一段时期的现实主义。只要民族国家没有被逼到必须放弃大多数主权的时候，它就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经济民族主义与全球化之间的互动和力量对比将决定世界的未来走向。

注释：

　　[1][2]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第43页。

　　[3]参见陈峰君：“论东亚成功的综合要素：东亚经济民族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夏季卷。

　　[4]Ｓ·坦塞著《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5]徐迅著《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6]参见庞中英：“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与经济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第5期。

　　[7]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文化经济中的断裂与差异”，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27页。

　　[8]安东尼·吉登斯著《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5页。

　　[9]参见E·N·Luttwak，TheEndangeredAmericanDream：HowtoStopUnitedStatesBecomingAThirdCountryandHowtoWintheGeo-economicStruggleforIndustrialSupremacy？SimonandSchuster，1993。

　　[10][17][18]罗伯特·赖克著《国家的作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1页，第33页，第132页。

　　[11]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越来越多。精彩的如苏珊·斯特兰奇：“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3期。

　　[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97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化：机遇与挑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美国《商业日报》，1998年10月16日。转引自《参考消息》，1998年10月19日。

　　[14][16][19]莱斯特·瑟罗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第127页，第9页。

　　[15]参见刘靖华著《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全球化、集体行动与交易成本”。

　　[20]三好将夫：“没有边界的世界？从殖民主义到跨国主义及民族国家的衰落”，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