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既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又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
一、只有立足本国国情，才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党领导人民所要长期从事的大业。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人们心目中长期形成的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模式有诸多差别，在建设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疑虑，例如有人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由此动摇了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这种疑虑产生的一个重要的认识上的原因，是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的模式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清晰地区分开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因为它不像空想社会主义那样，从抽象的“理性”出发，而是从活生生的客观现实出发，从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实践出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固定的模式，它不仅因各国国情的不同而各具特色，而且在一个国家内，也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不顾本国的国情，教条式地照搬别国的模式，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因此，有中国特色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中国特色，就不可能在中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在各国都有其各自的特色，又处于经常变化和改革之中，那么，怎样来判断某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否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同志为此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共同富裕。前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生产效率，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后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条基本原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因此，社会主义要注重社会公平，以人民群众为本，以共同富裕作为其奋斗目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管有怎样的特色，也不管多么经常地处于变化和改革之中，只要它具有上述的共同本质，它就是社会主义的；反之，则否。
由此，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具有超过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体现出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过程，同样，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也有一个过程。它受制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人们对于社会的认识正确与否及其正确的程度，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同时，它还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即使对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正确，人们也只能在客观现实提供的可能范围内去逐步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不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侧重点也会有差别。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而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就成为突出的矛盾。在那里，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们自然地把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侧重点放在实现共同富裕上。而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鉴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针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现实，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通过改革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所要追求的目标。但是，从普遍贫穷不可能直接跳跃到共同富裕，其间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渡。为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快发
展生产力，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改革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完全必要的。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途径先富起来，带动其他人和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采取这样的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允许贫富差距的这种扩大，又要防止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这样的两极分化。这就是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根据所在。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基本制度上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但两者之间确实还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这是因为：
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各个不同，但它们都以不同程度的现代生产力为基础。性质相同的社会生产力，必然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它们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一例。
其次，当前的时代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其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要在统一的世界市场中互相打交道，就必须制定和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多，在他们那里推行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都应该大胆吸收和借鉴，但不能由此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基本社会制度上的本质区别。
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有不少共同的东西，而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期的过程，那么，怎样保证我国社会能正确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呢？主要有两条：
一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要保证我国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而不致迷失方向，离不开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进行正确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共产党的执政是使政府能够始终充分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角色的保证。当然，这个党应该不断进行自身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提高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特别是拒腐防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
二是在坚定不移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同时，保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是政府赖以为体现公众意志和代表公共利益而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重要的物质基础。只有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里保持国有经济的支配地位，才能保证社会经济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发展，而不是相反。当然，这种国有经济应该是有效率、有竞争力的。这就需要政企分开，发展有国有经济参加的混合所有制经济，采取多样的、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样做，不仅不削弱国有经济，而且更有利于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上述条件并不是自然形成和凝固不变的，而是需要通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去改进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的。当前，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正处于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推动建立“五个统筹”的有效体制机制；坚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这样，就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国情，能更好地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使我国社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
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宏伟的、史无前例的，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是极其深刻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坚定信念，永不懈怠，求真务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克服艰难险阻中开拓前进。这样，就一定能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来。
二、只有与时俱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不竭动力
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勇气，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它在一系列国际风云变幻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在正确应对国内外各种困难和挑战中胜利地向前发展。究竟是什么使它具有如此蓬勃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以理论创新的成果，为这一事业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动力。
马克思恩格斯形象地比喻，哲学是人类解放事业的“头脑”。无产阶级只有掌握这一精神武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用这种哲学看问题，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会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因此，他们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重视这一理论的实际运用和丰富发展，“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不断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俄国，没有创新，就没有列宁主义；在中国，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正是实践中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指导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性飞跃。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正是由于坚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获得不竭的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辟、丰富和发展，更是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邓小平同志深得马克思主义之真谛。他在努力恢复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邓小平同志明确将实事求是定位为“马列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探求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反对抽象地谈论问题，主张不搞空洞的争论；不赞成搞纯粹的逻辑演绎，或者企求从现成的本本中、固定的模式中，寻找对问题的答案；倡导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这种思维的求实性、开放性和新颖性，体现为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思想的提出，其理论创新成果凝聚成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弘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前进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致力于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江泽民同志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这种理论创新的最大成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要求我们首先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产物。同时，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还要求我们必须不断依据实践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来创新。
与时俱进的“时”，不是一种抽象的历史或时代概念，而是指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特定历史阶段基本特征的时代。依据不同的时代主题和时代需要，研究不同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特殊规律，既是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崇高使命，又是一个又一个新的思想理论形成的前提。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21世纪初之际，我们又面对着怎样的时代特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中国更加深刻地融入全球体系，同时，世界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我国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展期，同时也处于矛盾凸现期。“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的历史交汇点，是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够全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局面亟待改变，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快速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利益关系也更复杂。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我们眼下所做的一切工作的基调。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实践都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长治久安，必须找到一条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比较和国际观察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只有善于科学总结经验、注重认真学习经验，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好、发展好。社会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也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的。”这就要求我们发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勇气，把总结经验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总结新鲜经验结合起来，把总结经验与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就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科学分析和判断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全面把握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努力从推动中国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就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从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还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创造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只有坚持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出路
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始终不渝、心无旁骛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由于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折腾下的中国，其经济发展水平已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水平，广大人民群众已不堪长期贫困。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一系列科学论断。
为了加快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发展思路，意在打破那些传统的僵化观念，把全国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到加速发展经济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去否定“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去否定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政策，用开放深圳等经济特区去打破传统的封闭机制，以市场经济体制去否定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一切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这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措施，促进了中国经济20余年来的高速增长，促成了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国内外人士普遍赞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的巨大魄力与非凡胆识。
在20世纪80年代，在积极推进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关于“两个大局”的设想：当时的大局是必须实行政策聚焦，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的开放与发展，希望西部同志能加以理解和支持；而到了20世纪末，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回过头来支援西部地区的发展，这又是东部沿海地区同志需要理解的一个大局。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对这后一个大局的具体落实。
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提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大局”，是因为他已经注意到非均衡发展推进中所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矛盾。但是，在拨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在急速摆脱中国贫困与落后的大前提下，发展，特别是经济的高增长，确实是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矛盾与问题，如过度关注增长速度，经济质量与社会效益不能同步；宏观经济不尽协调，大起大落时有发生；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能源等产业瓶颈严重存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严重滞后，影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落实完善；区域间、城乡间差别过大，不利于经济协调发展；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城乡困难群体极需扶持；经济与社会腐败现象仍然严重，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等等。这些矛盾与问题，尽管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发展中的矛盾，但如果不加以解决而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干扰与影响我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即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指导我们今后的发展，完全是合乎时宜的。
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与时俱进，表明我们的发展观在实践中继承、丰富和发展，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和准确。它进一步向世人昭示：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不与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相矛盾，而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只有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才能真正把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落到实处，也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毋庸讳言，在21世纪之初，科学发展观之所以合乎时宜，也是因为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或者说物质基础，为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运作舞台。到了2004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亿元，社会生产力有了为世人所瞩目的增长，也确实为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在发展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概念。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内容，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发展。但是，增长不等于发展，某些增长，如不求质量与效益的增长，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就可能与发展背道而驰。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发展理念的科学、全面的阐述，是对片面的增长、GDP崇拜等错误观点的历史否定。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抓住主要矛盾，抓准关键环节，抑制经济运行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有效地保持了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农业生产出现良好转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部分行业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受到抑制，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经济效益继续提高，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大幅增加；就业再就业形势趋好，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一年多来，这一把握全局、有抑有扬的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这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不仅保持了经济平衡较快发展，更重要的是使大家深化了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重要指导思想的认识，加深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防止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的认识，加深了对我国国情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认识，增强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就不仅要求经济在质与量等方面的协调发展，更要求经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其中，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是科学发展观的目的所在。
200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切实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坚持经济发展以提高质量效益为中心，按照“五个统筹”要求以加强薄弱环节，缓解资源约束矛盾以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抓住有利时机以推进改革，坚持以人为本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
我们深信，只要我们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扎实实地抓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能开创出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