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分析
民国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分析 民国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分析范文 19世纪后，滥觞于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强烈冲击保守的古 老中国，中国近代史于是体现为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形变之链， 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均面临“现代的变与传统的 守”的抉择。［1］31860年以后，当天主教再度进入中国， 兴办教育成为其传教工作的主要切入点之一①。天主教会和 基督教会在中国兴办教育几乎与他们的传教同时开始，教会 开办的各种层次的学校开启了中国现代教育之门，也使中国 原有的传统教育方式、制度受到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与冲击。虽然教会兴办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华宗教势力，但 他们的办学工作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和 发展。
一、民国时期教会学校的发展概况 清末至民初是天主教在中国办学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江 南传教区(即今长三角地区的江苏、上海、浙江)成为天主教 办学的集中之地，而掌管江南传教区的法国天主教耶稣会更 是广开中、小学校。据1914年的统计，法国耶稣会在全国共 兴办8034所小学，招收132850名小学生。［2］教会因此成 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的重要力量之一:从“一九二�年到一 九四�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即大专院校，有百分之十二到 百分之二十的中国学生是在教会学校念书”［1］3。民国时 期，据1931年江苏省三个主教区南京教区、徐州教区、海门教区统计，其所属大小学校共894所，学生达41560人。［3］ 仅在上海地区，天主教会就办有大学、中学、小学、外侨子 弟学校、专业学校等40余所。［4］教会在不少论及教友主 要任务的材料中明确提出，教友除了要“洞明圣教道外，尤 当有进取思想，在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常占据一重要 地位，不特为荣主救灵，为圣教广扬起见;然尤当为社会幸 福，为国家光荣着想也。故为今之计，一，注重子女教育。
……二，研究学术。……三，团结精神。”［5］可见，教 会已逐步认识到“前日只需安分守己，守好天主诫命，做一 个热心教友而已矣”的教育观念已不合时宜，“现在则当进 于是。”［5］ 教会学校的这种世俗化倾向，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政权形式在中国的建立和现代国家主义意识的进 一步增强，学校成为世俗政权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场所。政 府直接介入办学的力度空前，教会学校在国家的强势之下， 不得不逐渐放弃通过单一的宗教课程教育进行传教的原有 办学宗旨。在课程设置上，教会学校除所开设的宗教神学教 育类课程外，其他课程大都与现代学校教育的科目相似，从 小学到中学的教学课程中都设有唱歌课，而且各科设置均注 重综合平衡［6］。民国政府成立以后，教育部即颁发《普 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其中规定唱 歌为中小学校随意科目之一，初小唱歌和体操合为每周四课 时，高小唱歌每周一或二课时，中学、师范学校音乐课每周一课时，师范学校第一、二学年音乐课亦可每周授课二课时。
［7］2此后，教育部又于1916年1月颁布的《国民学校实施 细则》中规定，“唱歌要旨，在使儿童唱平易歌曲，以涵养 美感，陶冶德性。宜授平易之单音唱歌，歌调乐谱宜平易雅 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7］21类似的音乐素质教育 实际上一直是教会学校的传统，因此，对大部分教会学校而 言，国民政府教育部门颁行的教学大纲对于他们原有的教育 内容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影响，它无非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 加了一些世俗的内容。
二、民国时期上海教会中小学校的音乐教育 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即开始对宗教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进 行规范和限制。②教会学校也由最初以宗教课程、仪式为主 的教学内容，逐渐转入国家教育法规所规定的课程和教学方 式上来，从而逐步被纳入国家设立的国民教育体系。与此同 时，宗教课程及宗教仪式规程也逐渐退出了教会中小学校课 程设置。③1923年6月5日，教育部颁布新学制。教会学校根 据国家新学制规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规范、调整开设课程， 并积极参与国家、地方组织的各级学校会考，这不仅增强教 会学校学生的竞争能力，同时也提高了教会学校在社会上的 知名度。新学制具体规定小学分为初级四年、高级两年的四 二制;中学分为初级高级六年四二制或三三制。小学课程分 为国语、算数、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前四年卫生公民 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自然园艺、工用艺术、形象艺术、音乐、体育等十一目。初级中学课程分为社会科:公民、历史、 地理三目;言文科:国语、外国语二目;算学科;自然科;艺术 科:图画、手工、音乐三目;体育科:生理、卫生、体育三目。
共六学科。高级中学以选修为主，然亦分为公共必修科及分 组必修科。新学制的小学课程，用分数计数。各学年的每周 教学总分数:第一、二学年，每年每周至少得1080分;第三、 四学年，每年每周均得1260分;第五、六年每年每周均得1440 分。
中学课程则以学分计数，每半年每周上课一小时，又须 课外自习一小时为一学分。但有数课不须课外预备者，如艺 术科及各种实验工作等，折半计数。初中毕业共需学满180 分。高中最低学分限度定为150分。如果以1923年教育部颁 布的新学制课程作为一个标准，那么在新学制颁布前，即民 国建立的最初几年，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就已经非常接近新 学制规定课程开设标准。上海徐家汇崇德女校及徐家汇圣母 院所设女校圣诞小学校，是专供教中寄宿生的学校，兼授英 法文科。从该校1914年7月10日暑假奖赏优等学生的科目中 可知，该校所设的课程科目主要有:品行、问答、圣教史、 文课、讲读、科学、数学、代数、书法、手工、唱歌、弹琴、 图画诸科。④这些科目已含有新学制所规定的主要课程，如 文课、讲读(国语);数学、代数(算数、算学科);科学(自然 科、历史、地理);书法、手工、图画(艺术科、手工、图画);
唱歌、弹琴(音乐)。虽然英法文科未在奖赏范围之内，但至少说明学校已开设有外语课程。徐家汇启明女校的教学大纲 中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则更为具体，分类更为详细:“本校教 授科目分为国文、科学(自民国起至中学及高等科止)、外国 文辞及艺术”。［8］ 教会学校不仅在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上开现代教育之 先，还十分重视对学生个性品行的修养教育。学生每日作息 都被严格要求，且安排具体。如下为启明女校校方规定的学 生作息时间表:……十八、六下钟一律起身，梳洗早膳;八下 至十二下钟，授中西文课、科学、算术、或自修;十二下至 一下二刻，午膳后散心，需散步行走，至一下钟始坐;一下 二刻至四下二刻，习西法歌唱、绣工、图、西乐及习字;四 下二刻至五下钟，点心散心;五下至六下钟，中文课;六下至 七下自修，温中西文学、算法、读新课;七下至八下钟，晚 膳、散心;八下钟读书，小学生八下钟安歇;八下二刻一律安 歇。……十九、每日除上课自修外，学习临摹画一小时;铅 笔或柳条画一小时，杂艺一小时。二十、每星期授修身伦理 一小时，体操一小时，唱歌一小时，卫身学一小时，又，家 政学一小时(或一小时半)。二十一、学习音乐之时刻，视学 生之程度以定，惟年在十六岁外者，不便学习钢琴。二十二、 学生不习西文者，兼习各种科学，兼读中西文者，科学中随 意择定一门。……［8］从以上材料可见，1923年教育部颁 布新学制之前，启明女校的音乐课程已有明确的学分和学时 的要求，所开课程也与新学制规定基本吻合:中文(国文);算术、算法(算术);西文(外文);科学(自然科、历史、地理);
音乐;图画;体操、卫身学(体育)。此外，启明女校还针对艺 术课程进行详细分类，并提出修习要求，如音乐科中要求学 习西法歌唱、西乐，每周有一小时唱歌，而且还对钢琴修习 者提出年龄的要求。美术科分为临摹画、铅笔画、柳条画、 习字、图画、杂艺。手工课则主要是绣工以及家政学。该校 的音乐教学理念、音乐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不仅体 现了教会学校办学的特色，而且也对当时中国音乐教育起到 了积极的影响。
三、民国时期江浙地区教会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民国以来浙江教区由浙东、浙西两个 主教区组成:浙西教区以杭州为传教中心和主教府所在地， 主教田服法;浙东教区则以宁波为传教中心及主教府所在地， 主教赵保禄，教务主要由味增爵会会士管理。杭州自明末清 初由耶稣会传教士郭居静、金尼阁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 开教以来，成为全国传教中心之一，公教教育及教务“有蒸 蒸日上之势，为其时传教之中心区域。曾创立公教公学一所， 及初学院一所。郭居静、阳玛诺、艾儒略、伏若望、费奇规 诸司铎均历掌教鞭。……是为浙省公教教育之嚆矢也。”［9］ 但在经历雍、乾、嘉、道禁教三百年后，耶稣会传教士重回 江南传教时发现，杭州教务已大不如前。而1840年《南京条 约》的签订，宁波成为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其教务随之逐 渐发达。据1926年全国省区天主教小学总数统计，宁波共有教内小学7所，其中男校4所，女校3所。2所中等学校均为男 校。作为早期传教中心的杭州，教务则相对发展缓慢。同期 教内小学没有统计，中等学校也仅有男校1所，女校2所。
［10］当时的一份教会文件有云:“杭州公教向不注重外务， 已知教务每落誓凡教之后。谢总铎安东公有鉴于此，商诸曾 唯道司铎。议将仁慈堂内旷屋改作女校。”［11］ 1919年，杭州公教学校―――粹贞女校成立，在包括杭 州在内的浙西教区为数较少的教会学校中，该校的办学宗旨、 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等方面，皆具有地区代表性:定名粹贞 两等女子学校，请某会女修女为该校教员，附设法文专修科， 及幼稚园等。定明年二月开学，俟办有成效，再办高小中学， 如此计划，不但造就人才，且广扬公教，爱主爱人，莫逾于 此。兹将该校招生简章照录如下:仁慈堂粹贞女校(国民学校， 附设幼稚园、女子高等小学，附设法文专科。)招生简章宗 旨，留意儿童心身发育，施以女子生活适用知识技能，并授 以真正道德基础，养成他日贤母为宗旨。学科按照部章，特 加法文，音乐绘图科，另有简章。资格，身家清白，人品端 方，身体健全，有志求学者为合格。年，高等小学，十二岁 至十五岁;国民学校，七岁至十二岁;幼稚园五岁至七岁;法 文专科生，十二岁至十八岁。纳费，高等小学生学费，每月 半元;国民学生，每月三角;膳费，均每月三元。余参观简章。
校址，设在武林门内天汉洲桥北首仁慈堂内。报名，本校事 务，所及各处天主堂司铎处，皆可报名，自阴历十一月十一日起，至十二月二十日止。开学，阴历正月初十日。杭州仁 慈堂启。［11］这所学校附设有法文专科、幼稚园，以及女 子高等小学。在中小学校设置法文专科教育，可说是当时江 南地区耶稣会传教士开办学校的主要特色。这主要因为江南 传教区大部分属法国巴黎耶稣会管理，所以在耶稣会所管辖 的教区和堂口学校中都普遍开设有法文课程，学习法文因此 在江苏、上海，及浙江教区非常盛行，而上海各堂口学校尤 为突出。粹贞女校学科设置完全按当时教育部章程执行“学 科按照部章”，即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16年1月颁布的《国 民学校实施细则》。该细则对国民学校的音乐教学目的、方 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唱歌要旨，在使儿童唱平易歌曲， 以涵养美感，陶冶德性。宜授平易之单音唱歌，歌调乐谱宜 平易雅正，使儿童心情活泼优美。”［7］21按照民国教育 部要求，中小学校必须开设音乐、绘画等艺术课程，以陶冶 情操，提高国民素质。
从以上简章可见，粹贞女校不仅将音乐、绘画列入教学 课程，而且还加以强调:“音乐绘图科，另有简章。”该校 招生简章还对各层次学生年龄、学费等事项作了详细要求: 幼稚园入学年龄为5－7岁;7－12岁可入国民学校;12－15岁 适合高等小学;12－18岁可修习法文专科。按照年龄招收学 生的做法完全吻合当代招收中小学学生的年龄要求。另从上 文关于粹贞女校的介绍中，我们还可推断出，该校当时的学 制应是小学五年制、初中三年制，完全吻合现代国家教育体制规定的学制要求。民国以来杭州地区的意大利及法国耶稣 会还建有中学和小学，即廷筠中学和淇园、廷筠、海星、圣 心4所小学。此外还建有仁爱护士学校。按常规，这些学校 课程设置都应符合教育部要求，由此也开设有音乐课。虽然 教会中、小学音乐课程设置基本符合教育部要求，但由于当 时教育部对与音乐课程标准相应的教材还没有统一要求，故 各校在具体实践中选择不一。这一现象在1936年教育部令中 小学采用部编音乐教材之后得以统一实施。具体内容如下: “查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早经本部颁布施行。为音乐教材 之选择，各校多漫无准绳，影响于音乐教育，实非浅鲜。本 部先后组织中小学音乐教材编订委员会暨音乐教育委员会 负责选集中小学音乐教材，小学音乐教材初集业经编辑发行 并由本部通令转各小学采用在案。”［12］教会学校不仅积 极配合民国政府规范教育、调整教育，还在不断地变化中努 力建立与社会、地方的联系，以期在获得社会各界认同的基 础上扩大教会影响。从1932年7月1日浙江临海赵巷天主堂附 设原德小学举行的毕业典礼中，即可看出教会是如何利用办 学进行传教和扩大影响并获得社会认同的。
原德小学的具体做法是［13］:(1)毕业班学生参加县教 育局举行的毕业会考，考试科目包括国语、历史、地理、算 术、工作、三民、图画、体操、音乐等，成绩合格者准予毕 业。该教会学校作为私立小学参加国家地方政府教育部门所 举行的考试的行为，充分体现了其积极向国家教育体系靠拢的倾向，表达了其希望得到当地教育部门认同的愿望。(2) 结交精英人士并建立关系网。每届毕业典礼，学校都邀请社 会各界重要人士参加。1932年7月1日毕业典礼的参加者有当 地行政教育当局、团体的人士，包括县长、教育局长、第一 区教育员、民众教育馆长、县党部常务委员，以及各界人士、 学生家属和台州教区宗座校董主席、校董等，共计400余人， 隆重程度可见一斑。(3)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当时以宗教 力量办学的做法得到国人的普遍接受，教会办学已成为国家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4)传播西方文化、科学、艺术，在 音乐素质培养方面尤为突出。学校组织有军乐队，典礼时奏 军乐;唱歌普及，典礼时全体唱“党歌”、校歌、“送别歌”、 “留别歌”等。(5)采用中国社会的交流渠道和方法。典礼 礼堂装饰上体现出中国传统装饰风格，额为“敬业乐群”， 对联为“学无尽期，喜今日小成初步”。“业荒於怠，愿此 后孟晋前程”。典礼开始前，全体起立，唱“党歌”;向总 理遗像行最敬礼。接着，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三分钟。
教会学校完全遵守民国政府在公开场合集会时的规定。在校 长主席发给文凭后，则是官长训词、校董训词、教职员训词、 来宾演说，等等。发言顺序由地方官员到校董，由学校的行 政训导官员到教职员，层级分明，秩序井然。(6)建立本土 化的教会基础。私立学校引进欧美管理方式，设有董事会， 虽然是教会办学，但学务基本按照国家教育部门及地方教育 行政相关规定执行，这样不仅保证了教会学校在地方拥有的声望、地位，而且也为宣教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天主教遵循自利玛窦以来的传教方法，不断 修正与国家、社会、地方各界的关系，以谋求更长久的发展。
由于音乐是宗教礼仪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故教会学校在 遵守民国教育部相关规章的同时，尤其注重音乐培养。而就 教会发展而言，音乐还是帮助其传教的重要手段，因此，教 会还有意识地培养教友及学生的音乐素养，使他们既能服务 教会，又能在社会上发挥所长，为宣教打下基础。出于上述 方面的考虑，教会学校开设了一些较专业的音乐技能培训， 并在年龄、经济上有明确要求，以保证学习者能学有所成。
如上海徐家汇启明女学1920年在招生简章中明确规定:“惟 年在十六岁外者，不便学习钢琴。”［7］该校开设钢琴等 器乐课，另收取一定学费，“学西琴(钢琴)及味奥隆(即四 弦琴)者。每月加五元。(每年五十元)”［14］。1943年启 明女校招生简章中对修习西洋乐器者仍另行要求，“欲学西 琴加二十元……细章另纸分阅兹定正月二十二日开馆到时 考试分班即日开课有志者请即来堂报名也”［14］。现代钢 琴教育在年龄上也有相似要求，而学习者另交学费的做法， 恐也始肇于此。从1920年到1943年，启明女校学习钢琴的学 费增长了四倍，究其原因，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外，修习者 人数的增加以及学校各项费用的增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而 钢琴教育，无论由学校提供，还是私人授课，学费均按课时 收取。事实上，通过独立收费的音乐教育行为，即教育消费模式，已经初显存在的地位等级差别，这些能够支付音乐教 育的消费群体或成员，日益成为一种符号象征，反映了一种 要跟上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的愿望，教会学校的社会分 层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