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治理的科学困境及其责任超越
环境风险治理的科学困境及其责任超越 洪克文 摘要：现代科学已经进入了“大科学”时代，在科技高 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难以预测的环境风险问题，这 些都是由科学进步和技术革命的非预期性后果所引起的。当 代的环境风险充满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传统的科学认知和 方法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代的环境风险治理问题。科学家是现 代科技发展和运用的主体，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环境风险治理 过程中自觉地承担起自身对环境伦理的责任，从而对环境风 险治理起到实际的效果。科学之所以拥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源于人们对其客观 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认可。因而作为现代科学主体的科学家， 在环境风险治理中被赋予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扮演着智力支 持的重要角色。然而，科学并非总呈现客观公正的完美形象， 一些缺乏道德自律的科学家及其共同体不仅难以为环境治 理提供一个客观公正的“仲裁”标准，而且其所提供的科学 结论和科学解释反而可能会使生态环境陷入更为深重的灾 难和困境。因此，只有提升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才能超越环 境治理中的“科学困境”，进而使科学因素真正成为合理化 环境决策的智力支持。
一、环境风险治理与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环境风险，主要是指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引起 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能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环境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良后果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 果。环境风险治理是决策者根据环境风险评价的结果，权衡 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环境风险进 行识别、分析、评估、监控和处置等，并根据现有经济、社 会、技术发展水平和环境状况作出的综合决策过程。
从科学家在环境治理中的较高参与度来看，科学可能为 环境治理效率提供科学保障，也可能因其所提供的片面指导 而使环境治理陷入更大的困境。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科学家能否自觉承担起自身的环境伦理责任。科学 家及其科学共同体对社会有无道德责任、应该承担哪些道德 责任，一直处于纷繁争议之中而未有统一定论。科学家之有 限道德责任说基本上占据主流思想，国内学者从“大科学” 的背景出发为科学家之道德责任的限度问题提出了诸种辩 护理由，并深刻剖析了科学家道德责任之困境和两难。诚然， “大科学”的复杂性及其应用后果的某种不可预测性和不确 定性，使得科学家及其共同体不可能承担无限的或特有的、 唯一的社会责任，这毋庸置疑。但是，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就 可以滥用权威，逃避环境伦理责任。由于科学家掌握普通人 所不具备的专业科学知识，所以对于科学活动中的环境风险 有着更清晰的认识。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他们也常常作为管 理者与决策者参与其中，对自然和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因 此，对于科学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探究有着重要的现实价 值。科学共同体在科研过程和成果的应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环境治理中有着不可逃避的伦理责任。
二、责任缺失：环境风险治理陷入“科学困境” 在“大科学”时代，政治、经济和工业等的压力越来越 强有力地从外部影响着科学共同体。一些所谓客观自主性的 科学往往是带有“道德缺陷”的垃圾科学，它们甚至成为一 些政治集团或者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合法性之修辞工具，成为 某些科学共同体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在此境遇下，科学共 同体往往卷入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博弈，难以为环境治理提供 基于客观性和价值中立性的科学基础。这可以从以下两种典 型情况进行揭示。
一是由于政治的需要而有意扭曲科学结论。在科学社会 化和社会科学化急剧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当政府或企业为科 学研究活动提供资金资助，就必然将政治目的或企业利益纳 入科学共同体的考虑和权衡之中，通过“规定”和“监督” 科学知识的生产，从而对科学自身的运行逻辑产生干扰甚至 破坏。例如，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是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一个 极为重要的部分，关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数据和结论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环境决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决策。然而，“气 候门”事件却曾一度使气候问题扑朔迷离，困惑重重。
二是受利益集团影响而造成科学结论的不客观。由于现 代科学有着巨大经费需求，科学共同体对其“外部关系”的 责任却日益强化。科学家已然成为“研究承包商”，必然要 以完成提供经费的资助方所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为首要责任，所以当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利目标与科学本身的真理目标 或社会整体进步的目标相冲突时，极其“自然”的结果就是：
科学共同体对社会整体责任的忽视和放弃。
可见，由于科学与社会关系的日趋复杂，导致缺乏统一 规范和制度约束的科学家的产生，忽视环境伦理责任的现象 尤为突出。科学共同体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一般没有正式 的管理体制或成文的道德规章，然而凡是进入科学共同体的 科学家，都会受到许多不言而喻的规则的制约。
三、责任重建：超越环境风险治理的“科学困境” 随着科学活动的经济化、政治化等社会型塑力量的逐步 增强，科学共同体虽然履行一种新的社会角色、受到新的精 神气质管理，但是只有坚持环境伦理责任，才能真正为环境 治理提供客观可靠的智力基础。当然，科学共同体环境伦理 责任的加强以及对环境治理的科学困境的化解，需要一些握 准症结的现实之策，虽然目前尚未有立竿见影之捷径，但以 下设想和建议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收到积极成效。
第一，科学普遍伦理规范之建立。科学应该既是一项为 增进人类公共福利而创造、传播和运用确证知识的社会性事 业，也是一项增进人类生存环境的可持续性事业。因此应当 建立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作为学术规范的补充， 以应对“大科学”时代科学与社会互动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可以用“客观公正性”和“公众利益优先性” 这两大原则准确地概括科学共同体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客观公正性”要求科学活动在坚持客观性之外，还要确保 认知信念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使得科学知识和信念能够客观 公正地传播。“公众利益优先性”是对科学活动中各种行为 进行伦理甄别的最高标准。只有当科学活动遵循“公众利益 优先性”，保证不会对当代以及后代的人与环境造成危害时， 我们才可以继续进行研究。上述伦理规范如若能为科学共同 体所普遍秉持并内化为恒久之“精神气质”，科学与道德方 可能实现完美统一。
第二，科学家伦理责任之理性建构。随着科学与社会关 系日益复杂和密切，科学家的伦理责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 要性。尽管社会语境下的责任问题错综复杂，但是至少以下 内涵应加以明晰：一是科学开展学术评价。科学共同体要有 独立于外在的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标准。二是实现自我净化。
科学共同体要坚持客观公正的价值取向，通过他律与自律相 结合建立起内心的责任意识。三是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科 学共同体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坚持公正无私性，防止科研成 果的不当使用，倡导符合道德与伦理的科学活动。
第三，相关制度之健全和完善。强调伦理规范和责任并 不是要求我们采用一种简单的道德主义立场。“如果仅仅依 靠科学家的道德及其对公民职责的觉悟就可以保证科学的 发展和利用具有人道主义方向，那就是乌托邦主义。为此， 需要有能为科学技术进步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先进的社 会制度”。当然，除了社会制度的合理化建构之外，还需要特别重视科学职业内的集体管理、加强各种制度保障，用健 全合理的科技制度来规范科学共同体的行为，必要时还可以 通过立法将科学共同体的行为置于法律控制之下，以求通过 法律制度来约束和规范科学共同体的科研活动。
第四，以公众参与实现学术权威之平衡。从环境治理的 科学困境不难判断，有些环境风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是科 学共同体“集体不负责任”的产物。引入公众参与决策，有 利于科学共同体在进行环境决策时的工具理性冲动，通过共 同协商集思广益，可以克服狭隘的科学主义价值视点，更多 关注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变量，改变“自上而下” 的科学统治模式，推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模式，推动 科技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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