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式微与公共空间的建构_大学教师

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式微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式微与公共空间的建构 摘要:在知识社会的环境下,大学教师在知识领域的 角色从垄断者向使用者转变,大学教师知识权威从个体权威 向群体权威转变、从绝对权威向相对权威转变。在面对一个 更加开放的社会时,新型教师知识权威的建立需要我们建立 新型的外部舆论空间,搭建大学教师交往的组织空间、制度 空间、交往文化空间、学术权利空间,使得教师获得社会大 众的认可,并在公共的交往空间中树立自身的权威,形成教 师知识权威的良性循环,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发展。

一、大学教师知识权威式微的特征及表现 (一)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内涵与特征 “权威(authority)一词,属于社会学范畴,它代表 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权威者与权威对象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 支配与服从的关系。”[1]“大学教师权威是指在一定的历 史和社会背景下,大学教师在教育活动凭借国家、社会赋予 的教育权力和个人因素而产生的、能够被学生自觉接受的、 影响和改变学生心理行为的一种支配力量。大学教师权威可 分为四个层面:即传统权威、法定权威、感召权威、专业权 威。”[2]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大学教师知识权威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凭借国家、社会赋予的教育权利和个人因素而产 生的、能够被教师和学生自觉接受的、改变学生心理行为、 影响教师行为的一种专业支配力量。但随着社会日益的网络 化、数据化、信息化,大学教师的知识(专业)权威受到来 自群体内部以及群体外部(学生、其他机构)的挑战,大学 教师的知识权威逐渐走向式微。

根据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大学教师 知识权威体现以下这些特征:首先,大学知识权威是一种专 业权威,这种权威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传统权威、法定权威, 它是通过学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而获得的,体现的 是学者在某一领域中的专业影响力。其次,大学知识权威是 一种间接性的权威,与行政权威相比,大学教师的知识权威 发挥着间接影响作用,它通过专业知识的表达,通过学术影 响力潜移默化地对人们产生影响,并不是通过一种自上而下 的行政影响力来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而是通过学术影响力 来改变人们思考和行为的方式。最后,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 形成需要一定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学者若想从学 术新秀走向学术权威除了自身需要大量的来自理论、实践的 积累,更需要在这样的一个学术共同体中获得来自同行的认 可,而这样的过程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的。

(二)大学教师知识权威式微的表现1.大学教师从知识的“独裁者”向知识的“使用者”转 变 社会情境的变化使得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代言人”。

我们处在知识社会之中,我们一切活动的逻辑起点都源自于 知识。以往的大学教师生存在科层式的封闭学科体系之内, 教师通过同行公认的标准和程序来获得在某一领域里的知 识权威。个体在专业领域中的话语权决定了他个人在这一组 织内部的知识权威程度。在后现代的知识社会的语境中,大 学教师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学教师从知识的权威者变 成了知识的分享者和使用者,生活在知识社会中的每一个个 体都无法完全穷尽社会给我们带来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大学 教师在面对社会情境变迁时,原本所拥有的知识权威就会逐 渐开始式微,知识的民主化使得各个群体具备了获得知识的 权利,教师已不再独占知识的霸权地位。知识的综合化以及 不断分化造成了教师学习的速度无法跟得上知识增长的速 度。教师是一个个体,他要面对的是成倍的学生数量,成倍 数量的学生获取知识的速度和方式要比教师更加快捷和多 样。大学教师无论从个体层面还是群体层面都无法穷尽日益 增长的知识量,获取知识权利的平等化、使得大学教师逐渐 失去在知识领地的绝对权威地位,从知识的“独裁者”逐渐 向知识的从业者和使用者转变。2.大学教师从绝对知识权威向相对知识权威转变 现代大学教师生存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公共的场域之内。

随着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交往的不断加深,科学研究 的活动趋于多边的合作科研,教学活动趋向于师生之间的平 等交往。大学教师所掌握的知识内容不同,科研活动所需要 的解决问题的知识结构不同,当前科研项目的完成需要借助 于不同教师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不同知识间的共同融合和 合作。某一特定领域内的知识专家不能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 大学教师以往的知识权威丧失了其生存的合法性,知识从业 者的增多使得对知识有发言权的群体的增多,大学教师在知 识领域的绝对权威受到来自其他各方的挑战。“教师作为知 识唯一来源的传授者角色特征面临新的困境,知识的无限增 长使得任何个体想穷尽知识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3]大 学教师从绝对权威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更多的群体具备生产 知识、创新知识的角色和功能,从而弱化了教师作为知识生 产和传授的功能,使得教师逐渐走向了相对知识权威。

3.大学教师知识权威从个体性知识权威走向群体性知 识权威 以往大学教师的知识权威是在一个封闭的、特定的学科内部形成,知识权威的获得要受到学科专家的学术评价所获 得的学术声誉与知识权威。随着知识范式以及知识生产模式 转型,大学教师的知识权威丧失了原来固有的生存土壤,应 用型问题的解决不再只是某一个教师个体所能独自完成的, 需要借助于教师群体间的知识合作甚至是知识融合才能解 决。进而,教师知识权威走向了分散化,大学教师的知识权 威从个体的层面走向了群体间的层面,教师所拥有的知识的 有限性与要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的相对无限性之间发生 了冲突,单一的知识权威者只能够解决他所专长的某一领域, 而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不同学科的知识权威者需要彼此间的 合作,知识权威的形成与认可是种公共性的知识权威,是教 师在共同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所树立的,是不同学科教师 在异质性的知识权威基础上形成了这一教师群体的知识权 威,并且关于教师知识权威的评价不再仅仅依赖于同行评议, 社会其他媒介、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体都有参与评价的权利。

因此,问题解决的过程变成了教师群体性知识权威形成的过 程,教师知识权威通过不同学科间的知识权威的相互合作, 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形成这一特殊群体的共同权威。

二、大学教师知识权威式微的归因分析 (一)知识社会的与境性致使教师权威走向式微 当前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社会,与传统的计划经济环境不同,当前的知识容量不断增大,我们获得知识的途径增多, 教师在知识领域也不能够站在绝对权威的地位。知识的大爆 炸对教师的主导对位造成了消弭,教师不再是知识海洋的唯 一主人,人类知识观也经历了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实 验知识和后现代知识阶段的转型。知识呈现出了商品化的特 征,“知识的供应者和使用者与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商 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所具有的形式,即价值形 式。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 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为了交换。

它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4]。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知识获得的方式更加便利,掌 握知识权力的主体更加多元,大学教师不再是专业权威的唯 一“发声者”,教师个体的知识权威已逐渐被知识社会的与 境性所消弭,教师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权威失去了其生存的外 部制度环境,知识的商品化、知识生产机构的多样化、知识 生产主体的多样化、解决问题方式的多元化都在对教师个体 的知识权威提出挑战。“对传递确定的知识而言,教师并不 比存储网络更有能力。”[5]当前知识社会中知识范式的转 变使得教师知识权威走向了式微。

(二)大学学术组织的变革消弭了教师知识权威的组织 环境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经历了教研室—学系—学院—学部 (学科群)的变化,在跨学科组织盛行的今天,对于相关问 题的解决需要借助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某一课题或问题 的解决需要跨学科教师之间的合作。教师个体知识权威所生 存的组织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大学组织中,教师生存 在矩阵型的组织结构中,教师不仅生存在纵向的科层——学 术组织之中,同样也生存在横向的事业制——跨学科组织机 构之中,问题的解决需要多主体的共同商议和解决,教师个 体的权威逐渐式微,更加强调主体间的相互合作与沟通。跨 学科组织的增多,增加了教师彼此间的交往。在一个更具开 放性、交往性的组织空间内,教师在个体层面上很难形成其 自身绝对的知识权威,而使得教师知识权威逐渐走向了分散 化、异质化。如果说,传统的纵向科层制的学术组织结构适 合教师个体的知识权威的形成,那么当前大学组织内部纵横 交错的矩阵式组织结构更适合教师群体性知识权威的形成。

(三)知识生产模式的变革对教师交往模式产生的影响 知识生产模式从模式1向模式2进而向模式3的转变,知 识生产模式1强调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以知识的 基础性为特征,教师之间具有较强的等级性特征;
而知识生 产模式2强调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以知识的应用性、知识生 产主体的多样性、质量控制的多元化以及内部的非等级性为基本特征;
知识生产模式3强调公众和市民社会对知识生产 的作用以及功能。从传统的基于单学科的向基于跨学科的再 向基于多层次的迈进,教师从自己原有的学科领地中走了出 来,大学教师从个体的科研活动,走向了群体间的科研活动。

以往独自完成科研项目的活动日益被需要多方合作的科研 方式所取代,大学教师走向了相互间的合作。由此,关于知 识生产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了教师们在知识上的权威走 向了分散化,不再过于集中于某一个个体教师的身上。教师 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等级性的上下级的关系,而是走向了 平等与合作,他们之间存在更多的彼此认可的价值观、信念。

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变所带来的教师之间交往模式的变化直 接影响着其知识权威不再过多地集中于某一个个体之上,而 走向了群体间的知识权威。在客观上,知识的日益细化和专 业化知识教师专业权威走向式微;
主观上,教师之间交往的 紧密程度也在消弭个体的权威。

三、大学教师知识权威公共空间的建构 从社会特征角度来看,当前我们处在一个知识化、网络 化的时代,社会空间呈现出更强的开放性、公共性和交互性。

知识范式开始向后现代转变,在强调多元化、不确定性、民 主化的后现代社会中,教师知识权威的绝对化已不可能,权 威是一种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影响力,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知识的属性上来看,它是大众社会的一种“公共物品”, 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特征。知识不再仅限于教师个体 层面,而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财富。面对网络时代、信息化时 代的社会背景,教师之间交往的加深、学生与教师之间知识 沟通的逐步民主化。教师个体的知识权威走向了式微,大学 教师的群体知识权威应逐步突显。

我们生存在一个关系的社会中,大学教师不再以一个个 体人而存在,而以一个关系人而存在,教师是在与其他群体 之间的关系中构建自身的意义。同样,新型大学教师知识权 威的树立也是在一种关系型的方式下进行。教师通过与学生、 教师以及其他人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一个公共交往的关 系网络,通过群体间在知识层面的交往与互动,教师知识权 威得到认可和树立。新型教师知识权威的形成是一个在公共 空间中,不同群体共同建构的一个过程。因此,新型教师知 识权威的树立是一个搭建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 教师与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公共空间的过程。教师知识权威 是在得到了各主体的认可基础上的知识权威,构建大学教师 公共交往空间的过程就是新型知识权威形成的过程。因此, 新型的大学教师知识权威需要教师树立开放的教师知识权 威观,从组织到制度以及文化层面建立公共的交流空间,来 形成一个公共的知识权威空间。(一)建立新型的外部舆论空间 知识在不断地增长,人也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知识权 威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权威是一种相互间的影响关系。知识 权威与行政权威不同,行政权威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具有一 定的期限性,随着权力所依附职位的消失,这样的行政权威 也随之消失,而知识权威则不同,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可持 续性,如果教师个体仍在继续不断地充实自己,那么这种知 识的权威性会继续延续。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具有知识话语 权的可能已不再限定在教师这一特定角色之中。知识使用和 获取的便捷化,存储知识的技术化,以及学生获取知识能力 的增强,都给现代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带来了挑战。教师的 知识权威观发生了变化,“教师也不将权威的享有视为必然, 而是有待于在与学生的自由平等的交互作用中经由学生的 内在认同而获得”[6]。知识权威不再局限在少数的精英群 体,是精英占据的话语霸权,而是存在于教师、学生、社会 机构、公众共同交往的一种公共知识空间内。在这样的空间 内,社会组织和公众应明确自己同样具备成为知识权威的可 能和能力。新型大学教师知识权威的形成是以外部舆论空间 的建立为基础。我们需要形成一种平等的、对话的外部舆论 空间,来重新树立大学教师知识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