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廖平文献学的价值论取向
论廖平文献学的价值论取向 作为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廖平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不只是“平分今古 之论”，不只是“尊孔抑古”之论，也不只是小统、大统与天学人学和以《黄帝内 经》五运六气解《诗》《易》之论，更在于他在文献学上的价值论取向。前三者 主要是廖平学经六变的学术贡献，它早已被学界公认，已有许多学者对其作了阐 发，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廖平文献学的价值论取向则尚未被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古代经学家和文献学家中，廖平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怪才，当清廷四库馆学 者和藏书家把“弘道设教’“阐明圣学”作为文献学最高目标的时候，这位另辟蹊径 的怪才对文献学价值目标作了极具创造性的设定;当清代许多士人还沉溺于经学 文字考究中时，他却跳出文献本身大谈“致用”之学,并对今古经文文献的价值进 行了重新评估;当其他经学家还停留在吸取文献校勘理论考经时，他开始结合自 己文献学实践,拓展并升华了文献文字的内涵。下文就围绕这几个层面，具体讨 论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的主要特点及其学术价值与意义。
1文献学的价值目标：‘致用”而非“为己” ‘‘中国学问从西周初叶至清代初叶，虽然其中有注重求知识的_面， 但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之中心乃在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强调人与人之间， 如何可以谐和共处，并加以躬身实践。”00261徐复观先生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我国 古代学问的特点与不足。以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为例，它虽然提出“格 物’“致知”等目标，但此“格物致知”所追求的既非对求知的渴望，亦非对真理的探 求，而在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_个从内在自我完善到 外在实践抱负的‘‘内圣外王”之道，它是一种典型的‘‘为己”之学。正如《论语》 所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即学习的目的是提高自身修养，塑造完 美人格，而后治理国家。故儒家认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修德，目的是陶冶情操, 而非摄取知识。学问的终极目标是‘‘为己”这一传统，伴随儒家主导地位的强化而 逐渐走向极端，演变为对事功之学的忽视，而对玄学、心性、天理、宇宙观和形 而上的“道体论”等精神世界的狭隘尊崇。这种摒弃事功、脱离实际，高谈性理， 专注于内心自我修养的为己之学，遇到困难时，便束手无策了。如颜元《性理评》 中所说：“吾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_死报君恩"未尝不凄然泣下 也，至览和靖祭伊川‘不背于师有之，有益于世则未’之语，又不觉废卷浩叹，为 生民怆惶久之。”0262求学为己之传统发展至清代，学者开始摈弃空谈心性的空 疏之风，逐渐转向经世实学，强调经世致用。顾炎武认为“昔之清谈谈老庄，今 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_切不问，而曰一贯，曰 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03311他强调‘君子之为学也， 以明道也，以救世也”0498“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04166。黄宗義在《梨洲先 生神道碑文》中与顾炎武同声相应：“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 为根抵，柬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 学，故兼令读史。”5518且不说颜李学派、瑞安学派这样重实用、重实践的学派, 即便是黄宗義、魏源、龚自珍等经史家也强调经世致用，即学问的起点与终点是 经邦济世，而不仅仅是‘‘为己”。在这里，纯粹的“为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自我 修养和塑造人格”没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而“经世致用”成为了学问的终极目标。
这种学术倾向自然也影响到清代中后期的文献学家，他们开始从埋头整理文献和 传播知识中走出来，将内在自我修养、求知渴望与外在致用相结合来校雠文献。
与顾炎武、黄宗義一样，廖平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具体地说，即其 所从事的古典文献研究的价值目标，是“致用”而非‘‘为己”，是治学以济苍生而非 达圣贤之境。虽他也尊孔，但不是宣扬孔子崇高的道德境界，而是称赞“《书》 删古史旧说之罅漏，而后能别营壁垒。孔子生知前知，足为天下万事师表。六经 中《春秋》治中a《尚书》治全球，血气尊亲，同入围范。新推尊孔子为天人神 化，迥非言思拟议所可及。若以平庸求之，则个人礼德，乡党自好者类能之。即 如伦理学史画界分疆，以教化始于孔子，故必尽攻圣废经致敌情,而后可以立国。
独尊孔子，则文明不能不属吾国，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矣。”廖平曾说：“窃 治经以求实用为归，违经则虽古书不可用，合经则卽近人新作亦可宝贵。”此即 说，具体研究中，学者可根据某学说需要征引文献,阐释经典，探求文献要义,实 现经邦济世之目的。从《今古学考》中，也可看出他‘‘求实用”之思想。他说：“《王 制》一篇，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 也;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制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 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 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额，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67106《王制集说凡例》 又说：“孔子以《王制》为后世法，秦汉与《王制》不同，世遂不明此意，以《王 制》为无用之书。不知后人阴被其福而不知，如《王制》开选举,后世全祖此法。
而众建诸侯，即郡县之遗意;广开学校，亦治化之根本《中庸》之‘百世以俟圣人 而不惑’。今用《王制》之事多为益，倍于《王制》者多为害，习马不察耳。”据 此可知，廖平认为，《王制》篇对现实是有益的。所以，廖平在文献学的价值取 向上，既非专注道德精神境界，亦非仅重视学问本身研究，而是追求致用之目标。廖平代表作《古今学考》在对《五经异义疏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 今古分类条例混乱，今古杂糅，遂使今古界限模糊，后世不能区分今古。该书分 上、下卷，纠正了前人以文字、义理、师说区分今古的错误做法，明确提出用《王 制》与《周礼》及时间和地域来区分今、古学,并将孔子改制与今古学区分联系 起来,对礼制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了一套系统、清晰的理论体系， 堪称古典文献学经典的巨著，是廖平‘‘致用”的最好体现。他曾在《与宋芸论学书》 中阐述了《今古学考》写作目的：“间尝考国朝经学，顾、阎杂有汉宋;惠戴专申 训诂;二陈(左海、卓人)渐及今古。由粗而精，其势然也。鄙人继二陈而述西汉学 派，撰《今古学考》,此亦天时人事，非鄙人所能自主者也。初撰《学考》，意 在分门别户，息争调和。”_般认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 部经世致用、求国图强之作，均受到廖平《今古学考》《古学考》影响“尽管康 书亦曾反过来影响廖平，但毕竟是次要的”24。作为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廖平之所 以能取得如此杰出的文献学成就,正在于其文献学追求的是‘‘致用”而非‘‘求己”。
他认为“通经致用为儒林之标准”Efl212,他指出“古人言通经致用，旧以为将经中 所言施于政事，非也”402,治经要从《王制》入手，以《王制》统经，用策论替 代八股，用制度研究替代小学训诂“以扫—切支离破碎无用之说、不急之辨”212, 寻找切实解决国家衰敝之方法。
可能廖平自己并未意识到，他作为文献学家的价值追求，他个人治学 兴趣，他给文献学设定的价值目标，都区别于儒家求己至圣之传统。在中国古代 思想与求知之间，无用之学与有用之器间一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多数人选择追 求自身品格完善和高尚道德境界之追求，忽略学问本身对社会价值与意义。廖平 则打破传统偏见，将“致用”放在重要位置，让文献学不再是简单的文献考勘和整 理,而提升至为社会与人类发展服务之高度。
2文献价值重估：重“大义”而轻“空滑” 清代中期乾嘉考据之风的盛行，造成学术局限于狭隘的文献疏证，促 使廖平跳出了文献考证的本身,对今古经文文献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他在《经学 初程》一文中说：“子幼笃好宋五子书、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之学， 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闲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滑无实，不如训诂书 字字有意。蓋聪明心思，于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求大义， 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子》《管》《列》 《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26在“宋学义理’“训诂 文字”和“考求大义”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廖平显然更倾向于后者，在其眼中，前二者或为‘‘空滑”之学,后者则是“义实”。
在知识领域,廖平所说的“大义”是指那些不局限某一领域的统领性意 义。如他以制度为核心阐释经义：“《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至与伦常 义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义理，以义理今、古同也。至 于弟子之大义，经师之推衍，乃有取舍不同、是非异致之说。揆之於初，无此分 别。”]73廖平认为，经学文献的核心在其通行的统领性制度，它是宋学与清代汉 学区别之所在,并指出‘‘素王”之义是群经统宗〇“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 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 今《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 统宗，互相启发，箴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 之言。以六经分属帝王、周公、史臣，则孔子遂流为传述家，不过如许、郑之 比。”]175故廖平在文献整理时更关注知识内在的统领性大义。
在意义领域,廖平所谓的“大义”是指那些不局限某一时间、空间的规 律性意义。如他结合守旧与维新、孔学与天主教及西学，总结其中的规律性意义：
“今天下言治者凡二派：曰守旧。曰维新。言教者亦分二派：曰孔子，曰天主教。
夫政主维新，而教用孔子，此文质合中、礼失求野之说也。或乃厌故喜新，务求 奇辟，于西学不无异同，而独推崇其教，此君子过也。因于《四库》著录存目中 学、教二门西书提要编辑排印。分为二卷:上卷言器诸书皆著录，下卷言学诸书 皆在存目。上卷为守旧者言之，以见西学可甩《四库》于百年前已经著录，发明 其精要，则非不可从之书。维新者不惟推其学，并甘心其教，以为大公无我，远 在中国上。读此编，然后知早经《四库》驳斥，见绝于圣人，取与从远之间，宜 知抉择，而嗜奇好异，颠倒其说者，更可恍然。”又如《经说求野记》：“凡西人 诸说，皆求合于中书，不惟西说可收，古经更可因以征实而大明。孔子有言‘礼 失求野。’因取以为名焉。”廖平对比中西诸书发现，西说可在中国古籍中找到类 言，故其认为中西学具有共通的源。
当然,廖平尚“大义”而轻“空滑”，这一价值论取向虽然有很强的指导意 义，但不可否认也具有1定的偏颇。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知识是其内部所体现的 核心要义,只有寻到其根本大义才具有知识的有效性。可是，他忽视了“破碎’‘枝 叶”的文字训诂对寻找文献中大义的必要性与价值。这或许与当时时局思潮变化 有关，学者们为救亡图存，希望从古籍•或西学中找到具有指导价值的大义。不 过,我们也要看到，廖平将乾嘉盛行的文字训诂斥为‘‘空滑”之言，在清代甚至中 国古代长期形成的重‘‘至圣之道”而轻“致用之利”的人文传统中，也有其充分的历史正当性。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知识界，廖平文献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可说是别具 一格;在古代文献学家和经学家中，他这种重视揭示文献统领性、规律性大义的 意识，算是一种难得的“怪异”。
3文献文字内涵的延展:知识系统的新构与发展 除对文献目标设定与价值重估上表现十分“怪异”外,廖平在《六书旧 义》中对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的“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说，郑众倜礼》注中“象形、处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说，以及许慎《说 文解字叙》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说同样进行了新构与发 展，‘‘以班志说为主，取其先出文义较，明郑、许二家文异义，同拊解之以明其 渊源”。
廖平分析班固、郑众、许慎三人对六书的分类认为“班志前四书皆名 象，此说最古，得真实义，郑、许意虽相同，但名目改易，遂启后来异说，使班 氏最初之意反不明，故当急明班说以救之”。他指出，六书当分为象形、象事、 象声、象意四门造字法和专注、假借两门用字法，这虽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六书说类似,但改变了班固六书皆“造字之本”之说。他说：“班氏只以形、事、意、 声为名，上同名象可知，当就下四字立说，上四字或同或异，所不拘也。近人讲 六书惟知许义,不能推见原始，皆就叙说名目穿凿附会。又但知详上四字而不求 下四字实义，故说解林立,而真解仍秘形声二书，异说尚少解，解指事者就指字 立义，以为指画之形,而不知事字为何义。朱王二家指事门杂引象形中鍾象字以 为指事，犹不过百余字,会意中牵引象事门中合体字，但知会合之义，无复意皆 之分，于是六书之名棍而不清，皆解上四字不解下四字之过也。” 廖平认为，六书是按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顺序出现, 并提出象形字是合象、鍾象、加象的合体，它可分为合象例、鍾象例、加象例、 虚形象例、取意象例、记识象例、反体例、省象例、简繁例、重字例十类;象事 字与象形字相近,是六书的大门，它可分为纯就人身耦体事例、就身见事变体例、 以人依物见事例、身物并见以为事例，以物制物合二物为字、体繁不再从身取义 例，纯举事形例、纯物象事例、就物生事例八类;象意字以“意”字为据，并非全 虚字,它们也有实义，多以不同字合一字，具有简多为少的作用;象声字初以声为 主，后添形旁成本字，其中又有形、事、意之分，是四门中最复杂的一门;而转 注和假借同属用字之法类,转注以意为重，具有简多为少、异名同实等特点，它 可分为双声骈字例、叠韵骈字例、连语例、鍾言足句例、变文协韵例、错综杂出 例、由此及彼例、传注例、《尔雅》例九例;假借则与转注相反，它以声为主,只用单词只字，异实同名，有正例、变例之分，除旧说已注明的假借字外，还可分 官名例、地名例、姓氏例、计识例、品藻例、称号例、单词形况例、鍾言形况例、 语词例、双声连语例、叠韵连语例、同声通写例、叠韵例、合音例、同音例十五 类。
从这个分类系统类目来看，廖平对六书子目的分类几乎囊括了所有类 型，不仅表现出其开阔的视野，也展现了其难得的文献类例意识。譬如，从“事” 出发，将“象事”字细分为“纯就人身耦体事例’‘就身见事变体例’“以人依物见事 例’“身物并见以为事例’“纯举事形例’“纯物象事例’‘就物生事例”等八类，显示出 廖平之卓识“象事字”自许慎改指事后，学者多从“指”字考意，忽视对“事”阐释， 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王引之《经传释词》等列举的象事字中，误采象形、 象事例多，确为指事字例少。廖平所分类例中，除象意字和象声字外，突破字形 与字义二维,采用形、音、义贯通分类法，使整个知识系统更为科学。所以,廖平 在重新细化六书分类系统的同时,也新建构并发展了古代知识系统。
4结语: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廖平文献学理论与实践不仅打破了传统范式，还对后代文献学发展产 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这种文献价值论取向，在清代甚至整个古代文献学界都较为 独特，难怪他在时人与后人眼中都比较“怪异”。
我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种重视自我品格完善和精神境界 提升的‘‘至圣”之道，达到‘‘至圣”之境界成为比改变自然和社会、探索自然规律 和制度发展更为重要的目标。久而久之，使得士人逐渐失去了探究社会与自然的 兴趣，而热衷于“求己至圣”之道。这点在古代文献学家身上体现较为明显。在这 种背景下，廖平打破传统文献价值取向，将“致用”作为文献学价值目标,而非以“求 己至圣”为目的。为此,他对现有文献知识类型进行重新评估，他以从古籍中寻求 社会发展“大义”为旨归，并重新建构并发展了六书的知识系统，为传统文献学开 辟了新的精神向度，唤起了士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视，将人们的学习目标引至经邦 济世上。
在我们这个信息时代，廖平文献学价值论取向，不仅对学术研究有很 大的启发意义，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廖平文献学思想、理论和价值，相信也将 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并发掘出更多的“实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