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建党初期，列宁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敌人一见到党开展自我批评时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指出，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怕揭露自己的错误的，他还明确提出了“自我批评”这一概念。他指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已经久经战斗，决不会为这种刺激所惊扰，他们将不理会这些，而继续进行自我批评，无情地揭露自己的缺点，这些缺点是一定会、必然会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被克服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00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37页）这时，列宁总是积极地引导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他还极力主张在党的报刊上开辟专栏，让党员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经常出版《争论专页》和专门文集，力求就问题的实质来进行批评。在1917年11月10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位同志说，他“冒昧地”对人民委员的行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列宁当即纠正了他的话，指出：“这里根本谈不上能不能冒昧地进行尖锐的批评，进行尖锐的批评是革命者的责任，人民委员并不认为自己绝对没有过错。”（《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84页）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开展批评是每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还把党能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党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他认为，过去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大，怕说出自己的缺点。而我们的党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缺点，并且能够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克服自己的缺点。 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列宁总是身体力行，经常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带头作自我批评。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到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当场表示不同意，认为应该是“工人国家”。后来，列宁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指出：“讲到12月30日的辩论，我还需要纠正我的一个错误。我当时说：‘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布哈林同志立即喊到：‘什么国家？’当时，我提到了刚刚闭幕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为对他的回答。现在读到那次辩论的记录，我发觉我说得不对，而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6—237页）1920年4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派”幼稚病。列宁为了教育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写了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书中对荷兰共产党“左”倾思想方面的批评有不准确的地方。这本书出版不久，列宁收到了荷兰共产党员怀恩科普的一封批评信。信中写到：“您把这些人的行为的责任放到共产党人身上，我们不能不提出抗议。这是极不正确的。而且，这是不公正的。因为荷兰共产党的这些党员很少参加或者完全不参加我们党目前的工作，他们还企图直接或间接地在共产党内推行反对派口号；而对这些口号，荷共及其一切组织不仅过去，而且直到今天还在进行坚决的斗争。”列宁认为怀恩科普的批评是对的。这时，列宁又特地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写了《增补》，公开作了自我批评。列宁指出：“在本书俄文版中，关于整个荷兰共产党在国际性的革命政策方面的行为，我说得有点不正确。因此，我乘这个机会把我们荷兰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封来信发表在下面，并且把我在俄文版中所用的‘荷兰论坛派’一词，改为‘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94—95页）列宁改正自己错误的方法，就是这样毫无顾虑地采用了文字记载以永志后人的办法，勇敢地作自我批评，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列宁这样做，丝毫没有降低他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了他在苏俄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列宁不仅勇于开展自我批评，而且还敢于开展批评。在列宁看来，为维护真理敢于斗争而没有任何畏惧，为坚持原则开展批评而毫无苟且调和，是每个党员应尽的责任和应具有的品质。党员对于原则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面对谁，都要旗帜鲜明，敢于同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做斗争。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初
期，由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国内外反动派的武装镇压，经济上受到破坏，造成国内政治上不安定，人民忍饥挨饿等状况。如何认识这种状况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当时，从事文学工作的高尔基同志，错把由阶级敌人所造成的“城市的贫穷、困难和疾病”，都当成“是共产主义的过错”，结果，他“和共产主义的‘分歧日益加深’”。列宁对高尔基同志一贯关心和器重，但对他的这一严重错误，却当即给予极为严厉的批评。列宁给高尔基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指出这不是一个从事政治或者全心全意投入最激烈斗争的人的情绪，是不健康的结论，是病态心理。在信中，列宁再三劝告高尔基同志，要“彻底改变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但不是在……中心城市，而是在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在那里，只要简单观察一下，就能很容易区别旧事物的腐朽和新事物的萌芽”。（《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41—44页）通过列宁的批评教育，高尔基同志端正了思想认识，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农村、外地的工厂和前线，为建设崭新的苏维埃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
在列宁看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要做到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必须掌握如下几条原则。
第一，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做到实事求是。列宁指出：“每一个党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都有缺点，但是在批评缺点或向党的各个中央机构分析这些缺点时，应当慎重、合乎分寸，否则就成为搬弄是非。”（《列宁全集》第2版第45卷第78页）这也就是说，在分析和批评错误时，既不能大事化小，也不能无限上纲，而是要与人为善，实事求是；既要肯定成绩和功劳，又要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坚决反对那种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错误做法，更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出发，进行打击报复，开展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只有这样做，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克服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布尔什维克党在1921年的清党工作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担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沙彼罗同志，平时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对人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有人就不喜欢他。后来，这些人利用清党的机会对他开展了不切合实际的批评进行打击报复，说他“不是自己人”，是“异己分子”。最后，区审党清党委员会以“不坚定分子和动摇分子”为由，开除了他的党籍。当列宁知道沙彼罗被开除党籍后，十分气愤。他向莫斯科审党清党委员会写信，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沙彼罗早在十多年以前就从孟什维克转向革命方面了，指出把他开除出党是由“误会和错误造成的”。列宁在信中要求莫斯科审党清党委员会“迅速把案件审查清楚”，并把此案所作决定的副本交给他。1921年12月5日，该委员会遵照列宁的指示，立即对沙彼罗的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恢复了他的党籍。
第二，要出以公心，掌握是与非要用一个尺度。要做到实事求是，除了要有事实的出发点以外，还有一个感情的出发点问题，那就是对批评对象的爱憎建立在什么思想基础之上。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与自己亲近的人或者有利益关系的人身上，可以这么评断；发生在另一个与自己素昧平生，不关痛痒或者挟有私嫌的人身上，又是那样的评断。这就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凭亲疏感情用事。列宁指出：“在衡量一个事物时，如果根据是涉及自己的‘下级团体’（对党而言）还是涉及他人的‘下级团体’而使用两个不同的尺度，——这是很糟糕的。这正是庸俗观念和小组习气，决不是党性的态度。”（《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16页）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如果不是出以公心，使用两个是与非的尺度，就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第三，对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不许进行打击报复。列宁认为，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程中，对那些敢于开展批评的同志，要给以支持和保护，不能使其遭到打击报复。对打击报复的人，要给予严肃处理。1921年8月，有人因揭发某市领导的错误而遭到逮捕。列宁知道此事后，感到异常气愤。他立即指示：“应立即予以释放，马上把指使逮捕他的人送法院受审并清洗出党，不管他是什么人。”（《列宁文稿》第9卷第724页）
第四，对愿意改正错误的人，要既往不咎，不能抓住不放。这样做，可以使犯错误的人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使他们增加改正错误的信心。1905年，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处于困难时期，党内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动摇。“造神派”要求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合二为一。“造神派”的主要成员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宗教，是有关未来的最高的宗教。“造神派”的言论和活动直接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指导作用，列宁为此同他们展开了论战，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通过批评，卢那察尔斯基在放弃了自己的错误观点之后，仍然得到了列宁的器重。十月革命胜利后，卢那察尔斯基担任了苏维埃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一直到1929年。十月革命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武装起义的计划，认为举行起义是冒险行为。当他们的意见在党内遭到否决后，就在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上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的决定，向敌人泄露了党起义的机密。列宁气愤地斥责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叛卖行为。但是，列宁在他们承认这一错误之后，并没有将此事抓住不放。他指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和革命以后不久，俄国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我们现在不愿意再提了。为什么不愿意再提了呢？因为没有特别的必要而去重提已经完全改正了的错误是不对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9卷第415页）
列宁认为，勇敢而又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生命力之所在，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他指出：“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三番五次地作出努力来改正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55页）列宁这里说的“山顶”，是一个形象比喻，意思就是说只要勇敢而又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发现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布尔什维克党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列宁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光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理论宝库，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我们党十分重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这“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的法宝，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又一丰富和发展。可是，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在党的干部队伍内，有人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既没有勇气，也没有方法。有人甚至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表扬与自我表扬”。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私心作怪，与个人主义有关。他们怕得罪上级；怕穿小鞋；怕伤和气；怕丢选票；怕影响自己的威信；等等。鉴于此，认真学习列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和方法，对于我们克服个人主义，消除思想上的各种模糊认识，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在当前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动查找和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永葆党的先锋队的性质，是很有启迪和借鉴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