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民族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心愿。孙中山、毛泽东在有生之年，做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到的事情，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既要继承前人，又要突破前人，不断创造新方法、开辟新道路。历史选择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继承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党和人民开辟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也就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当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之时，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出现了严重曲折和困难局面。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在后来的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中国的发展始终要讲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80年代初期，他领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正确地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历史，维护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新中国确立的各项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也就维护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前提和政治基础。如果离开这个前提和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一句空话。这已经被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所证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资产阶级共和等等，初衷未尝不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但最后都是一场迷梦。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根本的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力，没有经济的振兴，民族复兴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孙中山曾经说过：为什么近代以来世界列强有瓜分中国的念头，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顶弱、顶贫”的国家。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指出过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血的教训。他还说，革命只是“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革命的“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曾经保持这一正确的认识，筹划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以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陷入僵化和错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长期没有能够转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同志振聋发聩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进而，他又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执政兴国目标。这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性转折。20多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局势出现怎样复杂的情况，我们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心一意抓建设、谋发展，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日益提高，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步一步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从这个角度，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断。它告诉人们：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变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体制带根本性的变革。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要“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是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命运，在政治上实现了“大翻身”；那么，今天的“第二次革命
”，是要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摆脱旧的僵化的体制的束缚，在经济、文化上来一个全面的“大翻身”。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是这场改革的重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设想。经过10多年的实践、探索，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同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的确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开辟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巨大的生机和活力。
邓小平同志指出，开放是中国的希望。中国的希望，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古往今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长期共存，相互交流、融汇，促进了共同发展。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发展自己，都必须主动地融入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去。近代以来，我国为什么长期落后挨打，世界上几乎一切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欺侮过我们，主要是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两三百年间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孙中山曾经感慨地说过：“中国近百年来，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小平同志仍然用这一历史教训来告诫人们：“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他敏锐地把握世界潮流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0多年来，我国的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推进，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借鉴和巨大的助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借来了他山之石。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理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许多先进人物为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奋斗，但真正把它提到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1975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达了人民群众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和追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是不足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表，使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它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找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它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第一步目标，既反映了我国国情最大最普遍的实际，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开始的。然而，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只能从这里开始。回想起来，如果当时确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步骤不是考虑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我们就有可能重复过去急躁冒进的错误，重现欲速而不达的局面。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体现和激发中华民族追赶先进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战略。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争先、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民族。这是实现民族复兴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追赶先进的意识。它向人们宣告，中国大约要用100年的时间，实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目标。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追赶“亚洲四小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设想。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明确地提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一些发达地区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个既体现雄心壮志又脚踏实地的战略目标，极大地凝聚了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经过20多年的奋斗，在20世纪末，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并实现了良好的开局。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第三步战略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还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全面振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施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一位哲人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找到了这样一个支点。他还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指导我们顺利地收回了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族复兴是相对民族衰落而言的。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主要的表现就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割地求和，从而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一次又一次地挫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澳门还控制在西方国家手中。顺利收回对香港、澳门的主权，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的意义。曾有一个时期，国际上对香港、澳门问题十分关注，有的人甚至对中国能否顺利收回对香港的主权表示怀疑。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国领导人开始还坚持认为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甚至提出用主权换治权，企图继续控制香港。对于这种无理要求，邓小平同志掷地有声地回答：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问题也是不能谈判的，不管以什么方式。他还说：到1997年中国如果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中英谈判前不久，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最终切掉了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留在中国领土上的尾巴，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在他看来，祖国统一“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早在1979年，他就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提了出来。为此，他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还针对“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从战略高度表达了解决台湾问题、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心。他表示，我们坚持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不能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党确立对台工作的方针，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现民族的复兴，不仅要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捍卫民族的尊严，还要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的新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应对战略。10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一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一个走向复兴的伟大民族的气魄和风貌。
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和他的品格风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曾经哺育了一代人，成为党和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邓小平理论哺育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新人，成为党和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途上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开拓前进的新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代新风。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奋发向上、崇尚创新、人才辈出，因而更加充满希望。他的思想理论品格和作风也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的品格风范，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一新的理论成果。全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创造新的业绩。